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吉胜

作者系外交学院教授，北京市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基地首席专家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8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

【关键词】话语；实践；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特色；中国学派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经历了40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被国际学界普遍认可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中国学派。然而，学术研究和理论构建本身也是一种实践。根据实践理论，话语促进实践，实践会强化或弱化话语，话语与实践一起促进形成某个实践共同体，影响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进而影响未来行为体的话语与实践。中国学者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实践也受所在实践共同体的影响。因此，研究实践共同体内的话语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经历了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以及如何来发展中国学派的话语转变和实践转变。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国际实践是理论创新的重要资源，同时，需要重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思考中国学派的核心问题以及如何建立理论关联。中国学者也需要思考国外学者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主要评判，如中国学者对“理论”所持的标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与困难等，从中为进一步创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获得启示。

国际关系学科自1919年创立后发展已近百年。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为人们描述、解释和预测国际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多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主导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尽管从２００７年开始，阿米塔夫·阿查亚和巴里·布赞就研究了“为什么没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一具体问题。２０１４年，阿查亚明确提出需要发展全球国际关系，以使这个领域更加包容、多元、多样。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相比，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起步更晚，真正开始研究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尽管之前中国也有一些零散的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从改革开放到今年整整４０年，尽管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创新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被国际学界普遍认可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中国学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创新方面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笔者受国际关系实践理论的启发认为：行为体的行为受话语的影响，话语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直接影响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实践反过来也影响话语。具有相似话语与实践的人们会产生共有知识，形成一个实践共同体。这样的实践共同体反过来会进一步影响未来共同体成员的话语与实践。对于学术研究而言,这种逻辑同样存在。对于中国学界，围绕某个问题所形成的学术共同体所建构的话语环境同样会影响学者的相关实践、理论发展以及知识演进。那么中国学界持怎样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话语，经历了哪些实践？外国学者又如何评价？他们的话语与中国学者的是否相同？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发？鉴于此，下文首先探讨话语、实践、实践共同体之间的理论关联。之后，系统梳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实践。在此基础上，对比中国国内和国外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主导话语，并提出未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以及发展中国学派的一些思考和建议。

1.话语、实践、实践共同体与知识传播

话语是分析社会过程、实践和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话语促进实践，实践反过来也会强化或弱化某些话语。话语与实践一起会促进形成某个实践共同体，影响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不仅仅形成表象性知识，也建构背景知识。学术研究是一种实践，研究某个具体领域的学者形成一个具体的实践共同体，学者的话语与实践受共同体的影响，同时也建构共同体本身。也正因如此，共同体外的声音有时会被忽略。对于创新性或创造性研究而言，跳出共同体之外，倾听共同体之外的声音，尤其是一些不同的评论和批评，观察和反思共同体之外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话语促进实践。话语是具有社会意义的言语行动，话语决定了具有社会意义的事情是否有效。如果没有沟通和话语，人们就无法区分行为与实践。语言传达意义，是把实践转化为社会行动的枢纽和引擎。语言自身是以“话语实践”的形式展现行动或是实施行动。不同的言辞与行为方式能够创造相互依赖的路径。后结构主义甚至认为话语起核心作用，因为不可能在话语外思考实践。按照米歇尔·福柯的观点，话语本身应该被视为实践，它可以产生一系列语言结构。这样的结构对我们“谈论客体”是必要的，比如命名、分析、分类以及解释在社会世界和物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一方面，话语不仅仅是一种经验性工具，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使用中的语言”。话语促进实践，既强化实践，也指导实践。话语本身是实践形成过程的一部分。话语把一个领域建构为具有特殊政治认知特点的领域，诸如法律、政治、艺术、宗教、意识形态以及道德等。另一方面，实践也经常是话语性的，经常伴随言语行为发生，而不是发生在话语实践之外。实践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语言表述形式，或者按照福柯的观点是一种声明，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话语文本，而是行动中的话语。话语作为在空间、关系、社会语境或是场域中所使用的意义结构能够建构社会实践，强化或弱化某些行为实践，尤其是知识和权力的实践。也就是说，话语是行为体生产知识和传播知识的重要媒介，同时也建构社会结构，产生观念倾向和权力效应。

其次，实践反过来会强化或弱化某些话语。实践把话语世界与物质世界联系在一起，并使话语和制度具体化。实践启动了某种话语的生成，塑造了某种能指结构。话语尤其强调与行为在社会语境下的内在关系。实践依赖于背景知识，知识如同意象、信念等一样，先于实践。同时，背景知识也是实践性的，背景知识引导行动。实践不仅实施行动，同时也包含和展现背景知识和话语，并物化这样的知识和话语。话语依赖重复的行动或是“常规”,否则就会逐渐消失，因为话语是社会的，是在一个共有知识或是想当然的背景下“发挥作用”。荷兰语言学家特奥·范莱文把社会实践定义为社会规范做事的方式，实践推动世界向前，并把世界联系在一起。如果说话语形成或是建构常规实践的话，那么实践本身也会促成话语的形成和话语的固化。正如西奥多·沙茨基所言，话语是存在，实践是成为，是话语的来源以及话语的最终归属。通过实践，人们会形成特定的实践知识，实践知识反过来会强化或弱化某些话语。

再次，话语与实践一起可以形成一个实践共同体，实践共同体会继续影响未来成员的话语与行为,行为体在实践过程中会形成共同的利益、知识、话语和认同。伊曼纽尔·阿德勒把实践共同体定义为一些思维相近的实践者，他们由于学习和应用某些实践的兴趣非正式或是在某个语境下聚合在一起。在一个领域的知识建构了人们的思维相似性，即在这个共同体中的人创造了一种学习的社会结构和一种共享实践，形成该共同体发展、共享和保持的知识。社会知识是由实践共同体产生，由话语和行为体的各式行动所构成。这些知识作为实践者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的背景知识会指导未来实践，实践共同体因此为行动提供了规范和认识基础。理性不仅存在于人脑之中，而且存在于这种不断积累起来的背景知识中，而理性思维和理性行为的能力首先来自背景知识。具体而言，实践共同体由施动者构成，他们通过各种网络渠道、跨越不同的地域和知识流派，通过知识和权力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产生影响。

最后，学术研究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实践，会构建实践共同体，影响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学者们围绕某个具体问题思考、交流、研讨、写作、发表。通过这样的学术实践活动，形成具体的实践共同体，促使形成某些预期、研究倾向和身份。学术研究领域的实践共同体本身就包含一个学习的过程，学者总是基于一定的背景知识进行学术研究，在研究、思考后形成自己的新观点，生产新的知识，而其他学者首次接触这样的观点，会将其作为一种新的表象性知识加以学习、消化。有些表象性知识经过长时间积累，会慢慢沉淀转化为背景知识，内化为一种意识，或是形成一些习惯，甚至形成行动和认知规范的固定模式，指导和协调行为体的行为，影响其未来的研究话语与实践。当然，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实践共同体除了知识的积累和传播之外，有时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比如产生研究的路径依赖。学者们有时会无意识地按照共同体所塑造的路径进行研究，甚至会忽视与共同体外的思想交流、忽视共同体外的意见和最新进展等，而处于自己习惯的舒适区。此外,共同体内的成员也可能会产生重复性或相似的研究。也就是说，共同体内的实践可能会自我欣赏、自我维护，导致实践的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跳出该实践共同体的视域非常有益，对一些创新性和创造性的研究尤其如此。

国际关系本身也是一系列话语实践，由不同的实践共同体构成。马歇尔·比尔认为国际关系是一系列话语实践，而并非是由共同的术语、范式或是方法论聚合在一起的“独立领域”。辛西娅·韦伯把国际关系理论描述为一个文化实践的场所，人们在这里编织解释世界的故事，赋予国际政治实践以意义，关于国际生活的意义被不断交流、建构和重构。如果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作为一种特殊的学术实践的话，那么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的活动与互动构成了一个实践共同体，尽管很多时候是无意识的。该实践共同体会强化相关的知识和话语，有时也会造成学者们的研究路径依赖或是知识固化。如果要更好地创新，审视共同体内外的话语和实践尤为重要。

2.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实践与创新的不同话语

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创立于１９１９年，１９４９年后中国开始重视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及对外交干部的培养。１９５０年中国人民大学首先成立国际关系科（外交系），１９５５年在外交系的基础上成立外交学院，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亲自负责外交学院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课程的建设，并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外交学院成立国际关系理论课题组，写出《国际斗争基本理论》一书。在１９６３年之前，外交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就已经开设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部分专业课程，如外交学院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设的国际斗争基本理论和国际关系基本理论课。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多采用宏观视角，意识形态色彩突出，如反对帝国主义、国际统一战线、批判修正主义等，同时与中国当时的外交战略联系紧密。1966-1976期间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本呈停滞状态。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中国还是根据所处的世界环境提出了一些思想理论和战略学说，如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和“中间地带”概念，周恩来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求同存异等理念，体现了中国观察和审视世界的独特视角，无论是对世界政治还是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都产生了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才真正开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具有鲜明的话语指向和实践特色。中国学者始终在沿着两个路径进行，一方面是学习、借鉴和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另一方面是努力发展自己的理论，而不是全盘照搬西方理论。第一阶段是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９年，该阶段重点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一个主导话语和争论热点。第二阶段是１９８９年到２０００年，本阶段是全面学习和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同时“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话语开始出现。第三阶段是２０００年至今，本阶段重点借鉴和吸收西方理论，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努力创新与发展的时期，主导话语转变为“如何创建中国学派”。学术论文、著作出版、学术会议等一起构成了不同阶段的实践和创新路径。从各阶段主导话语的变化和实践也可以看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和不同阶段的特点，也体现出不同的实践所塑造的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研究路径和相关知识的传播。

（一）第一阶段：引进、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话语的出现

１９７８—１９８９年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阶段，中国学者们在学习的同时，也开始思考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开始出现，学者们围绕国际关系理论是否需要中国特色展开了辩论。

改革开放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一样开始了新的发展。中国领导人做出了关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势判断。１９７９年他强调世界政治同政治学、法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需要赶快补课”。１９８０年外交学院复校后开设了《国际斗争基本理论》和《西方国际关系评介》课程，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也开设了《国际关系理论》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介绍》课程。１９８４年，《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通知》确定在高校开设新的政治理论课，如世界政治与经济和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的理论学科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际关系学在西方已经发展为非常活跃的领域，不少中国学者到美国、英国等国学习。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后对外关系有很大发展，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和说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日益得到重视。改革开放后，受各领域抓紧补课和从西方引进的浪潮的影响，中国刊出大量介绍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文章，一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著作也被陆续翻译出版,如斯坦利·霍夫曼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肯尼思·华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莫顿·卡普兰的《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卡尔·多伊奇的《国际关系分析》等，改变了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避免与西方思想接触的现象。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开始涌现。陈乐民１９８１年撰写了中国第一篇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倪世雄发表多篇文章,对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行为主义、新现实主义、博弈论、均势理论等进行了较系统的介绍。他和金应中主编的《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也于１９８７年出版。除了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外,关于苏联国际关系理论的专著和理论文章也被译为中文,学者们也撰写了相关文章，体现出苏联在这一阶段对中国学者的影响。在这一阶段，中国学者对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处于初级阶段，研究多属于零散性的学习和评介,还远未对其全面的谱系和发展脉络形成较清晰的认识。

尽管如此，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中国特色这一话语就已经开始出现，学者们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问题。王建伟等人在１９８６年就撰文,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政治学的必要性。１９８７年，强调要建立中国特色政治学，并提出了五点具体建议。当然这里是指大的政治学学科的概念，也包含国际政治学。李石生讨论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该包含的范围，并指出积极创建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已成为实践中刻不容缓的任务。学界开始了关于是否需要强调中国特色以及如何体现中国特色的辩论。持肯定观点的人认为理论都是相对的，相对性实际上就是特色，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经具备了一些特色，如中国的传统文化、三个世界理论、革命战争理论等。而持反面观点的人则认为提中国特色本身不科学，中国特色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等。与此同时，关于马克思主义，两种观点也展开了辩论，即世界是依然处于战争和革命年代还是已经进入了和平发展时代，这个辩论主题也与中国的形势发展相关。此外，本阶段的理论研究依然保持了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如认为国际关系理论除了强调主权国家外，还必须重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群众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认为这是马克思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国际关系学根本不同的特点,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国际关系理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用于指导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

学术会议方面也开始体现出对理论探讨的重视。在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和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国际关系史研究会北京分会的两次年会上，学者们围绕理论进行了热烈讨论。１９８７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在上海专门召开了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这也是中国第一次针对理论研究的全国性学术讨论，此次会议被认为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节点，与会者提出了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初步设想。会议还重点讨论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对象和框架结构，探讨行为体、体系格局等具体问题，创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成为会议的核心议题。

（二）第二阶段：学习和借鉴西方理论与体现国际政治学中国特色的主导话语

从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９年是第二阶段，相关学者继续学习、借鉴和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同时学界开始进一步总结和反思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话语集中在如何体现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跟进和研究进一步深入。更多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著作被译为中文，如《国际政治理论》《现代世界体系》《权力与相互依赖》等，中国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认知不再仅仅局限于现实主义，对西方理论的新发展开始较快跟进。例如，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英文版出版于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秦亚青就将其翻译出版。中文版的出版带动了中国建构主义理论研究的高潮，袁正清的《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郭树勇的《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都对建构主义进行了系统研究。中国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认知更加全面。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由于主流理论未能预测冷战的悄然结束而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进入了多元发展时期,英国学派、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文明冲突、哥本哈根学派、规范研究等也都很快在９０年代末进入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域，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研究视角都更加多元。

随着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认识的深入，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中国学者开始体现出较强的总结和反思意识。学者们撰写了多篇回顾和反思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论文,如《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历史回顾与思考》《政治学与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学发展２０年》《中国国际关系的战略转型与理论研究二十年》《中国国际政治研究五十年审视》《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５０年》等。在研究理论本身的同时，学者们也把理论用于分析中国的政策。对于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及其对国际关系理论影响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外交思想和理念中也得到进一步强调。１９９５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当代国际政治丛书”系列，目前已经出版了近３０本，集中体现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以及中国学者的创新努力。一些聚焦国际关系理论的出版物相继问世，如王逸舟的《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王缉思主编的《文明与国际政治》论文集等。学术研讨会更加聚焦理论研究。

１９９１年，北京大学召开“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研讨会，重点讨论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基本概念、新问题以及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１９９４年北京大学召开“２１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变化中的世界与中国以及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学科建设等问题。１９９４年５月，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与北大召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术研讨会，围绕中国特色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１９９８年，复旦大学和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继１９８７年的首届之后）召开第二届“全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的成果，讨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发展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差距，指出中国应该发展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而加强基础研究是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

在这段时间，关于建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论争掀起一个小高潮。如何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视角”和“中国风格”作为一个迫切问题被提上了研究议程。学者之间围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否需要中国特色以及如何体现中国特色展开了辩论。梁守德多次撰文强调“国际政治的中国特色”，认为中国特色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是相对与绝对、个性与共性、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一个主要的辩论问题，也成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主要话语。支持者们认为社会科学理论不可避免地要同本国文化传统与实际相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三个世界理论、革命战争理论等都是中国特色的促因。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强调突出中国特色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会削弱理论的学术性，特色形成不能预先设计。

（三）第三阶段：借鉴和吸收西方理论与建立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

从２０００年开始至今是全面借鉴和吸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阶段，同时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创新阶段，主导话语转变为建立中国学派以及如何建立中国学派。

随着更多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论著被译为中文，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和非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先后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研究也更加深入、系统。中国学者在关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同时，欧洲的研究视角也得到重视，进行的研究既包含对理论本身的探讨，也涉及对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的研究。西方理论中涉及的理论流派几乎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都有所体现，无论是宏观的大理论，还是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理论。一些跨学科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如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心理学、国际政治语言学、国际关系伦理学、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理论等。西方理论中一些最新的研究领域，如情感、实践、习惯、叙事、认识、视觉等，中国学者也都进行了探讨。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差距已经不大，缺少的是真正的创新性原创研究。

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全面认识和消化以及中国学者的理论自觉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学者理论创新的努力。英国学派也启发了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认为中国也同样可以建立自己的学派。同时，中国在实践中提出的新理念和新概念，如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等也进一步激励了中国学者的创新。２０００年，梅然在其论文中提出，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应力求体现出创造性和独立性，以求建立“国际政治学的中国学派”，这是学界首次使用中国学派一词。之后，其他一些学者如秦亚青、王逸舟、任晓等也都倾向于中国学派，而非中国特色。２００２年９月，秦亚青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从”的总序中提出：“希望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同仁通过借鉴、思考和批判，提出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中国学派。”王逸舟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意识形态色彩太重，应用中国视角，建立自己的观察角度和风格。任晓认为中国特色多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套用，赞成使用“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

２００４年是本阶段创建中国学派的一个重要节点。学者们的研究议题和讨论议题开始聚焦如何构建中国学派这一具体问题。２００４年，上海交通大学召开“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中国学派”研讨会，强调中国学派应该彰显本土文化意识，挖掘传统的国际关系思想和战略文化，要有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中国国情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三重视野，提出建设中国学派要树立问题意识。同年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七届年会上，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和本土化是学者们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之后秦亚青发表《国际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建构》以及《中国学派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两篇论文，指出了发展中国学派的主要问题和路径，这也是中国关于中国学派最有影响的两篇论文，前者在知网下载量截止到２０１８年７月６日高达５３１３次，引用１７９次，后者下载量３０８３次，引用１１０次。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更加意识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是构建中国学派的重要资源，开始更加系统地研究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理念，梳理中国的对外实践，并把它们用于理论建构中。秦亚青的系列研究成果，如《关系与过程建构：把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等聚焦中国文化中重要的关系概念和中国哲学中的中庸辩证法，对西方理论的很多核心概念，如权力、合作、治理等提供了新的阐释和理论构建，成为构建中国学派最具代表性的研究。２０１１年，赵汀阳提出的天下体系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哲学视角，也为研究世界政治提供了一个新范式，引起关注。阎学通通过探索中国历史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发展了道义现实主义。一些上海学者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共生理论。

除了出版和发表的成果之外,这段时间的很多学术活动也针对如何发展中国学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以及《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编辑部多次举办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主题也显示出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日益增强的系统性和多元性，如２００２年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比较与借鉴”研讨会、２００４年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及其批评”研讨会、２００５年的“国际关系理论非主流学派”研讨会等。２００９年，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在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之际召开“新中国六十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研讨会。２０１１年复旦大学召开“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自觉与中国学派”，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与复旦大学主办“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学术讨论会，围绕理论的本土化或是中国特色、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广泛讨论。２０１３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召开“核心概念的创造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研讨会，围绕中国学派的核心概念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具体办法。２０１７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理事会暨上海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３０周年纪念会——“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发展”在上海召开,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并将近３０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代表性论文集结出版。２０１８年外交学院召开了“全球国际关系和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研讨会，从过去探讨为何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转为探讨如何来构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就中国学派的建立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学术实践反映出本阶段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仅关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方面面，也聚焦如何创建中国理论和中国学派，指向更加明确。

3.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主导话语

根据弗雷德·哈利迪与布莱恩·施密特的研究，国际关系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受以下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内部辩论变化和辩论本身；二是社会科学领域其他学科新理念的影响；三是世界发展变化的影响。学者之间的辩论本身是影响学科演进的重要因素。辩论过程不仅产生知识，同时也形成主导话语，影响学术共同体的实践。因此，理清关于中国学派的主导话语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这一领域的知识和实践渊源。笔者对所收集的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方面的论文进行内容分析，找出了最主要话语。

第一，中国传统与文化是进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资源。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悠远的文化传统给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学术营养，必须通过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结合中国实际改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创造自己的研究话语，推动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建设，尤其是推动“研究理论的理论”。具体而言，第一个方面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国哲学使中国审视世界和国际事务的视角与西方国家不同。例如,俞正梁指出，要把构建全球和谐社会作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追求的最高目标,用和谐原则来化解矛盾、对立和冲突，利用“中”“和”建立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关键是运用好中庸之道，具体化为全球共治，和而不同，和必中节。第二个方面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一些学者强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缺少思想，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受修昔底德、霍布斯、康德、洛克、格劳秀斯、罗素等人思想的影响，他们的理念也对创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影响。同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很大程度上依赖西方的历史，尤其是１７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和哲学史。中国需要传承好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中国学派要体现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彰显本土文化意识。世界政治哲学、世界观以及道德差异一起塑造了不同的世界政治观。中国在这些方面都与西方国家不同。第三个方面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不同，这些将影响理论的构建过程。长期以来的生长环境、历史记忆和成长经历深刻影响中国人的方方面面，有时甚至是以潜意识的方式。例如，西方观念中的敌我二分、西方重视差异、中国重视共性和共享概念等。第四个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如“天下”“天下体系”“王道”。不少学者强调要发掘东方历史、文化和哲学思想的传统，超越西方主义经验论，强调“中国本体论”。第五个方面是中国的传统实践。中国崇尚独立，反对侵略和战争；热爱和平，提倡中庸，厌恶极端，追求大同盛世等。这样的实践也对发展中国学派产生了影响。

第二，中国的国际实践为建构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宝贵资源。许多学者认为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必须系统总结和分析中国的国际实践。一是总结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特色问题和主要问题。中国的历史事实至少可以作为一部分经验基础，当然中国经验不是唯一经验。二是中国领导人在不同时期提出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思想。它们一起形成了中国的集体国际政治思想，如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重视国际合作，强调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的结合，始终坚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完善和发展，既强调国家利益，也强调人类的所有利益，为国际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第三，重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多位学者认为建立中国学派需要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谱系有全面深刻的了解，认识其优点与局限，而全面解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对其进行双重阅读。在学习和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形成自己的哲学传统、社会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提出反映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价值观的理论命题或是核心概念。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只有这样才能够不仅仅满足西方的理论标准，同时也把中国理念和实践融入“主流”理论，使理论更具普遍意义。总结中国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中国逐渐融入国际体系的实践，必然要以相应的中国理论来指导,而提炼过程本身也有助于理论的进一步升华。

第四，发展学派的关键一步是发现核心问题，提出核心概念，形成相互关联和理论逻辑。学者们认为建立学派始于理论，而理论始于核心问题和问题意识。理论定然生成于特定的问题意识。秦亚青指出，中国国际关系要想产生重要的理论学派，建构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他认为上升大国的和平社会化，大国如何融入国际社会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实际问题和知识问题。２００６年，他论述“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时，认为建立理论学派要有核心理论问题，之后要有可证伪的因果关系。在如何提出核心概念方面，创造新概念、对既有概念进行重新定义及跨学科引进概念被认为是三种重要路径。把中国概念引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过程中，有两类概念可以选择：一是把表述中国历史与现实经验的概念引入，如朝贡体系；二是表示中国思想家和政治家理念、思想和学说的概念，如关系、王道、霸道等。也有学者提出应该建立正确的范式来进行理论创新，如世界秩序范式、世界格局范式等。中国学者可以以世界秩序、世界格局等为基石构建中国特色的理论范式。

第五，一些人认为发展中国理论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国际思想是发展中国学派的源泉和理论基础。当努力发展中国学派时，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坚持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基础。

除了以上这些主要话语之外，中国在官方层面也一直号召加强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国政府日益重视话语影响和话语权,２０１３年被认为是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之年。２０１３年８月，中国领导人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改善中国的软实力和中国的话语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２０１３年９月，中国政府号召要加强中国的宣传能力，改进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这也是从政府层面首次聚焦话语体系。２０１６年５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中国领导人强调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发挥更好的作用，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也要求中国学者必须有自己的理论自觉和创新意识。国际关系也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的国际实践密切相关。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广为世界接受的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人们经常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中国外交，基于西方经验的一些概念也经常被用来解释中国具体的外交政策，如用“修昔底德陷阱”来分析中美关系，用“马歇尔计划”来类比“一带一路”倡议，经常引起误解和错误认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从政府层面一直强调和鼓励发展中国理论的一个原因。对于外交理论，２０１６年中国外交部在《求是》杂志发文,提出中国已经形成了中国外交理论的基本框架。这些也为学者们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理论提供了有益的社会话语环境。

4.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外部主导话语

从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学者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实践共同体当中，而跳出该共同体之外，审视共同体之外是如何评价中国学者进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努力有益于获得一些新理念和新视角。通过外国学者这方面研究的内容，可以看出他们的主要话语如下。

第一，国际关系理论一直由西方理论所主导，可以通过发展各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改善这一状况。学者们认为，国际关系一直保持“美国的社会科学”以及“由英美主导”这一形象，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源于西方世界,具有西方印记。林赛·坎宁安—克罗斯认为，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实际上只是人们对世界多种理解的一种，但却被误认为是唯一的可能。如果要克服国际关系的这种狭隘认识，使国际关系理论真正成为全球性理论，后实证主义可以更好地为发展非西方世界理论发挥作用。因此，发展具有国别特点的国际关系学派并非新鲜事物。正如金洪珠所说，“关于具有国别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话语确实存在，并且经常会很有影响力，需要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检验。中国的努力既不新，也不是第一次，中国的努力是国际关系理论摆脱英美影响、创建本国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此外，有学者认为，目前的国际关系理论也需要新的发展动力。进入２１世纪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并没有太大的发展，《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杂志２０１２年还专门发了一期特刊，集中讨论“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因此，学者们认为发展不同的国家学派可以弥补和改进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的现状。中国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学派的一个重要可能。例如，有学者认为，发展独立的国家学派，最有可能的很明显是中国，尽管目前中国几乎还没有独立的理论。张勇进强调，中国深厚丰富的文化是探索新的世界秩序的重要途径。内莱·诺赛尔特认为中国对国际关系辩论的贡献在于把独立的国际关系术语引入国际关系中，对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第二，不少学者支持建立中国学派的努力。诺赛尔特认为，中国经常被认为是理论的检测地或是作为一般性国际关系理论本体扩展的一个潜在资源。学者们认为中国应该发展自己的理论。埃姆雷·杰米尔认为，“建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可能发展的中国学派是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挑战，会进一步使理论建构多样化和地方化”。推·多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尽管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存在一些陷阱，但这应该被视为一种反映自我反思的学术运动，它将丰富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学科的社会视角”。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与传统西方大国不同，和平崛起就是一个例子。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并没有带来冲突和战争，也没有破坏当前的国际体系。诺赛尔特认为：“中国特色已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本土的框架正在建构过程中。”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在建构中国学派的过程中可以发挥作用。学者们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基于西方文化和政治经验，对国际政治只能提供部分解释。阿查亚和布赞强调，对于国际关系理论来说，历史总是非常重要,丰富的历史和知识是发展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传统和文化孕育了丰富的国际关系理念和思想，是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资源,这也可以帮助弥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古斯塔夫·吉尔拉耶茨和景门指出：“中国人重视文化，作为中国历史的中国文化将继续对中国的方方面面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总结关于国家和国家间关系所建构的不同哲学流派非常重要。”诺赛尔特认为，传统的中国哲学与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起构成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中国的阴阳哲学、道家、佛教以及其他宗教与国际关系紧密相关，儒家思想非常重视和平与和谐，这一点可以帮助解释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此外，中国的天下体系概念与西方的国际关系体系不同，从这个视角进行研究也是一种创新，对于塑造当前的国际体系有一定意义。

第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出现与中国崛起相联系，中国目前具有发展中国学派的优势。马蒂哈·阿拉加帕指出，一个崛起的全球性大国需要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这样可以预测其他行为体可能的反应和行动，以制定自己的对外战略。崛起国可以从自己的哲学历史传统中汲取营养，创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定义和构建未来的世界秩序。人们还注意到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崛起密切联系。例如，２００７年以来，中国学者进行了大量关于软实力、和平转换、多边主义的研究，这些也反映了中国外交的一些重点。金洪珠列举了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相关的三个重要原因：“首先，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最近的发展与由于中国的崛起而导致的世界的变化紧密相关。其次，在中国的国际关系中对历史的正确使用和误用将会对历史和国际关系理论关系的理解产生影响。最后，中国国际关系不仅与中国的崛起相关，也与西方的衰落以及国际关系学科内部的反思有关。”彼得·克里斯滕与拉斯·尼尔森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预算支持的增加以及经费支持的多样化是影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一个外部因素。

除了以上积极认知之外，外部对于发展中国学派也存在一些质疑。

首先，对于中国的“理论”这一术语本身的质疑。持此类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的理论与西方世界的理论不同。根据西方认识论,理论用来描述、解释和预测。一些学者认为，在中国语境下，“理论”有其独特内涵。例如,吉尔拉耶茨与景门指出：“中国意义的理论必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强调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以及正确指引实践的有效性……这样的定义使中国在构建理论时在关于为政策决策提供指导和价值方面受实用主义驱动。”诺赛尔特指出，“必须要区分狭义和广义的‘理论’概念，要清楚中国的辩论并不一定要效仿‘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定义”。此外，人们认为，中国主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重新改造的儒家思想指导理论和政策。诺赛尔特质疑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属于“西方”理论的范畴，认为中国的理论创新展示了与西方不同的另一种可能，这种说法缺乏坚实基础。威廉·卡拉汉也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受意识形态、政策导向研究等的限制。

其次，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也存在一些疑问。持此类观点的人认为目前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普适性的理论，但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解释中国或是为非西方世界服务。对于西方世界这些理论能解释多少呢？有学者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可能是普适性的，因为它们具有更多的中国特色，而不是可以适用于全球的纯理论。一些学者也承认中国因素很重要，值得学习研究，可以把它们融入西方理论中。但是，这并不能被视为创新。也有学者认为没有必要创建一个中国学派，因为对于中国学派、日本学派、非洲学派而言，它们都始于当地文化与逻辑，这种努力只是以独特性之名来强调自身的优越性，把自己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区别开来。

再次，共同体外部学者也分析了建立中国学派的困难与挑战。此类学者支持建立中国学派，也相信是可能的。但是，他们同时也指出在这个目标实现之前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例如，阿查亚认为，发展中国学派的原则与促进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原则相同，是实现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重要步骤。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考虑中国学派在中国有多少影响力？普适性如何？他同时也强调，在亚洲，中国最有可能发展出中国学派。关于挑战，金洪珠总结了五点：例外主义；二元性；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和思想的浪漫化；一个大国的自我意识之外的幻想以及直接明确地提升国家利益。以例外主义为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被认为应该是“以中国的资源为基础，但又超越中国问题至上，而不是广义上既包括中国资源，也包括非中国资源；既针对中国问题，也针对非中国问题”。

最后，对于中国理论接受度的质疑。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其他国家的人不具备中国人的背景知识，缺乏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的理解,中国的理论可能不会被外国人接受。例如，对于外国人来说很难理解道家、阴阳、佛教等，而基于类似的中国元素所构建的理论对外国人来说就更难理解。一些学者认为：“关于中国学派的话语是关于中国未来、关于动机的话语，也是关于理论构建、目的和意义的话语。”关于中国理论在国际层面的传播，中国学者需要在把中国概念、中国理论用于解释更多的全球问题方面做更多的努力，使其在国际上被更好地理解和接受。

5.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思考与建议

通过对比中外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主导话语，尤其是从非中国学者针对中国学派所给予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两类话语既有分歧也有共识。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未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与中国学派的发展需要重点注意五个方面。

第一，需要思考理论的定义，尽管不同的中国学者提出或发展的具体理论可能不同，如核心问题、逻辑以及表象等。正是由于对理论定义的不同以及对理论所持的不同标准，中国学者笔下的理论也给中国以外的读者造成了一些误读，例如，有时把政策性理论与知识性理论混同。这也导致其他国家学者对中国学者理论研究认识的片面性，甚至导致误解。例如，有学者认为，“关于发展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辩论不应被理解为抽象的理论讨论，而应被视为当前全球政治的变化以及对中国影响的体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是受实用主义影响，要对政策制定具有指导作用。”但是,如果我们审视一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研究就会发现很多理论都不属于此类。因此，对于理论研究而言，要明确政策性理论与知识性理论的各自特点。针对理论普适性的质疑，也可以解构这种传统的认知。社会理论本身与自然理论不同，涉及更多的理解与诠释，文化是构建社会理论的重要源泉,社会理论都是在一个相关的社会环境中产生，必定带有一些地方印记,绝对、完全的普适性是不可能的。对于社会理论而言，一元的普适性本身就存在局限，普适性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多元的普适性。

第二，需要加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间以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内部的对话。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对话本身是相互学习、相互启发、互补、互惠的过程。对话需要双方打破原有的认知定式和认知框架，打破原有认识论的束缚，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进行交流，只有这样对话才会真正起作用，否则就会形似神异。对于理论创新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例如，江忆恩直接提出了“东亚可以为国际关系理论带来什么”这样的问题,指出不仅东亚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需要更多地结合东亚经验的理论研究，西方的学者也需要更多的反思意识，把东亚考虑在他们的理论应用范围内。阿查亚也指出，未来关于亚洲的理论的发展，一个重要方面是进行更多的跨国、跨区域对比研究，而不仅仅局限于单个国家，这样可以更好地验证所提出的理论。阿拉加帕认为，亚洲的国际关系专家和后结构主义国际关系学者之间缺少直接的对话，因此，非西方世界实际上是在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和基本范畴来分析和分类。只要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论继续局限于科学的西方哲学，国际关系学科的这种狭隘偏见就不会改变。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罗西塔·德力澳斯指出，当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哲学在规范性的软实力以及制度建设方面发挥作用时，双方相互才能产生最好的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哲学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对话。同时，不同区域之间的对话也需要加强。彼得·克里斯滕森指出，近年来，尽管以美国为中心、其他区域为辅轴式的对话一直在加强，不同的区域与美国这一中心总是存在一些联系，但不同区域之间即各辅轴之间的联系却很少，如欧洲和中国之间的理论对话、融合和交流几乎没有。中国学者在宣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全球的同时，也需要清楚原因，从而进一步对西方理论进行改进和修正，或是从中为建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吸取经验。当然，对话的方式有多种，如学术研讨、发表成果等。本文在梳理文献过程中也发现，尽管中国学者在中国期刊发表了大量关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论文，但是在国外期刊发表的此类文章非常有限，这种状况不仅影响了中国理论的国际化过程和结果，也直接影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话语权。在西方理论已经长期主导国际关系理论界的情况下，中国理论在被接受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就更大，英国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受到很多美国学者认为其不是真正理论的质疑。中国学者除了与国外学者进行对话之外,也需要加强中国共同体内部的对话。尽管中国学者近年来在创新概念、核心问题甚至是体系理论方面都取得了一些突破，但是要把这些理论发展为一个广为世界接受的理论或学派，共同体内部的对话也需要加强。一个学派不仅需要核心问题、核心理论，同时也需要一批学者来共同推动，使其具有可持续性。从个体和个体理论到发展成为学派之间还存在一定距离，形成一个学派还需要多方努力。

第三，需要构建良好的学术环境，加强个人学术训练。理论化过程无论是对学术训练还是个人创造性都有很高的要求。尽管影响理论创新的因素很多，如社会环境、创造性思维、学术训练以及主观意愿等，但最后还是依赖于学者个人本身的学养。以结构现实主义的提出为例，尽管有行为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辩论的积累作为学术背景，但最后还是由华尔兹本人发展了结构现实主义，并使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入了更加简约、更加科学的阶段。一位优秀的学者需要在理论、方法论和经验研究层面都受过良好的训练，同时也要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和学术付出。对于发展中国学派而言同样如此。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而言，学者不仅需要扎实的国际关系理论功底，同时也需要系统的国际关系史、政治思想史、方法论以及哲学等方面的训练。如果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被视为发展中国学派的主要资源的话，那么在这些方面的知识、技能和学术背景也与学者所具备的国际关系领域的知识和训练同样重要，而这恰恰是很多学者所欠缺的。尽管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理论构建的重要资源，但是这些年来真正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并将其运用到国际关系理论构建过程中的学者少之又少。此外，近年来尽管学界鼓励跨学科创新研究，但是真正接受过跨学科训练的学者数量也极小，以至于很多此类的研究只能止步于表面或是零散性研究，无法系统深入。除了个体层面，社会学术环境也是影响理论创新的一个客观条件。学术环境可以包括政策导向、学术辩论、学科本身发展、学术资助和学术时间等，这些将直接影响学者的主观努力和客观条件。

第四，需要进一步解释当前世界变化，凝练中国经验，完成从特殊到一般的理论化过程。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而言，国际形势的变化为激发创新理论和完善现有理论提供了经验基础。一些大的转型、新的困惑、理念变化和新现象等都会激发理论思考和创新。回顾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世界的转型会迫使人们思考背后的原因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原有的理论就会被质疑,新的视角就会被引入，冷战的悄然解体导致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国际舞台上出现的新现象和新行为的解释会引发更多的理论思考，尤其是对那些非正常现象。如果审视当今世界，许多新变化、新挑战还需要新的解释。为何“伊斯兰国”能在短时间内异常突起？为何世界似乎越来越碎片化和逆全球化？对于世界而言，中国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点。例如，在历史上中国塑造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国际体系或是一种地区性的世界秩序，西方学者也对此类问题进行了探讨，而中国学者更需要从理论层面思考这些问题。有些学者在评论中国理论研究时指出中国的理论主要是为解释中国的政策，为中国政策服务。尽管这样的判断并不准确，但至少反映了一个问题,即关于理论的一些内涵被误解。例如，天下体系被认为是要代替当前的现代体系，被贴上了“二元对立思维”的标签，认为是强调中国的例外论。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和平发展，认为这就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很显然，这些实践并没有被很好地总结和讲述。理论源于实践，同时理论也要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要概念化，要经历从特殊到普遍的凝练过程，理论和政策的阐述和解释本身也是叙述的过程，叙述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接受度。例如，有学者专门研究美国历届总统如何叙述自己的安全政策，如何讲故事，具体分析哪些成功、哪些不成功以及背后具体的原因。弗洛里安·施耐德强调，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会挑战西方的理论，但同时也需要更多的经验验证以及与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融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外交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概念和新政策，有些甚至与西方理论的逻辑相悖，与西方国家的传统做法相异，如新型大国关系、伙伴关系、“一带一路”倡议等，要把这些转变为理论并非易事，中国当前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在这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更大。丰富的外交实践是针对理论进行经验性研究的重要资源，但是如果凝练和叙述不恰当，很容易被贴上民族主义、例外主义、狭隘主义、至上主义等标签，它们就很难对理论构建产生积极影响。

第五，需要克服固化思维。对于学术研究、学术交流来说，互文性无所不在，学者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形成一个学术实践共同体。学术共同体积极的方面是产生新的知识，促进了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使相关的知识很快完成社会化过程。但是，在一个共同体内，当某些观点或知识由新的表象性知识内化为背景知识时，也会产生一些固化思维，导致相似的实践，体现了这个共同体对研究的限定作用。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这个问题非常普遍。例如，中国学者在发展理论过程中经常强调儒家思想，但是其他思想基本被忽略。同时，人们对于一些解释不了的“不正常”现象则简单忽略。例如，在谈到发展理论需要总结中国外交实践对理论的影响时，很多学者都提到了这个观点，但是真正总结的并不多。本文在分析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文献过程中也发现存在大量重复性研究设计和重复性研究。

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经历了４０年的发展，在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习、借鉴和批判的过程中，中国学者也在努力创新，发展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回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４０年努力，中国学者还是取得了不小的进步。相关的话语也从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转变为创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和如何来创建中国学派。通过这样一个话语和实践变化过程，中国学者也形成一个实践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又反过来会影响未来行为体的话语与实践。其他国家学者也对中国学者的努力进行了不少研究。他们对这些努力的评析也反映出中国学者所忽略的一些问题。通过对比，可以进一步明晰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与发展中国学派的路径,如进一步明确理论的内涵和标准，明确核心问题与概念，在加强内外对话和区域间对话的基础上发展出逻辑的理论关系，挖掘中国的传统与文化，更好地总结中国实践，尤其是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的变化而提出的新理念、新政策和新行动等。经过过去４０年的积累，中国学者更加自信，具备了更强的理论自觉，也具有了更强的文化意识与历史意识。简言之，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客观条件４０年间都发生了变化，中国学者围绕中国传统、中国文化、中国经验、中国概念等进行的理论创新已经引起国际学界的关注和辩论。未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继续加强与外界对话的同时，需要继续从中国传统和中国经验中汲取营养，同时也要关注其他国家与区域，既要解释中国的特性，也要思考解释世界的普遍性。只有这样，中国国际关系或中国学派的理论才会被广泛接受。它将拓宽和补充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使其更加国际化、更具全球性。（注释略）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8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