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贸易保护主义G20自当言行一致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尽管全球主要经济体齐声共讨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两次G20峰会也一致表示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一些G20成员的表现却明显言行不一。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尽管全球主要经济体齐声共讨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两次G20峰会也一致表示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一些G20成员的表现却明显言行不一。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8年10月至2009年6月,我遭遇的贸易救济调查9成以上由G20成员发起。期间,G20成员共对我发起贸易救济调查77起,同比增长30.5%,占我同期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总数的92%;涉案金额约97.96亿美元,同比增长117.7%,占我同期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总涉案金额的99.9%之多。
从国别来看,美国在6月下旬的10天内就对我钢铁产品发起3项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其中油井管案涉案金额达32亿美元;此外,美国还对我出口轮胎发起了特保调查,涉案金额高达近22亿美元,创历史之最。欧盟上半年新发起的两项反倾销调查均针对中国,正式采取的3项反倾销措施也都指向中国,并对中国线材、铝箔和无缝钢管作出了反倾销初裁。
不唯发达国家,G20成员中的阿根廷、俄罗斯、印度等贸易伙伴也开始采取种种限制进口的措施。例如,中国已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但2008年10月以来印度已对我发起了29起贸易救济调查,占同期我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总数的41.43%,调查的频率之高、数量之多及范围之广,均已超过美欧。
在贸易保护形式上,各国的保护手段也并未拘泥于传统的“两反两保”措施,而是辅之以各种技术、安全甚至以环保为名的隐性贸易壁垒。例如,美国实施《消费品安全促进法案》,欧盟颁布《能耗产品环保设计指令》实施细则,印度对17种钢铁产品实施强制质量检验措施等。此外,气候和减排问题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借口,欧美等发达国家正试图通过征收“碳关税”设置绿色贸易壁垒。
值得提及的是,中国目前还面临着投资保护主义风险,这从近来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时所遭遇的诸多阻力便可见一斑。
究其实质,贸易保护主义无异于饮鸩止渴。上世纪20年代末,美国出台《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所引发的贸易战进而加剧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惨痛教训,前事未远,今朝可鉴。
既然如此,那么,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上,缘何很多国家仍会说一套做一套呢?
笔者认为,一方面,这是在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各国现实经济利益和短期刺激经济的需求所致。另一方面,也是一些国家在极端困境中迫于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以及民众的愤怒与压力之下的“病急乱投医”。
其实,从心理而言,各国往往都期盼着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格局,但却无奈一些国家不能抵制住“投机”的诱惑,企图通过自己打一打游戏规则的擦边球来“额外获利”。譬如,为维持本国制造业便想方设法去阻止别国商品的进入,或以反对“恶意并购”或“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为名而阻挡外国的资本等等。
然而,这般获“利”通常只是自私狭隘的“短利”。其负面效应就在于,它可能削弱国家间的互信合作,从而使一些国家在采取救市措施和开放市场上犹豫不决,或者干脆也效仿设置贸易壁垒。这种情势一旦蔓延,极可能所有人都选择背弃游戏规则甚至相互实施贸易报复,其结果将是所有人都会成为“输家”,包括那些首先明目张胆挑衅规则的人。
这就好比“买美国货”条款,看似保护了美国的钢铁工业,其实得不偿失。美国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调查分析就表明,买美国钢铁会给钢铁业新增1000个就业机会,而一旦由于破坏自由贸易规则与贸易伙伴打起贸易战将使美国减少6.5万个工作岗位。
多年的实践证明,贸易保护主义存在三大积弊:首先,任何国家“先发制人”的贸易保护措施都可能招来报复进而引发贸易战。其次,贸易保护措施看似收之桑榆,但也必然更多地失之东隅:即保护了个别行业、个别群体,却会以牺牲其他行业和更广泛群体的利益为代价。更重要的是,贸易保护措施不可能从根本上增强产业竞争力,反而容易造成一国内部改革和产业升级的“休克”。
经济全球化是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必然结果。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对贸易的依存度从1990年的38.7%迅速升至2008年的69.5%,各国经济关联度极大加强。相比贸易保护主义所引发的恶性循环,各经济体只有加强互信、协同作战,通过自由贸易盘活全球市场,加速世界经济的复苏,才是正确和唯一的选择。
因此,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应切实遵守承诺,戒掉贸易保护主义的“毒瘾”,通过沟通深化互信和理解,避免因小失大、丢了西瓜捡芝麻的短视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