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证券日报

1月2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了2021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

此外，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12月，在基于金额统计的全球支付货币排名中，人民币全球支付排名升至全球第四位，这是六年来人民币首次升至第四位。12月，在主要货币的支付金额排名中，美元、欧元、英镑分别以40.51%、36.65%、5.89%的占比位居前三位。日元则较此前的第四位下滑一位至全球第五大活跃货币，占比2.58%。

企业利用外汇衍生产品管理汇率风险的规模同比增长59%

2021年，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跨境资金流动合理有序，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定。外汇收支状况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涉外交易保持活跃，跨境资金流动有序。2021年，银行结汇和售汇交易合计4.9万亿美元，银行代客涉外收支规模11.7万亿美元，比2020年分别增长24%和35%，货物贸易和各类投融资活动总体保持较高活跃度。

第二，售汇率基本稳定，跨境融资意愿趋稳。2021年，衡量购汇意愿的售汇率为63.6%，与2020年基本持平。从外汇融资意愿看，呈现总体趋稳态势。

第三，结汇率稳中有升，外汇存款余额较快增长。2021年，衡量结汇意愿的结汇率为66.4%，较2020年略升1.4个百分点。截至2021年末，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境内外汇存款余额6959亿美元，较2020年末增加954亿美元，体现了企业合理安排外汇资金用途，一部分结汇，一部分以存款形式持有。

第四，外汇套期保值比率稳步增长，企业风险中性意识提升。2021年，企业利用远期、期权等外汇衍生产品管理汇率风险的规模同比增长59%，推动企业套保比率同比上升4.6个百分点至21.7%，显示企业汇率避险意识增强，风险中性经营理念提升。

第五，外汇储备余额保持基本稳定。截至2021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32502亿美元，较2020年末略升1.0%。2021年，外汇储备规模变化主要受汇率折算、资产价格变化以及储备投资收益等因素综合影响。

民间部门对外资产显著增加

王春英介绍，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扰动了全球经济复苏，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开始转向，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很多。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呈现双向波动，汇率预期比较平稳。去年全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即期汇率总体小幅升值2.6%，它的稳健性强于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货币。外汇远期和期权等专业指标显示市场对汇率预期合理分化、比较平稳。

第二，贸易投资等实体经济活动推动跨境资金流入。中国的货物进出口继续保持了比较高的顺差，按美元计，较2020年增长30%，展示了疫情下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优势。受此影响，去年企业等部门的货物贸易涉外收支顺差达到3395亿美元，相当于整个跨境收付汇顺差的95%。体现了中国良好经济发展前景对境外长期资本的吸引力。此外，2021年境外投资者增持境内的债券达到1666亿美元，人民币资产已经成为外资增配的重要资产。贸易投资等实体经济活动成为推动跨境资金流入的主要动力。

第三，我国民间部门对外资产显著增加。通过国际收支平衡表观察，在经常账户顺差以及境外资本总体流入背景下，我国对外投资尤其是民间部门的对外投资相应增长。从2021年前三季度来看，民间部门对外投资净增加4890亿美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854亿美元。境内居民通过港股通、QDII渠道对外进行证券投资接近1000亿美元。除了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外的其他投资超过3100亿美元。这显示了境内主体外汇比较充裕，增加了在境外的存款和放贷。总的来看，国内企业、金融机构等民间部门的跨境资金流动有进有出，形成了国际收支自主平衡的格局。

美联储这次货币政策紧缩外溢影响可能低于上一轮

对于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转向可能带来的影响，王春英回应，和上一轮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相比，近年来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更加突出，而且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稳定性显著增强，所以可以比较好的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王春英表示，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外资增加对人民币资产的配置，逐渐成为资金跨境流入的重要渠道。一是增长速度快。2017年扩大资本市场开放以来，2018年到2021年，外资累计净增持境内债券和股票超过7000亿美元，年均增速34%。二是提升潜力大。外资在我国股市和债市中的占比保持在3%-5%的水平，和日本、韩国、巴西等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相比都比较低，所以未来提升潜力比较大。三是投资价值高。人民币资产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收益的相关度比较低，是国际投资组合分散风险非常好的选择。所以，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这是在上一轮紧缩之后所发生的新变化。

王春英表示，本轮发达经济体在量宽期间，跨境贷款和贸易融资等资金流入有限，未来去杠杆的压力是弱的。上一轮美联储量宽期间，人民币还有升值预期，境内更多主体借了很多低成本的钱进来，所以在结束量宽的时候，这些外债要归还，压力就比较大。这一轮量宽期间，人民币汇率总体预期平稳，2020年二季度到2021年二季度，跨境贷款和贸易融资合计增长8%，低于2009年到2013年上一轮量宽期间年均21%的增速。因此，2021年下半年，美联储政策调整预期增强以后，无论是跨境贷款还是贸易融资，相关跨境资金变动比较平稳，所以未来调整压力比较低。

“美联储这次货币政策紧缩，外溢影响可能低于上一轮。我们主要的判断是，美国和非美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的同步性比上一轮好一些。美联储很注意和市场的沟通，关注就业和通胀情况，国际市场的定价会作出相应调整，因此，其外溢影响已经得到部分释放。”王春英表示。

2022年外汇市场将更趋均衡

如何判断2022年的外汇收支形势？王春英表示，内外部环境都会影响到2022年我国外汇收支的形势，2022年我国外汇市场有望呈现总体稳定，更加趋向均衡的发展态势。

从外部看，如果全球经济金融逐步向常态回归，会使得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更加平稳。未来疫情等不确定因素可能会继续存在，但全球经济从疫情中逐步恢复仍是大趋势，财政和货币政策逐步退出并趋向正常化，这会带动国际贸易和投资向常态恢复，将有助于中国的跨境资金流动向更加平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从内部看，国内的基本面稳中向好的长期趋势没有改变，继续支持中国外汇市场稳健运行。我国会继续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国家方方面面的努力会维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金融市场也会保持双向开放、稳步推进，这些努力会为跨境资金的稳定均衡流动创造非常好的政策环境。人民币汇率还会很好发挥稳定宏观经济和调节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制造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加快

从2020年至今，中国货物进出口顺差明显上升，导致经常账户顺差明显上升，未来经常账户趋势如何备受市场关注。

王春英介绍，2020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值是1.9%，去年前三季度是1.5%。初步估计，去年全年经常账户顺差和GDP的比在2%以内，处在国际认可的合理均衡区间。

从货物贸易的角度看，货物贸易顺差上升不仅体现了疫情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势，外贸提质增效深层次因素的推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贸易伙伴日益多元化，这既拓宽了我们的国际市场，同时也为更多区域贸易恢复作出了贡献。欧洲和美国依旧是我们重要的贸易伙伴和传统市场，近两年平均贸易规模分别比2019年增长19%和24%。同时，我们的贸易向其他市场的拓展成效也显现出来，比如对东盟、拉美地区的外贸规模分别增长了22%和21%。在疫情背景下，贸易伙伴实现了日趋多元化。

从服务贸易角度来看，受疫情影响比较明显，逆差维持在低位。和制造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加快。近两年服务贸易平均逆差规模大概约1200亿美元，比2019年收窄53%。主要是疫情蔓延使留学等跨境活动受到影响，所以支出也相应下降了53%。

另外，随着信息技术更迭和产业的不断转型升级，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生产性服务贸易持续发展，2021年相关的进出口呈现小幅顺差，2019年和2020年都是逆差。生产性服务贸易包括传统的加工、运输、建筑等服务，以及新兴的生产性服务比如金融、保险、电信、计算机、信息等，这些生产性服务在2021年呈现小幅顺差，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对于经常账户未来趋势，王春英表示，可能逐步向常态回归，并且保持在合理均衡区间。

“全球疫情对国际经贸活动冲击应该会有所缓和，外部需求对中国出口的拉动作用会更加平稳，也更具可持续性，留学等旅行支出可能会缓慢回升。制造业规模大、门类全、韧性强，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效不断显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会不断提升。这些情况都会支撑我们经常账户顺差运行在合理均衡区间，这些支撑还是比较坚实的。”王春英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