“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金融体系发生了巨大的改革和变动，从微观机制和市场发展来看，条件已经具备；汇率改革的重启也为资本项目开放提供了空间，目前可以说是一个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的好时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办公室主任陈道富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央行一位人士指出，目前我国的资本账户已经开放很多，现在最核心的、管得最多的是短期资本可控。他认为，有些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并不影响汇率改革，但“一定要注意利率、汇率和资本项目三者放开的顺序”。

　　人民币国际化之必需

　　工行投行部研究中心博士史晨昱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资本项目开放带来的资本流动，有利于弥补一国国内资金不足和技术短缺问题。但从中国来看，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更大的收益来自金融战略。

　　“一方面，这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所必需的。”他表示，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贸易进程速度加快，但金融进程一直滞后。货币国际化以可兑换为前提，这意味着必须实现资本账户的自由化。

　　人民币成为跨境贸易结算货币，必然会产生境外银行和企业持有的人民币缺乏投资机会、国内企业境外筹资的人民币如何回流等问题，倒逼中国加速开放资本项目进程。“这从一个侧面表明，目前中国已具备有序、渐进开放资本项目的基本条件。”史晨昱表示。

　　而另一方面，资本项目开放有利于推动我国金融业的发展。

　　业内人士指出，资本项目开放推动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渠道是通过提高国内金融系统效率和加快金融发展速度来实现。资本项目开放使得国内的金融系统参与国际竞争，引入国际运作标准，从而大大提高国内金融系统的效率，加快国内金融改革和发展。

　　开放没有时间表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资本项目开放已经做出许多有益尝试。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划分的43个资本交易项目中，我国已有12个项目完全可兑换，有16个项目部分开放。不过，最核心的借用外债、跨境证券投资、中资机构对外贷款和直接投资等项下，仍然实行资本账户管制。

　　“中国对资本项目的开放不能给自己设定时间表，而应该以条件为转移，时机成熟就可以开放，或者具备了某一个项目上的条件就可以开放。开放不是单纯为了开放，而是要保持本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为本国金融市场提高竞争力，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服务。”陈道富表示。

　　据IMF统计，一般国家从经常项目可兑换到资本项目可兑换，平均用时约为7~10年。而中国是1996年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外汇局局长易纲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从那时到现在，已经15年，长于国际上的平均值，但中国没有时间表。

　　而目前官方明确的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为，先机构后个人，先长期后短期。

　　陈道富指出，资本项目的开放和汇率、利率的市场化是相互促进的，并非等汇率完全浮动后才能开放。

　　史晨昱也指出，由于利率、汇率和资本流动间存在着高度的关联性，故应该慎重确定三者合理开放时序，避免盲目开放所带来的金融冲击。根据各国成功经验，一般是在完成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后，形成利率-汇率的联动机制，再逐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但在实际过程中可相互交叉、互相配合。”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建议，人民币汇率的自由化应该走得大一些，利率改革也应该走得大一些，而资本项目开放则要相对谨慎一些。

　　风险可控

　　“资本管制是中国维护自身金融安全的最后屏障。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应该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来考虑，而不应该将其作为解决短期宏观经济不平衡的一种手段。”余永定坦言。

　　根据国际经验，在利率没有市场化、汇率不能灵活反映市场供求的情况下，资本项目开放会出现较大问题。因此，从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现状来看，这一风险越发凸显。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表示，利率、汇率、资本项目开放协调不好，问题将会比较大。

　　“如果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没有解决，然后把资本项目开放，将会导致非常剧烈的资本流动，对金融机构带来很大风险。资本项目开放不应该走在利率、汇率市场化的太前面。”他认为。

　　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则指出：“国内的人民币资产价格比国外的要贵得多，这一水位差现在通过资本项目管制在维持。如果中国企业和居民购汇的限制取消，肯定会出现资本外流，人民币资产就形成向下的压力，这就给中国的银行体系和信贷体系带来紧缩效应。”

　　作为短期投机资本，热钱必然是随时准备撤出的资金。分析人士认为，一旦时机到来，“吃饱的热钱”就会远走高飞，中国经济就会遭到严重损失。在极端的条件下，热钱的大规模流出还可能引发严重金融危机。

　　“从长远看，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首先有一个健全的、经得起冲击的金融体系，一个有效的、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体系和一个灵活的汇率制度，”余永定表示，“当前，我们的方针应该是加强和改善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而不是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