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峰会，很容易让人想起90年前的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上，克里孟梭、劳合·乔治和伍德罗·威尔逊三人把整个世界玩弄于股掌之上，嘀嘀咕咕的密谋奠定了近20年的世界秩序，也几乎同时注定了德国未来的反抗。只是他们没想到，德国的反击会如此之凶猛，会给世界带来如此大的灾难。

　　与巴黎和会一样，哥本哈根峰会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会对未来的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其重要性不亚于巴黎和会；与巴黎和会一样，哥本哈根峰会出现了欧洲传统上的秘密外交式黑箱作业。

　　开会第三天，一份东道主丹麦牵头、发达国家“暗箱操作”的协议草案外泄，协议背离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甚至本末倒置地为一些发展中国家设置了减排义务，并且弱化了发达国家提供资金的义务。

　　“丹麦草案”内容外泄后，发展中国家迅速反击。中国、印度、南非和巴西四国的“北京文本”草案被法国《世界报》公开。另外，《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的两位主席，分别提交了自己的官方草案。

　　草案满天飞是好事，至少说明这次大会的民主氛围，至少说明世界不再是几个发达国家所能掌控；更好的消息是，中国参与的文本也出现在会场，且为各界所关注，这和三巨头密谋把德国在青岛的权益交给日本时中国代表无能为力的巴黎和会，有着本质的不同。

　　有些细节颇能说明中国在这次峰会上的重要性和外交上的有力姿态：新闻发布厅太小了，容不下那么多记者；中国的官员利用英语里咖啡的谐音，批评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还不够买一块棺材板。为了这次峰会，相关各部委的许多官员加班加点，做了精心的准备，正是对大政方针的把握和对可能出现的问题的雕琢，才有了会上的针锋相对和据理力争。

　　巴黎和会，中国是任人捏的软柿子，但外交官顾维钧为国争取权利的发言，还是赢得喝彩，说明弱国即使不能改变结果，也可以在外交舞台上展示自己的存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演讲征服了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奠定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到了2009年的哥本哈根峰会，中国不再是弱国，也不再像1955年那样被帝国主义包围，而是握着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GDP即将位列世界第二的发展中国家。

　　于是，问题来了。有人试图把中国划出发展中国家阵营，借以挑拨离间；有人提出气候变化领域“中美共治”的提法；美国人也说，中国这么有钱，如果拿纳税人的钱补贴中国，美国国会肯定不同意。

　　实际上，发达国家给中国做了一个套，目的是让“富裕的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

　　作为负责任的国家，中国则高调宣布，2020年把单位GDP碳排放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40%~45%，这个承诺让经济部门的高官担忧，认为这可能会给正在复苏的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在遭遇内外夹攻之际，中国高官三度入会场被拒的消息四处传播，给人的感觉是，中国似乎是个“受气”的角色。

　　其实不然。

　　我们大可不必被外界的吹捧牵着鼻子走，也不必时时担心自己被视为弱者。从巴黎和会的弱国到万隆会议的年轻的共和国，再到今天哥本哈根峰会上受重视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90年时间里的进步有目共睹，我们的确不能妄自菲薄。然而，我们也要看到，欧洲人善于搞均势，美国人有着放眼世界的“大棋局”意识，俄罗斯人有着谁打我、我打谁的霸气，这都是几百年的积淀。中国已经不是弱者，在体态上已经踏入大国之势，但心态、气势和历史积淀上还未达到那个高度。也就是说，哥本哈根是中国外交实现转身的地方，是直面困难和挑战的机会，尽管这只是开始。

　　中国是这个舞台上有力的一员，但不是最强大的一员，我们会争取利益的最大化，也要准备应对变局，借此推动国内的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借此改善我们的环境。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团结一致、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争取一定的合法、合理的权益。

　　尽管会议走向的主导者还是欧美，但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国家的博弈中，已经从可有可无变成不可忽视的力量。正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才让暗箱操作变得不可能，也迫使态度强硬的国家好好思量。

　　两年前的巴厘岛会议上，一万多人口的太平洋(17.43,0.05,0.29%)岛国图瓦卢代表说：“你们美国人，要么继续充当领导，要么就离开会场，不要阻碍其他国家达成协议。”最后的结果是，美国在最后一刻改变初衷，接受了巴厘岛路线图：发达国家率先做出减排承诺，并为发展中国家做出资金支持。

　　在哥本哈根，在这个为人类未来而谋划的全球性会议上，任何国家都会争取自己的最大权益，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据理力争，不拖到最后关头绝不让步。因此，峰会无论达成什么协议，都很可能是在最后时刻完成。这，就是外交的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