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60年：中国的借鉴、机遇与选择》

　　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先生在2009年贡献中国高峰会上的演讲

　　一、这就是历史。历史经常赐予人类以机遇，历史经常见证有的人能够不失时机抓住机遇，历史也经常见证有的人与机遇痛失交臂。这就是历史。

　　二、历史的经验。前些年一部热播的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介绍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九个国家成为世界大国的经历。这九个国家既有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也有巴掌大的蕞尔小国，却于500年间在综合国力上交替成为世界性大国，值得深思。这九个国家的共同点是：无不以国家强盛为目标；无不以改革体制为前提；无不以对外开放为先导；无不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无不以国民教育为基础；无不以精神文化为支撑；无不以精英人物为骨干（如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科学家牛顿；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凯恩斯；探险家哥伦布、达·伽马；文学家莎士比亚、雨果；政治家俾斯麦、大久保利通；企业家涩泽荣一等等）；无不以有为领袖为表率（彼得的“下士”经历，华盛顿拒当国王，伊莎贝拉资助哥伦布，叶卡捷琳娜学习俄语，威廉二世出资兴教，伊丽莎白一世的终身不嫁，罗斯福的新政演说，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抵抗运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等等）。这九个国家的不同点是：政体上既有君主立宪，也有共和制；经济体制上既有自由市场经济，也有计划经济；对外开放上既有基本照搬他人（如彼得一世）也有立足自身；推行手段上既有温和妥协方式也有强硬方式；对外扩张上既有武力扩张为主也有经济扩张为主（又同时表现为文化扩张）；国家统一上既有经济手段为主的统一（如德意志的取消关税）也有武力手段为主的统一（如美国的南北战争）。这九个国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记住的名言，如记者评价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时所讲的“跪下的是德国总理，站起来的是德意志精神”；如罗斯福所讲的“惟一的恐惧是恐惧本身”；如俾斯麦所讲的“没有不变的原则，没有任何国家不可以结盟，也没有任何国家不会成为敌人”；如威廉二世所讲的“靠精神的力量弥补身体的缺陷”；如涩泽荣一所讲的“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如邱吉尔所讲的“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不能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再比如“一个热爱思想的民族才能拥有思想，一个拥有思想的民族才能前进”等等。这九个国家的成功经验是：抓住历史机遇；立足本国国情；学习他人之长；培育人才为本；精神物质并举；坚持变革创新；政策刚柔有度。总之，上述九国之所以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成为世界舞台的主角，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就是：抓住机遇！

　　三、历史的教训。历史也从来不缺少与机遇失之交臂的例证。上述九国中，如葡萄牙、西班牙的昙花一现，来去匆匆；如彼得一世、路易十四的一味恃强，激化矛盾；如前苏联的体制僵化，不思改革；如拿破仑、希特勒的诉诸武力，对外扩张等等，都是后人应予引以为戒的教训。除此之外，我想说说《大国崛起》未涉及的阿根廷。阿根廷二战期间曾是世界上少有的农牧业现代化大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又一度成为经济自由化的“榜样”，可是在机遇转折期，阿根廷放弃根本，乱了方寸，不仅没有跃升为强国，反而被打回了原形。上述种种例证说明，机遇是市场的一方，人是市场的另一方。在机遇来临时如果眼界不宽，胆识不足，缺乏符合自身特点的战略思维，发展的“前奏”就会转瞬变成陨落的“悲剧”。

　　四、历史的新机遇。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或将使世界格局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今天，“东西问题”已然明显弱化，“南北问题”愈加错综复杂（八十年代初邓小平曾将当时的世界格局概括为“东西问题”即两大阵营问题和“南北问题”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问题）。未来若干年，很可能一部分“南”升级为“北”，一部分“北”降格为“南”。这是历史赐给人类的新机遇。这个新机遇当然是一个由硬实力变化到软实力变化的渐进过程，但“变”是必然的，人们可以拭目以待。

　　五、中国的机遇。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将给中国带来六大机遇。

　　一是和平发展的机遇。尽管苏联解体后世界格局旧的均势被打破，但一超（美国）多强（欧俄日中等）的新均势已然形成（尽管多强之间会不断地分化组合）。由于“一超”的世界警察职能已经力不从心（一个阿富汗已使其疲惫不堪，一个伊拉克又让其焦头烂额，一个金融危机更让其雪上加霜，再加上一个朝鲜，再加上一个伊朗，再加上拉美后院......），这个“新均势”将在未来几十年为中国提供和平发展的新机遇（当然不排除可能有“变”，但“均势”是主流）。

　　二是发展道路选择的机遇。历史已经证明了计划经济的弊端，历史正在证明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也并非万能。前车之鉴给中国在发展道路选择上以新的机遇：借鉴别人成功的道路，不走别人失误的老路，走出符合自己国情的特色之路（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有越来越多的人会把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奉为圭臬）。

　　三是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他国让位机遇。金融危机后至少先在硬实力上世界各国将重排座次，以后在软实力上也将如此这般。一些国家对此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这将是必须面对的事实。我们固然需要韬光养晦，我们同时需要有所作为。毋庸讳言，全球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提供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机遇。

　　四是文化认同机遇。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髓和生命力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认同。政治是暂时的，经济是长远的，文化是永恒的。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化也必将走向世界。

　　五是金融危机中的“市场腾空”机遇。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能源、资源类资产价格回落，为我国开发海外市场、拓展能源渠道、强化资源储备及增进科技实力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和有利的条件。

　　六是外需减少的“倒逼”机遇。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外部需求大量减少。但有压力才能有动力，这种“外需减少”同时又为我国带来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的“倒逼”机遇，即所谓“逼上梁山”。

　　六、机遇中的挑战。在世界格局变化之时、中国机遇来临之际，没有哪个国家甘心让位，因此“错肩矛盾”必然产生，这种“错肩矛盾”甚至不排除发生一定程度的政治、经济、局部军事、文化上的摩擦和冲突。消解该矛盾的方法是登高望远，大局为重，韬光养晦，大进小退，关键是有理、有利、有节。

　　七、中国的选择之一：世界棋盘上的纵横捭阖。在新机遇和新挑战并存的世界棋盘上，大体呈现出三大板块和十二个支撑点的布局。美国为一个支撑点和第一板块，欧俄日中呈四个支撑点并为第二板块（澳、加可列为欧洲点）；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非洲、拉美呈七个支撑点并为第三板块（当然上述支撑点的支撑力度各不相同）。上述板块与支撑点的形成，首先是经济利益。十二个支撑点可视为十二个大市场，各自在资本、技术、商品、资源、劳动力等方面进行交换，各取所需，保持平衡。其次是地域安全、地缘利益需要，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最后是文化、民族、宗教、意识形态、国家制度、历史恩怨的需要，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上述各板块、支撑点之间既相互需要，又相互排斥，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戒备，但总体上需要、利用是主流，否则几败俱伤；排斥、戒备将永远存在，正可为我所用。在处理各板块、各支撑点的关系时，我们既要考虑同相关板块、支撑点的关系，又要考虑同其他板块、支撑点的关系；既要考虑同部分板块、部分支撑点的关系，又要考虑同世界整体的关系；既要考虑某一板块、某一支撑点的关系，又要考虑板块内部、支撑点内部各组成国家的关系；既要考虑当前的关系，又要考虑长远的关系。总体上宜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着眼全局，把握火候，趋利避害，为我所用”的战略，利用各板块、各支撑点的矛盾与制衡发展自己，争取尽可能长的战略机遇期。对其中每个板块、每个支撑点的发展，我均乐观其成，视为各自矛盾转化为我所用的因素；对其中的摩擦和碰撞，我或避而不谈，或避重就轻，或就事论事，或义正词严，具体视我长远利益需要决定。

　　八、中国的选择之二：首先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中国能否在世界格局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之际抓住机遇，首先是要继续深化改革，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当前应切实解决好十大不平衡，即城乡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平衡、发展中的“三驾马车”不平衡（主要以出口和投资拉动，消费不足）、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平衡、发展与资源合理利用不平衡、发展总量与质量效益不平衡、当前发展与持续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物质的发展与精神的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及政治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不平衡。

　　九、中国的选择之三：金融的机遇与选择。此次的机遇系全球金融危机所给予。一方面职责所在，一方面解铃系铃，从金融方面考虑，亦需解决十大不平衡，即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不平衡，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直接金融、间接金融发展不平衡，金融创新水平与经济发展要求不平衡(这同美国过度创新的情况相反)，金融监管水平(尽管有相当大的改善)与防范风险要求不平衡，金融业发展速度与人才供应、人才储备不平衡，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与金融企业的管理水平、体制机制、金融文化建设不平衡，金融业的发展水平与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及其他参与权上的不平衡，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的经济地位的不平衡。

　　十、中国的未来。机遇正在眷顾我们，机遇也将转瞬即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倘如斯，六十一甲子，六十新起步。60年之后再起步的中国，将变为少年之中国，“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