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政策对冲、经济恢复进程和美国大选等多因素叠加影响下，2020年美国国债市场波动剧烈，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从2019年末的1.9%上方降至2020年3月初的0.54%，之后虽阶段性回升，但2020年6月份再度回落，并于2020年8月初降至0.52%的历史低位，之后开始持续回升，目前已升至1.15%(截至2021年1月12日)。鉴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是全球最重要的中期利率指标，其走势变化势必对全球金融市场影响巨大。若从影响10年美国国债收益率的远近因素来看，2021年主要有5个影响因素。

首先，市场重估“蓝潮”影响。自美国大选以来，市场对“蓝潮”已累计出现了两次明显的反应：第一次是在2020年11月初的总统选举，特朗普在获得超过7400万选票的情况下依然败北，令市场对“蓝潮”预期升温，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自2020年3月份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回升至0.9%上方。第二次是拜登胜选被国会确认及民主党获得参议院的主控权，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一举回升至1%以上，目前已升至1.15%，是2020年3月19日以来的最高水平。期间，市场曾担忧拜登的加税政策会冲击美股，但受疫情反复的影响，市场逐渐接受“蓝潮”更有利于疫情的控制，进而也有助于经济恢复。

其次，美国消费已较早修复，利好经济前景。在CARES法案的财政纾困帮助下，美国的消费较早就得到了修复，消费者信心指数由4月份的74回升至90，同期美国商品进口增速更是由-23%回升至6%。后期若拜登拟推行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得以成行(“蓝潮”政局令其大概率落地)，将继续对美国消费构成支撑，并利好美国经济恢复前景。

第三，通胀预期持续改善。在中国需求的拉动下，自2020年5月开始，全球商品价格已持续回升了近9个月，CRB商品价格同比增幅已从4月份-17.5%的低位回升至目前的12%，与此同步，在消费被政策托底帮助下，美国的通胀预期也从0.5%的低位回升至2.1%，通胀预期的持续改善对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形成支撑。

第四，美国财政部不会特别关注10年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虽然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会增加其融资成本，但美国财政部完全可以通过国债发行结构的调整来对冲。例如，在2015年12月至2019年8月期间，美联储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0-0.25%上调至2.25%-2.50%，相应各期限美国国债收益率均有所上升。美国财政部相应对国债实际发行结构进行了调整，将1年期以内短期国债发行规模占比由71%提升至77%，2年至10年期的中期国债发行规模占比则由25%降至20%。

具体到中期国债，利率水平更低的2年和3年期的发行占比提升了10%，5年和7年期的发行占比降低了10%，10年期国债发行占比则稳定在15%。不过由于中期国债占整体的比重是下降的，因此10年期国债发行规模占整体的比重也是下降的。所以10年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并不会对美国财政部形成严重制约，换而言之，美国财政部不会特别关注10年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

第五，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压制短期国债利率，美债收益率曲线相应陡峭化。从美联储最新会议纪要释放的政策信号来看，在疫情完全平稳和经济步入持续恢复轨迹之前，美联储将维持零下限利率政策和每月1200亿量化宽松操作，加之2020年8月份美联储调整了其货币政策框架，大幅提高了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因此，目前实施的低利率政策环境还是持续相当长时间，相应3年期以内的美国国债收益率也会继续维持在极低的水平，此政策环境也有利于美国财政部控制融资成本。

短期利率在低水平的稳定叠加长期利率的上升，直接就导致美债收益率曲线陡峭化，促使金融部门开展扩张性活动，进而有助于经济恢复。美债的历史数据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债曾出现过四次倒挂(长期利率低于短期利率)，最近一次发生于疫情前的2019年的8月份。以10年期和2年期的利差为例，在前三次倒挂后回升过程中，回升幅度均超过了260BPs，目前10年期和2年期的利差已回升至100BPs以上，按照经验数据规律，后期美债曲线仍有继续陡峭化的空间。

综上五点，预计2021年10年美国国债收益率大概率会升至2%，全年波动区间在[0.8%，2.0%]，如果疫苗进展顺利，美国经济恢复进程加快，则不排除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年内就会向2.5%靠近。

大选、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等因素是造成2020年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出现大幅波动的重要因素。2021年1月美国政府将进行换届，拜登的政治主张相对于特朗普来说更加温和，而且其明确提出的推动疫情防控工作将有效改善当前美国政府疫情防控不作为的问题，在疫情防控有序推进、经济发展逐渐回暖的推动下，美国国债收益率回升将成为必然。同时对于全球来说，作为当前全球霸主美国经济复苏将对于全球经济回暖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