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平安(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向全国政协十一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提交提案，建议国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引导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出口信用保险，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供支持。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该提案的观点都有待商榷。

马明哲在提案中指出，目前我国出口信用险存在覆盖率低、服务网点少、市场整体承保能力低三个方面的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健康发展；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进行出口信用险的商业化经营，并逐渐取消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覆盖率低、服务网点少、市场整体承保能力低”的表述，与现实明显不符。2010年1月26日和27日，中央电视台报道：“2009年，我国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显著扩大，对我国一般贸易出口的渗透率达到18.6%，比2008年提高12.1个百分点，其中，北京、天津、重庆、辽宁、陕西、湖北、贵州、河南、安徽、云南、黑龙江等省市超过20%”。而去年同期，根据伯尔尼协会网站的数据，国际平均水平渗透率维持在10%左右，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覆盖率远超国际平均水平。

其次，“将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交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建议没有与时俱进。小部分官方出口信用机构(ECA)的私有化趋势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并且经过20多年的发展，绝大部分国家都继续经营着官方出口信用机构，像英国这样的国家甚至将官方出口信用机构设置为政府部门。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赋予了这个故事新的版本：以ATRADIUS、COFACE等为代表的国际私营出口信用保险机构纷纷提高信用保险的价格，减少信用保险的供给，致使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信用保险缺乏可获得性；为了扩大自己国家的出口，包括英国、加拿大、德国、瑞典、日本、韩国、芬兰、挪威、荷兰等在内的各国政府都加大了对官方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持力度，扩大了承保范围，增加了其法定资本上限；就连四处推行“市场化”和“自由贸易”的美国也在今年2月发布了《国家出口计划》，要求美国官方出口信用机构要成为中小企业出口信用的主要提供来源，并将在2011年的财政预算给予其帮助。

最后，出口信用保险的去政策性经营不符合经济学规律。笔者所参阅的绝大部分关于出口信用保险的研究文献，都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将出口信用保险归属于公共物品———至少是准公共物品。经验数据表明，私营机构追求盈利的天性导致其对公共物品的提供总是有限和无效率的，难以真正承担起具有较强外部性的公共责任。在出口信用保险领域引入盈利机构的“竞争”，风险低的优质业务将让盈利机构获取，风险高的业务留给了官方机构和政府部门，这一方面与保险业经营的“大数法则”有所违背，另一方面会加大外部风险对我国财政的冲击，并与对我国促进出口的初衷背道而驰。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外需疲软、内需不足的时期，在保增长促发展的前提目标下，应在政府的统筹下，充分发挥政策性出口信用工具的作用，内需外需两手抓两手硬，为我国国计民生做出贡献。这也许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