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已经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这种冲击最初体现在供应链中断和出行受限上，而现在，影响迅速蔓延，人们开始自发或应政府要求进行“社交隔离”，学校等公共场所关闭，大家留在家中。各行各业都停工歇业。
来源：道琼斯风险合规（ID：RiskCompliance）冠状病毒已经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这种冲击最初体现在供应链中断和出行受限上，而现在，影响迅速蔓延，人们开始自发或应政府要求进行“社交隔离”，学校等公共场所关闭，大家留在家中。各行各业都停工歇业。至于此次冲击的规模和性质，历史上没有明确的先例。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未来一个季度的产值将比2008年至2009年经济衰退最严重的那个季度降幅更大。尽管如此，以往的大规模流行病、灾难和危机事件还是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让我们了解将来可能发生什么、决策者如何使局面好转或恶化、以及可能产生的长期后果等。首先，政府和公众永远得在经济稳定与公共卫生安全之间权衡利弊。他们越重视健康和安全，短期内要付出的经济代价就越大，反之亦然。其次，灾难发生之初，决策者要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他们最初的反应往往是畏手畏脚或偏离目标的，而且往往由于存在政治分歧，政府没有及时采取更彻底的行动。“我们领悟到：必须做到速度优先、分阶段思考问题以及保持信息透明度，至于这样做的成本，放到以后再考虑。”蒂姆·亚当斯说道。在“9·11事件”和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期间，亚当斯供职于美国财政部，现在担任国际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所长。他说：“如果你行动迟缓，想制订出完美的应对措施，就会失去宝贵的时间，而且不管你的应对措施多么完美，总会有所遗漏。”第三，灾害往往会永久性地改变人们的习惯，而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和地区可能需要多年时间才能恢复。卡特里娜飓风过后，新奥尔良的人口下降了一半，虽然后来人口数量稳步回升， 但迄今还没有恢复到飓风前的水平。不过，就整个社会而言，创伤的愈合速度非常快。人类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
虽然冠状病毒不是流感病毒，但新冠疫情与20世纪的大规模流感相类似，因为它具有高度传染性和相对高的致命性。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致死率最高，导致全球至少5亿人被感染（占当时地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死亡人数至少达到5,000万；而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数据，其中美国死亡人数达67.5万人。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西班牙流感只对美国经济造成了轻微的影响。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称，美国的经济衰退始于1918年8月，并持续到1919年3月。流感可能不是导致经济衰退的原因。2006年，史蒂夫·詹姆斯(Steve James)和蒂姆·萨金特(Tim Sargent)为加拿大财政部写了一篇论文，论证西班牙流感对国际贸易、零售、铁路客运和股价几乎毫无影响。他们发现，流感疫情对美国工业生产有一定影响，工业产量在1918年10月和11月急剧下降，但部分原因在于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军工生产也随之下降。他们认为，西班牙流感只导致美国的年度工业产值下降了0.5%。
这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与现在相比，那时候需要密切社交接触的工作种类要少得多。按詹姆斯和萨金特的说法，当时从事农业、渔业和林业的人口占美国职业人口的16%；而到2004年，这一比例下降至0.3%。当时的工人几乎没有病假，也没有失业保险。因此，一旦生病或因其他原因没法工作，工人就没有了生活来源。其次，当时很多政府都专注于战事，不像现在这样重视遏制疫情；而联邦政府在抗击传染病方面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约翰·巴里(John Barry)在《大流感：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流行病》(The Great Influenza: The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andemic in History)一书中写道，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从未公开提及过西班牙流感；芝加哥的公共卫生专员甚至拒绝关闭企业，巴里引用他的话说：“我们的职责是让人民远离恐惧。忧虑比流行病更能夺人性命。”根据理查德·哈切特(Richard J. Hatchett)、卡特·迈切尔(Carter E. Mecher)和马克·利普西奇(Marc Lipsitch)在2007年所做的一项研究，凡持这种态度的城市，其民众的死亡率高于其它城市。疫情爆发16天后，费城才开始限制社交聚会，甚至还允许一个游行照常进行。圣路易斯市则在疫情爆发两天后就采取了限制措施。在疾病高峰期，费城的日死亡率比圣路易斯市高出五倍甚至更多。这里的经验教训是：美国人越愿意承受短期经济损失，就能挽救越多生命。
1957年，源自亚洲的大规模流感疫情在世界范围内造成100多万人死亡，在美国造成10万人死亡；不过，有些估算数据比这低一些。那年2月份，疫情在中国出现，6月初蔓延到美国；9月份学校开学，疫情在美国大规模爆发。根据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dical Center)下属生物安全中心(Center for Biosecurity )所做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10月7日，曼哈顿43%的学生和11%的教师因病请假；而到了10月底，全美国超过一半的县都受流感侵袭。
与1918年一样，这场大规模流行病与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但经济衰退的原因是美联储一直在提高利率，以应对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詹姆斯和萨金特发现，流感疫情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非常小的” 影响，而这主要是由旷工造成的。1957年的疫情对经济影响如此之小，原因也许在于人们普遍没有采取社交隔离措施，这与1918年的情形如出一辙。1957年，各州官员和联邦官员都接种了疫苗，这是他们的第一道防线；而在1918年，疫苗尚未问世。但是，匹兹堡大学的研究结果显示，在疫情达到顶峰时，美国所生产的疫苗只够17%的人口接种，而且最多只有60%的疫苗有效，所以它对缓解疫情效果甚微。当局拒绝采取社交隔离措施，大多数学校照常上课，很多人病情不重，医院不予以收治。1957年、1968年和2009年的大规模流感具有高度传染性，但与西班牙流感和2019新冠病毒病相比，它们的致死率要低得多。或许因为经历过这些大规模流感，公众起初对冠状病毒并不在意。现在，各国政府愿意采取比以往更具经济破坏性的补救措施。
当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驾驶喷气式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时，他们给美国人的安全感和美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民用航空停业三天；由于曼哈顿下城遭受严重破坏，股市也随之关闭；全国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往来陷入停滞；民众焦虑不安，不敢到商店和购物中心购物。当时，经济学家预测恐怖袭击将使美国经济增速放缓，并进入衰退期。人们不再愿意坐飞机，不再愿意在高楼里工作，或者不愿把办公室设在纽约市。但随后，美国经济迅速反弹。事后的结论是：恐怖袭击发生前六个月，互联网泡沫破灭早就已经引发了经济衰退，而在恐怖袭击两个月后，这场衰退就结束了。经济反弹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政府制订了激进的应对政策。市场重新开放那天，美联储及欧元区、加拿大和瑞典央行都进行了降息。在低利率的刺激下，汽车制造商推出零利率贷款，汽车销量飙升。后续没有发生新的恐怖袭击，民众对恐怖主义的恐惧感也逐渐消退。
不到两周时间，美国国会就批准划拨400亿美元用于应急重建和国土防御，并提供50亿美元现金援助和高达100亿美元的航空公司贷款担保。民主、共和两党都同意采取更多经济刺激措施，但不久后谈判因刺激计划的具体构成陷入僵局。到了3月份，国会终于通过了政府提出的一揽子计划，同意在一年内增加510亿美元预算、五年内增加940亿美元，以此刺激经济。美国经济开始复苏。目前我们能学到的也仅此而已。当时，美国政府要求民众继续工作、娱乐和购物，宣称这才是打败基地组织的最佳方式；而如今，政府要求民众闭门不出，以此消灭冠状病毒。此外，由于利率过高，零利率汽车贷款不复存在。当年“9·11”袭击对经济的冲击仅限于美国，而且持续时间很短；而如今，新冠疫情是全球性的，可能会持续好几个星期或好几个月，所以美国民众无法指望外国伸出援手来缓解国内的经济衰退。彼时美国经济展现了强大的韧性。人们迅速适应了高度戒备状态；而在接下来几年里，航空客流量以及对纽约办公空间的需求恢复到了恐怖袭击前的水平。
2003年，中国香港经历了非典疫情。此次疫情可谓新冠肺炎的预演。非典病毒最早出现在中国大陆，起初官方没有及时披露疫情，随后不得不采取严厉的隔离措施来阻止其蔓延。非典病毒可能是通过一名大陆医生输入香港的，该医生于2003年2月入住了香港的一家酒店。政府起初淡化了疫情的严重性。到3月底，香港一幢公寓大楼疫情爆发，经媒体报道之后，香港市民几乎自发地采取了社交隔离措施。“对于非典病毒的恐惧感开始在整个香港蔓延，”香港大学经济学家萧如彬(Alan Siu)和王于渐(Y.C.Richard Wong)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口罩迅速脱销，到处都可以看到戴口罩的市民。公共场所每天消毒数次；人们更加频繁地洗手，尽量不去拥挤的地方；餐馆、商店、电影院和其他娱乐场无人光顾。”
香港政府最终关闭了学校，并要求任何确诊或疑似非典患者进行自我隔离。非典疫情给依赖观光旅游业的香港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根据萧如彬和王于渐的数据，3月至5月间，日均抵港和离港旅客数量下降了80%，酒店入住率则从80%下降到不足20%。第二季度失业率飙升，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大幅缩水。社交隔离措施达到了预期效果，疫情在4月底前得到控制。在政府并未给予大量直接支持的情况下，香港经济迅速反弹。就抗击新冠疫情而言，非典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它在人们内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新的流行病出现时，香港机场会很快行动起来，检查抵港旅客的体温。1月底，大陆首次发现冠状病毒病例，之后不久，香港就开始限制游客人数，并关闭学校、政府办公室、主要旅游景点、图书馆和游泳池。香港居民普遍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此举类似于大规模疫苗接种，有助于防止传染病的传播。截至3月下旬，香港新冠病毒感染者人数已经下降，而且政府没有宣布封城。尽管如此，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与2003年一样严重。香港政府已经采取了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不是自然灾害，也没有直接导致任何人死亡。然而，它就像冠状病毒一样，起初只对个体造成冲击，但很快就吞噬了全球经济，迫使决策者以前所有未的方式作出响应。首先，美联储降低利率，并鼓励各大银行从美联储的贴现窗口借款。2008年年初，总统布什和美国国会批准了总额达1,6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大部分美国人可获得一张600美元的退税支票。到了3月份，这场危机蔓延至美国金融体系的核心。美联储和财政部动用紧急救助权帮助贝尔斯登(Bear Stearns)摆脱困境；同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破产；美联储和财政部随后救助了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和保险企业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股市遭受重创后，国会批准了总额7,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财政部通过该计划向银行、证券市场和汽车企业注入资金。2009年初，新当选的奥巴马总统主导完成了一项金额达7,87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这场金融危机造成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是，得益于美联储、“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和财政刺激措施，金融危机没有演变成另一轮经济大萧条。它还给如今的决策者留下了大量重振经济的工具和策略。这场危机还使美国政坛陷入严重分歧之中，且这些分歧延续至今。虽然“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令美国政府受益，但大多数民众认为，该计划救助的是那些引发危机的人。这种情绪引发了右派的茶党运动(TEA Party)和左派的“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 Wall Street)。如今，上述观点依旧存在。有人说，新冠疫情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不亚于金融危机；而特朗普总统和国会的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在考虑采取救助措施和其它措施抵御新的冲击时，必须要权衡上述观点。
日本东北地区发生的地震和随之而来的海啸造成1.9万人死亡或失踪，并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瑞士再保险公司(Swiss Re)将其列为人类历史上经济损失最大的自然灾害，损失金额高达2,390亿美元。该地区是全球中间部件的供货地，在地震和核泄漏后陷入停产，零部件短缺随即导致世界各地工厂停工；因为人们担心受核辐射影响，日本旅游业、渔业和农业同样遭受严重创伤。2月至3月期间，日本工业产值下降了16%，经济陷入衰退。日本最初的经济反应是典型灾后做法：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救援和重建，助推经济复苏。政府还投入资源重建该地区，截至2014年，其制造业生产已恢复到灾前水平。东京大学(University of Tokyo)的经济学家中田教授(Hiroyuki Nakata)表示，这种反应措施在短期内达到了预期效果，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效果就不那么好了。“地震过后，政府补贴东北地区企业的做法产生了积极和直接的效果，并形成了溢出效应，但一揽子计划的规模可能过大，让一些僵尸企业也活了下来。
为了解决公众害怕核辐射这一难题，在接下来几年里，日本关闭其所有核发电机，核电在日本发电量的占比从2010年的25%下降2018年的5%。 这种做法的科学性很值得怀疑。去年，马修·J·奈德尔(Mathew J. Neidell)、内田新介(Shinsuke Uchida)和玛塞拉·维罗内西(Marcella Veronesi)等学者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电价上涨后，日本家庭在天气寒冷时采暖减少，2011年至2014年间1,280人因此死亡。然而，他们指出核辐射并未直接导致人员死亡，而只是引用了外界的预测数据，称核辐射最终会导致130人死于癌症。公众对有害事物所带来的已知后果会产生抵触情绪，这是合情合理的。而政府要在公众的抵触情绪和潜在经济损失之间做好平衡，福岛核灾难就说明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直到3月下旬，新冠疫情似乎呈现了相反的风险：公众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冠状病毒威胁，从而迫使政府采取更具颠覆性的措施，即限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同时设法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抵消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与上述所有灾难一样，新冠疫情使政府、企业和公众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并且要在痛苦中权衡利弊。而新冠疫情与过往灾难的主要区别是，其规模和广度是人们前所未见的。
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