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的信贷井喷无疑使得本土CFO们强烈地感受到“春天来了”的气息。仅今年前五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5.84万亿元，上半年新增信贷超过6万亿元已成定局，有专家预测可达6.5万亿元。这意味着，上半年的信贷投放将超过新中国成立60年来任何一年的投放总量。

然而近几个月来，越来越多的企业资金部经理和CFO感觉到，原本寻常的银行信贷政策悄然增加了的一个全新的变量——环保与信贷挂钩，申请项目贷款或融资必须先过环保核查关。

其实，金融与环保结合并非中国独创，“绿色金融”这一概念在国际上已流行多年，它是指应用多样化的金融工具来保护环境，减低能耗，实现人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绿色金融主要包括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三种。由于后两者刚刚起步，且规模和作用比较有限，因此目前的绿色金融主要方式还是指银行的绿色信贷。如果考虑到国内企业的融资管道仍有八成以上来自于银行，此次通过信贷与环保挂钩的方式，使得在之前苦苦压缩而不可得的节能减排目标很可能将迎来全新的局面。

蕾切尔·卡逊在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开启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注意，促使环境保护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面前，各种环境保护组织纷纷成立，从而促使联合国于1972年6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开始了环境保护事业。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也是从停止沙城农药厂的DDT生产开始的，而后全面禁止了DDT的生产和使用。

而绿色信贷的新政，能否能在这个信贷井喷潮中给国内大批环保水平低劣的企业以一个“寂静的春天”，而给那些清洁能源、和谐生态的新生力量们以一个生机盎然的“繁荣的春天”？《首席财务官》杂志组织多名记者穿梭于银行与企业之间，试图为方兴未艾的绿色信贷勾勒出一幅全景图。

早晨，湖边寂静无声。三只小兔快活地扑蝴蝶。忽然湖中传来“咕咚”一声，这奇怪的声音把小兔们吓了一大跳。刚想去看个究竟，又听到“咕咚”一声，这可把小兔们吓坏了，“快跑，咕咚来了，快逃呀！”一路上被“咕咚”吓跑的动物越来越多，直到大家发现所谓“咕咚来了”不过是熟透的木瓜掉入水中而已。此时重温曾经令“80前”耳熟能详的国产动画片《咕咚来了》的这段故事，对于深入理解曾经被普遍视为另一个“咕咚”的绿色信贷尤其有意义。

一个银行的支行行长抱怨道，不久前他刚刚给某从事晶体硅太阳能组件生产的制造商放了一笔上千万美元的贷款，而几乎在同一时间，他的另一家客户—— 一家水泥生产企业却因能耗和粉尘排放“两高”而没能通过在总行的贷前审查。

事实上，绿色信贷真的来了，而不仅仅是个“咕咚来了”。

2007年4月1日起，企业的环保信息纳入到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央行要求商业银行把企业环保守法情况作为审办信贷业务的重要依据。

2007年6月底，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指导节能环保领域金融服务工作的意见，对中国银行(4.47,-0.01,-0.22%)业提出，要充分认识改进和加强节能环保领域金融服务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改进和加强对节能环保领域的金融服务，合理控制信贷增量，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加强信贷风险管理，促进经济、金融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2007年7月，央行、银监会和国家环保总局联手构筑绿色信贷机制，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违法的企业和项目进行信贷控制，以绿色信贷机制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

然而，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内实体经济的低迷不振，或多或少使人对绿色信贷从理想到现实打上一个问号。毕竟，传统意义上认为投资环保投资大、周期长、回报慢的观点仍然占据相当的主流地位。为深入研究“绿色信贷”的现实可行性、目前执行状况、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首席财务官》杂志对绿色信贷的先行者——多家企业和银行进行了广泛的深入访谈，结果发现，“绿色信贷”不仅看起来很美，而且有着可预期的未来，但即便如此，受制于目前国内绿色产业链尚不完善，涉及绿色信贷无论是从银行还是从企业的角度看都将是一个无比审慎的决定。

幻影vs。现实

澳洲会计师公会今年6月25日公布的《中国经济复苏调查》结果显示，60.4%的受访者预期中国经济有望在2009年第四季度至2010年上半年开始复苏。41.1%的受访者认为，包括环境建设在内的中国政府启动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是刺激中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而在带动中国经济复苏的行业里金融行业排位第三。

曾担任一家“绿色”公司CFO多年的黄振胜表示，“绿色信贷”的概念不仅很“热”，而且的确代表了未来信贷标准的趋势。国外“赤道原则 ”(the Equator Principles，简称EPs)早已成为大型金融机构信贷业务的基础。虽然赤道原则是根据世界银行及其所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为项目融资于 2003年6月制定的一套自愿的环境和社会原则，但截至2006年6月，已经有41家银行接受赤道原则，项目融资总额约占全球项目融资市场总份额的 80%。“因此，企业应该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尽早对其理念以及由其引发的对市场和产业变化的机会做出充分的部署和资源配置。“目前预备上市的中国公司都要通过环保方面的审核；同时如果企业的产品不是环境友好型的，在再扩充产能的时候也得不到银行的信贷支持。”

以生产健康食品“玉米油”为主的山东三星集团CFO王福昌进一步表示，在今天的经济环境下，与“绿色”相关的项目更是值得企业认真考虑的投资方向。“企业的技术改造应该始终围绕着国家提倡的路线走。目前公司在环保、节能方面均走在全国同行业的前列。”

据王福昌介绍，玉米油生产过程中需要耗能的环节都是对健康产品目标有碍的环节，所以减少耗能工作对确保产品质量有利也对保护环境有利。“举例说，中国的油脂精炼脱蜡，均采用低温脱蜡技术，而脱臭和脱色则需要高温，既加长了生产的过程增加了成本，也对产品质量造成不稳定。我们公司的专利技术采用了常温脱蜡脱色脱臭一步法，大大降低了能源消耗，降低了成本，稳定了产品质量。其中降低能耗本身就是对环境的有效保护。”

在操盘绿色项目上拥有丰富经验的王福昌特别强调，与银行间开展合作则是项目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目前，中国的企业对金融的依赖程度很高，从流动性方面，财务成本方面都与金融部门采取的政策成紧密相关的态势，企业与金融不能协调一致，将导致企业被边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流动性降低，现金净流出直至倒闭破产。”

山东三星旗下的星宇机械公司为风电企业生产配套风力发电的塔筒。由于新能源项目是国家重点扶持的项目，金融部门均看好项目的发展前景，因此，公司的风电设备项目得到了银行的支持。

无独有偶，作为一家专业生产汽车零部件的公司，亚新科工业技术有限公司也已经成为绿色能源的受益者。亚新科财务副总裁丁正东表示，目前公司正在研发的产品中就有介于纯粹意义上的清洁能源和传统油汽能源之间的产品，这个产品定位是基于对市场走势的谨慎判断。“我个人认为未来15年传统油汽能源将仍然占据市场的主流，清洁能源的市场份额最高会在30%左右，但这个趋势是不容置疑的。”

在他看来，企业实际上并不会因为“绿色信贷”的吸引而贸然投资“绿色项目”，是否选择绿色还要看公司的发展战略。CFO的职责是在战略决定上机遇充分的理性支持和分析，同时公司一旦参与绿色项目，要在资金流上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对于目前市场上中外资银行纷纷以绿色的名义发布的各类金融产品，丁正东认为，由于目前国家在政策上对银行开展绿色信贷出台了一系列的比如贴息等利好政策，银行会认为这一块是有利可图的，但企业并不能因此认为拿着一个“绿色”概念就可以得到银行的信贷支持，“真正到贷款审批环节银行会非常慎重，贴息会降低银行的信贷成本，但如果本金有问题则问题更大。因此企业必须提供可验证的商业模式。”

澳洲会计师公会北京委员会会长及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执业技术部资本市场组的合伙人麦永莲也认同上述观点，她坚信政府扶植绿色经济的信心。“ 从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对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可享受‘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上就可以看出；此外，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可以按该专用设备投资额的10%从企业的应纳税额中抵免。”

麦永莲同时认为，从资本市场来讲，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VC或者PE等机构都不会仅仅因为一家公司或者一个项目的绿色概念而最终做出贷款或者投资的决定，都要从被投资或者贷款公司的营业和财务状况、公司治理、信息披露透明度、财务风险管理、研发技术力量以及知识产权等几个维度认真考量这家公司。“ 所谓‘要投资先求知’就是这个道理。”

责任vs. 风险

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正面影响是在银行业界和企业界之间对风险防控的意识空前加强，但同时银行在中国主流经济运行的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银行业在中国绿色经济中必须有所作为。因此，如何兼顾风险与收益，履行社会责任与自身健康发展就成了银行业和企业界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

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于2008年7月联合发布的《迈向可持续发展的银行业战略：中国银行业改革进程和发展趋势研究》报告认为，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银行业将发挥越来越大的重要作用。但“变诺言为行动”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方面相关者的共同努力。例如，限制对污染项目和企业的贷款、增加对清洁生产、可再生能源、重大环保技术的资金支持等等。目前，中国银行业的环境保护意识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银行没有明确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政策，也缺乏对环境风险的管理。这种状况既不利于银行自身的经营，也不利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因此，中国银行业应增强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社会责任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在贷款决策过程中建立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制定切实可行的环境政策，努力建设“绿色银行”。银行对待可持续发展的态度和行动有一个不断深化和提高的过程，在目前阶段，需要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的政策引导和监督管理来强化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意识，使关注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逐步成为银行的自觉行动，以便充分发挥银行的资源配置功能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中国银联信信息咨询中心总裁符文忠认为，商业银行参与绿色信贷，目标市场非常广阔，认为市场比较成熟、可以充分参与的产品和项目有：节约和替代石油、燃煤锅炉改造、热电联产、电机节能、余热利用、能量系统优化、建筑节能、绿色照明、政府机构节能、节能监测和服务体系建设10大领域。其中，贷款重点投向可以是燃煤锅炉改造、热电联产、电机节能、余热利用和建筑节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选择的标准是：技术成熟、数量众多、复制潜力大、节能效果明显，并且有着良好的经济可行性。“绿色信贷的客户因为需要符合一定的筛选标准，所以需要商业银行的客户经理和授信人员充分了解市场和对环保行业的深入了解。”

中国银联信信息咨询中心发布的一份题为《中国银行业公司业务营销与创新研究报告》建议，银行可以从如下几个特点入手：

1. 经营效益好、现金流收入稳定的中小企业；

2。为大型企业提供配套服务的中小企业；

3。具有专有核心技术的节能服务公司；

4。大型企业专项技改项目。

“这四类都是属于环保行业资产状况良好、现金流稳定的企业，加之所属行业为朝阳产业，商业银行可以与之开展长期合作，扩大授信规模。”符文忠表示。在他看来，银行重点关注的客户应该是节能减排工作得到国家或地方财政、税收等政策性支持的企业和项目；拥有或正在办理CDM项目的企业和项目；与大型企业签订照付不议合同的企业。

此外，与企业不同，声誉与形象是银行最重要的“资产”，随着政府、监管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对银行信贷政策关注程度的日渐提高，银行在贷款项目环境风险审查上有失谨慎而导致的环境及社会影响将会对银行的声誉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继而影响银行的市场价值和业务开展。

而从本刊的采访和调研看，除了商业风险外，政策性风险和评估及量化风险也是绿色信贷上银企双方面临的共同掣肘。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银行逐渐认识到自身在环境发展中的作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欧洲的银行也开始考虑银行经营中的环境政策。亚洲、南美洲和东欧国家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制定的环境标准的影响。1999年9月，道琼斯指数专门设立了“环境可持续指数”，2001年英国金融时报指数也设立了专门反映环境部门变化的FTSE4商品指数，银行业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注更加密切。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自觉接受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规则，以国际标准要求和处理经营活动中遇到的环境和社会问题。而科学评估风险应该是商业银行决定是否继续贷款提交、贷款审批或贷款发放(见图1)。

目前国内银行在量化评估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据浦发银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杨斌介绍，浦发行从总行层面专门成立绿色信贷专业团队，学习国际先进的能效评价方法，提高节能减排项目的评估能力。

由于政策执行不到位而湮没的绿色商机时常令专注绿色行业的企业扼腕叹息。在水环保领域有多年工作经验的黄振胜看来，目前排污、治污领域市场前景非常广大。但目前政府的环保政策仍有待进一步落实，而一旦有更严厉的法律出台，这个领域将产生巨大的商机。“作为专业人士和企业高管，CFO在企业涉足绿色项目时，首先要对项目的风险评估做出正确的评判。这就要求对企业的基本面有充分的了解，必须对项目未来的现金流、融资规划以及投资回报率做到‘心中有数 ’；其次，必须考虑政策性风险。要对国家未来法律法规变更的大致方向做出准确的预期和判断。应时刻考量企业的业务方向是否与这个大方向相契合，比如国家日益重视的环保节能产业。”

招商银行总行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张健明确表示，招行在信贷中实行“环保优先”的原则：对环保不达标的企业一律不得准入，尤其对钢铁、有色、电力、水泥等“两高”行业的信贷准入做了更为详尽的规范；对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节能服务行业和环保产业四个领域的信贷投放给予明确的指引。

除了政策的强制性以外，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看得见的未来”决定信贷流向的金融机构能否真正担当起环保的“过滤器”，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银行在权衡企业社会责任与自身利益时会做怎样的取舍是令人担忧的。与单纯的行政手段相比，绿色金融将环境风险组合到金融风险里面，充分利用金融风险管理技术，借助市场机制、政府管制以及社会监督等多种力量，变事后处罚为事前预防，更容易操作和落地。本刊对银行和企业双方的大量采访也佐证了上述观点——必须 “大棒”与“胡萝卜”双管齐下才能让绿色信贷成为现实。

杠杆效应初现

虽然短期看银行承诺不给那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贷款势必会带来一些经济利益上的损失，但从更深入的角度看，绿色金融不仅是为银行规避了环境风险，还能够培育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绿色信贷可否趋利避害，关键在于金融企业能否制定适应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发展战略。

张健在分析了西方经济发展规律后，预测下一个经济周期很可能就是以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绿色金融为商业银行提供了一个新的业务蓝海，在他看来，无论对于企业还是银行来说，节能环保事业需要用长远的眼光看待。

2008年度，招商银行共向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和环境保护领域投放贷款256.9亿元，其中：可再生能源107.2亿元，占比高达 41.7%。2009年一季度，招商银行共向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和环境保护领域投放贷款115.3亿元。招商银行承诺，在未来3~5年内将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绿色金融贷款投放比例提高到10%以上，在已有几千亿元的贷款规模上再提高几百亿元人民币。

事实上，其他商业银行也在绿色信贷上开始大踏步前进。

据兴业银行去年年报显示，去年该行累计发放节能减排项目贷款86笔，金额33.04亿元，其中当年发放贷款26.41亿元。以上节能减排融资支持的项目可实现每年节约标准煤324.42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碳1373.1万吨；根据项目持续时间五年估算，共可节约标准煤1622.1万吨，减排二氧化碳6865.48万吨。

“短期内，部分经济利益的损失，能够换来银行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样的代价付出是值得的。”杨斌表示，“事实上，环保项目本身就是商机，关键在于银行如何挖掘和利用这个商机。”云南大理者磨山风电场是一个总装机容量为30.6MW的大型项目，浦发银行利用法国开发署转贷款为项目融资，融资金额达3000万欧元，期限长达16年，利率远低于普通商业贷款利率。采用结构性融资手段，在贷款存续期内浦发将实现3000多万元的中间业务收入。该项目成为银企双赢的成功案例。

近年来，招行不仅加大了对可再生能源等领域投放的贷款额度，并且还通过贷款利率的下浮予以其更大的支持力度。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个受益者。“我们公司是生产制造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的企业，风力发电不仅用可再生的能源缓解了能源的供求矛盾，而且还大大降低了污染，由于这个原因，招行不仅给予我们综合授信3亿元，而且贷款利率下浮10%。”金风科技负责人表示。

浦发银行总行则对违反国家环保政策、可能对环境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项目一律予以否决；而对于绿色信贷项目融资，总分行风险部门开辟了绿色审批通道。而近年来浦发支持的一批风能、水电和城市垃圾发电项目，如东海大桥100MW海上风电场项目、江苏省如皋市垃圾焚烧热电联产BOT项目等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而工商银行自从采取环保“一票否决制”以来，仅2007年一年就从耗能高、污染重的企业中退出贷款63亿元，其中仅总行层面就否决存在环境隐患和环保手续不全的贷款100多亿元(数据来源于《银行业可持续发展报告》)，而工行2008年年报显示，去年工行共发放节能环保项目贷款491.53亿元，同比增长69.17%。

截至2008年12月底，招行总行先后下达11批预警通知，将144户企业列入预警级客户名单，金额共计60.3亿元；同时下发11批风险提示名单，对89户企业共计31.6亿元的信贷资产进行风险提示。其中，涉及电力、钢铁、造纸、印刷、纺织、化工、水泥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企业共40户，金额共计31.6亿元。

外资银行的中资机构也在这一领域积极拓展。在中国成功运营超过150年的渣打银行采用了国际领先的“赤道原则”和“气候原则”，并专门设立了“ 环境管理委员会”和“可再生能源团队”，以确保融资客户采纳良好的环境和社会管理实践，并积极参与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水力发电、废物能源等多个可再生能源领域，发现并推动落实这一领域的商业机会。

渣打银行最近的一个可再生能源项目是为一家太阳能组件公司——天合光能公司提供5700万美元授信额度用于贸易融资和外汇保值产品。天合光能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王士连表示，“该授信额度将在现金流和流动资金方面赋予天合更大的灵活性，从而更加有力地支持企业现在和未来的运营。”此前，渣打为北京一家日焚烧垃圾1600吨的垃圾发电厂提供包括过桥贷款和10年期长期贷款在内的信贷服务。渣打集团承诺到2012年，在全球范围内为可持续项目和清洁能源项目提供80亿美元至100亿美元的贷款。

此外，银行通过成功商业模式的推广，可以在绿色金融领域逐步建立一定的品牌效应和联动效应。比如山东某风电项目总装机容量为48.75MW，得到浦发银行(24.26,0.06,0.25%)给予的2.7亿元项目融资支持。项目竣工至今，发电近1亿度，二氧化碳减排10万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鉴于双方第一个项目的成功合作，项目股东已承诺在其他几个城市的风电项目均通过浦发银行办理项目融资。

渣打银行对于基本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环保项目，除提供贷款支持外，还通过提供各种金融服务来帮助企业锁定成本，控制利率及汇率风险，最终确保企业的回报，银行亦可从中获益。简单说来，只要能够确定客户的现金流安全，银行的利润就可以保障。

在记者调查中，大部分银行表示所发放的节能减排项目贷款均能按时还本付息，质量较好。由于节能减排项目贷款这类信贷产品独特，产品的议价能力比较高，由此为银行培育了一批忠实客户，也带动了银行的负债和中间业务发展。

除了直接在信贷上给予绿色产业相关的支持之外，银行还积极和各方面相关机构建立战略合作联盟，为节能减排企业提供投资理财、财务顾问、结构化融资、融资租赁等金融服务与支持。

比如银行积极参与目前比较热门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市场，为从事节能减排的客户寻求CDM国际买家，促成CDM交易完成。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京都议定书》的非附属国家，不承担减排义务。CDM提供了一种灵活的履约机制，即允许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其产生的减排额度将被发达国家购买获得，而发展中国家通过CDM项目可以获得部分资金援助和先进技术。目前中国是世界的CDM项目供应方，每年可提供 1.5亿吨~2.25亿吨二氧化碳核定减排额度，每年碳减排交易额可高达22.5亿美元。银行作为一个融资的主要渠道，必然不会错过巨大的CDM交易市场。

中国有很多节能减排项目，但相关企业缺乏碳交易意识和认识，或者说没有发现碳及其衍生产品的价值，更难找到合适的国家买家。为此，招商银行(18.23,0.06,0.33%)与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等机构积极合作，为减排企业和CDM能源服务商牵线搭桥。对于目前中国的CDM市场交易难点，张健认为关键在于 “CDM政策市”的问题，他进一步解释说2012年《京都议定书》期满，在新的标准没有出来之前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而今年12月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问题谈判对于中国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未来中国也承担减排义务，出售减排的企业需要考虑目前的收益与未来的成本。

目前，工行、招行、浦发、渣打等银行都积极推进CDM项目，联合国际专业机构为CDM项目提供一站式、全过程的碳金融服务，为CDM项目开辟新的收益渠道。此前招行曾为中电山东生物质能热电项目提供了近1亿元的信贷支持，目前该项目每年可减少碳排量近30吨，并已进行了CDM 交易。

亟待完善的生态链

尽管绿色信贷在中国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但目前的绿色信贷总量还相当微薄。绿色信贷所取得的成效、所抑制或拦截下来的信贷额度占总信贷额度其实还只是一个小小的部分。借鉴国际同行的经验有助于更快推动中国绿色信贷的发展。

1824年创立的荷兰银行(ABN AMRO)就是一家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卓著成效的商业银行。2007年荷兰银行荣获IFC和英国《金融时报》组织评选的年度可持续发展银行奖，表彰其可持续发展银行业务达到世界级水平。荷兰银行早在10年前就确立其可持续发展方向，确认影响社会与环境的多项全球问题，包括气候转变、能源及洁净水限制、贫穷、环境恶化等问题不仅使整个社会，而且令荷兰银行、雇员、客户、股东、供应商及整体环境同时面对着许多挑战和机遇。2003年荷兰银行建立了可持续发展部，两年后，荷兰银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重心从管理风险转向寻找商业机会。

荷兰银行向客户提供的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产品和服务，涉及到社会责任投资基金(SRI funds )、生态环境市场产品和服务、小额融资等多方面。社会责任投资基金是一些用于投资于可持续发展的公司的基金和贷款产品，如Sustainable Global Equity Fund(投资于美国、欧洲和远东的一些遵守一系列社会和环境指南的上市公司)，Sustainable Global Credit Fund(投资于世界范围内的遵守可持续标准的公司的可转换债券)等，到2005年荷兰银行的此类产品有八个。生态环境市场的产品和服务包括绿色贷款等对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有积极影响的项目和投资。小额融资是以公平的市场价格向贫困群体提供贷款，目的是减轻贫困，在健康、教育和维护妇女权益方面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荷兰银行在巴西、印度和美国有这种小额融资服务项目。

此外，荷兰银行不仅通过贷款和投资对环境保护产生间接影响，还在雇员的日常工作、商务旅行、办公设施的使用等方面有直接的环保要求。例如，通过减少能源使用及使用清洁能源等措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荷兰的办公设施全部使用绿色能源)，采购符合环保要求的IT 设备，鼓励通过电话或视频会议进行沟通以减少商务旅行的次数，文件双面打印以节约用纸等等。

同时，荷兰银行还有一套支持当地社区建设的计划，着重于“可持续的谋生能力”建设，给人们提供维持生计、创造未来的手段和机会。

而同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喀麦隆的Afriland First Bank成立于1987年，国内有13家分行，并在刚果、赤道几内亚等国设有分支机构。除了传统的银行业务外，它还有一个租赁公司，并管理两个投资基金。 Afriland First Bank于2000年建立了环境政策框架并定期更新，在研究与公司银行部下面建立了环境办公室，负责改进、更新和监查环境政策。Afriland First Bank还实施对客户的社会责任审慎调查政策，包括客户的治理结构、工会组织、工人的工作条件及健康保险等。

Afriland First Bank积极参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行动，包括向可再生能源、垃圾处理等行业融资以及向贫困者提供贷款。农村地区的发展是非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Afriland First Bank通过它的农村地区微型银行网络向农村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还有一个专门面向城市和郊区妇女融资的项目。Afriland First Bank的微型银行部和当地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合作，通过提供培训、再融资支持和监督管理等方式帮助这些项目取得成功。Afriland FirstBank与National Investment Company和Energy House 一起创建了“喀麦隆可再生能源基金”，用于促进小型水电站和农村地区的能源建设。Afriland First Bank日益被它的客户看作一个支持可持续发展的银行，它的行动也赢得了合作伙伴的尊敬。

同样，众多全球著名的商业银行也都是绿色金融的践行者。德意志银行构建了经济、社会、生态和道德责任管理体系；汇丰银行是赤道原则的率先实践者；而瑞穗实业银行则制定了行动指南、规范业务流程。

说到底，绿色金融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而应是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其中应该包括银行、政府部门、证券公司、私募、专项基金、融资租赁公司等各个环节。各方面配合才能健全绿色金融产业链，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教授郭田勇表示，绿色信贷立法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需要不断加强。其中，最需要突破的就是要及时修改有关的金融业法律，使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成为所有金融业法律的重要立法目的，并通过实实在在的具体有效的措施，支持环境资源保护事业向前发展。

一些国内银行在促成绿色金融产业链方面已经先行一步。招行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效领域根据其需求，推荐给相关的PE，为客户提供多渠道的融资和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帮助客户成长。值得一提的是，招行对重点项目采用先进的“分账模式”——用未来的收益偿还贷款。比如，去年11月招商银行广州分行与广东省科技厅签署的《关于联合开展“千里十万”大功率LED路灯产业化示范推广工程的协议》，即由广州分行负责向符合条件的项目实施单位发放买方信贷，由实施单位提出申请，每年用节省下来的电费偿还银行贷款。

浦发银行推出的绿色信贷综合服务方案具有多元化国际合作的特征：获得AFD为其提供的优惠资金支持，IFC提供的风险分担机制、技术援助。

深圳发展银行近日与深圳市环保局签署了绿色金融合作协议，市环保局将向深发展提供具有融资需求、需要进行环保优化升级的企业名单，并依照企业的环保表现，对企业的授信额度提出建议。

谈到当下商业银行在推行绿色金融上主要的困难，杨斌总结了几下几点：一是银行在节能减排技术认定和效果评价方面还不够成熟，需要外部的援助和支持；二是商业银行对于近年一批新的节能服务中小企业虽已充分认识到其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在判断其经营模式和项目技术可行性的能力上相对欠缺；三是节能减排项目大部分规模小，银行管理成本较高，一定程度影响分支行营销和推进的积极性。

“此外，被地方政府保护的违规企业会不会出现在环保部门的黑名单上，银行如何获得那些需要环保优化升级企业的信息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张健直言，“在政策方面，我们银行期望放宽可再生能源资产业务的风险系数、资产拨备等规定；在税收、能源定价机制、政府贴息、产业基金、贷款核销、项目宣传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在可再生能源信贷的资产证券化和直接融资产品设计上予以政策倾斜。”

上述《迈向可持续发展的银行业战略：中国银行业改革进程和发展趋势研究》报告建议，为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国商业银行应签署关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有关宣言，建立环境报告制度和环境管理系统，制定环境政策，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并制定环境风险指导意见。提供环境风险评估、环境贷款、小额信贷等服务，建立环境保护基金，从事环境租赁业务、环境保险业务、环境顾问服务业务，提供与气候有关的产品，提供环境产业创业资本。积极参与环境生态方面的赞助活动，广泛地参与社区活动，包括自愿支持项目，投资或赞助社区的社会活动等。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在银行自身的经验战略上，应进行一系列的调整。

而要真正达到绿色金融的理想境界，曾经有过数十年“人定胜天”理念、视环保为无物的国民心态的自抑和反省是其效能更长久的内因。在第38个世界环境日刚刚过去一个月的当下，不妨重温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结尾一节中的慨叹：“人类对于自己上升到生物阶梯的顶峰(虽然不是通过他自己的努力)而感到有些骄傲，这是可以原谅的；而他已经上升到那里而不是最初被安置在那里的这件事实，可能使他希望在遥远的将来会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