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文山、王婧雯

来源：国际新闻界

引子

在不平衡的国际秩序之下，中国需借助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在国际事务中赢得更多主动权。“制度性话语权”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中被首次提出，本文为其提出了新的定义，强调领域的全覆盖、构建的内在价值根基与目的取向。研究发现，我国构建制度性话语权采用四条路径：参入国际组织与制度。这是早期“走出去”的必要战略，但中国的主观能动性受限；在参入后进行改革。这条路径相对中庸，更长效的机制仍需建立；与他国共同新建和运营国际组织。这有助于中国集聚多国力量应对全球性挑战，但博鳌亚洲论坛与“金砖五国”合作均未达到预期目标；独立创建国际组织和机制。这是中国增强中国话语权的捷径，“一带一路”战略和与之相匹配的亚投行，体现了中国自主创造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完善全球治理的意志和能力。当下应以此为构建重点。

一、研究背景

制度建设和话语实践的历史几乎与人类发展的历史一样漫长。但在很长时间内，这二者都被分割开来审视。以“话语即权力”为端，福柯首先将话语与权力联系起来。这位上世纪六十年代欧洲批判学派的主将，将话语权视为一种压迫弱势群体的霸权。而最早发现制度与软实力之关联性的学者当属约瑟夫·奈。在他眼中，除了价值体系和文化，制度是话语权的第三大来源。与福柯解构与摆脱话语霸权的努力相反，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想代表的奈，试图通过研究调动包括制度性话语权在内的软实力资源的方法，以期维护硬实力急转直下的美国在全球的超级大国地位。本文作者发现，一些研究全球治理的学者将以上两种知识资源做了较好的融合性研究。如Anna Holzcheiter 将国际公益机构看作全球治理话语权的行动体。在当前世界以国家建构为中心的互动结构中，她将NGO这一话语体系视为在国家间博弈中创造性地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资本。NGO不仅能够开创话语经济新天地，也能够成为全球治理政策制定的话语企业家。她的研究赋予了制度性话语权巨大的理论和实践内涵。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崛起，文化上也自信渐增。“话语权”、 “软实力”等理念得到当代中国学术和政治精英的认可和移植，实现了在公共场域内的普及化。这些理念不仅进入到中国最高决策层的政策、战略和策略话语体系，也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工具，甚至目标。十八大以来，一方面，“和平崛起”的目标上升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另一方面，中国外交政策也从十七大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转变为“励精图治，奋发有为”。但是，十七大召开后的十年，我国对软实力理解和应用停留在传播和文化产业化上。譬如中国外宣办在纽约时代广场投放的中国名人广告，以及在奥巴马总统招待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白宫招待会上，朗朗弹奏《上甘岭》这一抗美援朝歌曲。这两个战略的目的本是彰显中国软实力，却引来舆论界的讥笑或骂声。正面的效果即使产生了，也稍纵即逝。

2015年底，“制度性话语权”这一理念悄然进入了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方案，它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中首次出现。公报强调，必须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它与“中国梦”、“奋发有为”等理念紧密相连，但比其更新鲜、更精准，更有立体感和持续性。“制度性话语权”为自去年启动的十三个五年计划提出了新的目标，指明了新的路径。

从主办大型经济论坛如博鏊论坛，建立和运行上海合作组织，到单挑筹建亚投行，不断推进金砖五国合作，再到参与二十国集团峰会，并于去年在杭州成功举G20峰会，以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我国过去几十年在构建制度性话语权的实践方面做着一个又一个努力，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在现行全球治理模式破产的情况下，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需要借助制度性话语权在国际事务中赢得更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的主动权。同时，在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中，有两个项目与制度话语权有关，它们分别是G20峰会国家对外传播理念与机制研究，以及中俄媒体交流、战略传播与全球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研究。显而易见，此类研究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研究将综述我国知识界近两年来对“制度性话语权”的研究成果，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重新定义，并结合过往实践经验，总结构建和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路径。本文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当代中国知识界对“制度性话语权”有怎样的认知？这种认知现状存在何种缺陷？（2）兼顾理论性和实践性，如何恰当地定义符合中国实际的“国际制度性话语权”？（3）在参与和引领国际治理中，如何有效构建和提升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

二、制度性话语权的认知体系

在当代中国的话语研究中，将制度与话语权合二为一的“制度性话语权”尚属新鲜概念，它被正式提出不过两年，在国际话语研究领域中也暂无统一定义。

国内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做出了解读。从经济的角度切入，是着眼十分具体的一个视角。因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中，“制度性话语权”被放于“全球经济治理”的背景下，以下定义皆在该范畴内讨论。徐明棋提出其有两层含义，一是有发表看法且得到重视的权利，同时这种权利在制度体制上得到了保障；二是在全球经济治理涉及制度改革和重构的问题上，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陈伟光等认为，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反映为国际社会行为体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通过话语博弈对国际经济社会结构赖以存在的体系、规则、机制的支配性影响。同时，经济与政治密不可分。张殿军将制度性话语权定义为主权国家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围绕与国际经济政治制度密切相连的国际事务等发表意见的权利，具体包括对国际制度的定义权，对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权以及对是非曲直的解释权和评判权。

事实上，对制度性话语权的讨论不应囿于经济与政治的框架之下，文化、军事、科技等维度也应被纳入，从而扩展到整个全球治理的范畴。苏长和提出，制度性话语权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组织运行、国际规则制定、国际道义维护、国际秩序组织方面的引导力和影响力。也有学者认为，制度性话语权是一种以制度形式固化的话语权，即制度体制为话语权提供保障。这两种解读，前者是从话语权的作用途径来定义，后者则关注话语权的保障方式。虽是两条路径，但其实可构成一个闭环，即话语权作用于制度，又保障于制度。

有一个概念与“制度性话语权”有微妙的对应关系，即话语性制度主义。相比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这个新转向从内生的角度研究制度变迁问题，将其理解为内在于能动者的话语性建构。话语性制度主义和制度性话语权其实是钱币的两面，前者侧重理论，后者侧重实践和应用。二者的共识在于：（1）制度是话语构建；（2）特定话语构建以特定价值体系为基石；（3）制度是行动体议程设置的平台，是行动体软实力的扩散传播平台。这种内在逻辑的对应，也为制度性话语权的把握奠定了理论基础。

目前我国学界对制度性话语权的认知，学理性有余，实用性不足，也忽略了它的内在价值根基和目的性。在福柯“话语即权力”的命题之下，他定义的话语权侧重于无主体化的权力关系，但制度性话语权必有其行使主体。该主体以国家为主，同时也包括政府间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市民等私人及私人团体等。

在前述研究基础之上，本文将“制度性话语权”定义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领域中，利益相关者依照其明确的价值体系，通过创立、维护、发展和运行跨国组织或国际治理机构，制定国际规则，创造国际公共产品，完善全球治理，从而达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普惠人类的目标的能力。制度存在的重要性在于，当话语权没有制度可依托的时候，其产生的影响容易流失，无法积累，也缺乏可信度。因此，构建一种相对固定的范式和搭建一个优良平台是行使话语权的前提。当话语权以制度的形式存续，那么，它就可以持续地发挥影响力和引导力。

三、中国制度性话语权构建的路径探索

制度性话语权是最为有效的权力之一，也是“软权力”的核心构架。提升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有助于保障国家安全、保证国家利益，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一环。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这对于解决全球性挑战中的三个核心问题，即生态与环境问题、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和全球竞赛规则问题也将颇有裨益。

客观地看，现今的国际规则、国际机制和国际社会主流话语权仍基本上由西方几个核心国家主导。以西方价值体系为核心的国家发展模式和“民主”、“自由”等理念，通过制度的形式固化，在全球确立了正当性，其背后实为超级大国意欲主导全球发展进程的霸权。显然，结构脆弱、力量不平衡的国际机制亟需变革。然而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最缺的结构性权力就是话语权，特别是制度性话语权。在此背景下，其构建更显得迫切。

参入、参与后的改革、共建和独立创建是层层递进的过程，也是构建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四条路径。下面将结合案例具体阐述这四种方式，分析其优势与劣势，并尝试提出最优策略。正如定义中已经提出的，这四条路径的依托对象均为跨国组织和国际治理机构，从多轨外交的视角来看，其中包含了第一轨政府和第二轨非政府／专业人士。由于话语权的软性特质和当下中国的外交策略行为过多地依赖政府，非政府和民间组织需要在公共外交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一）参入国际组织与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抵触到融入国际组织与制度，中国突破了来自内外的双重压力。在此过程中，中美关系变化是一个重要的触发点。1971年，中美破冰。在此之前的20多年中，中国一直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遏制与孤立。

1971年10月，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下，中国终于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也是中国全面加入国际组织的标志。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中国唯一政府的合法性被美国承认。次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率大幅增加。

我国参入国际组织与制度，作为“走出去”的必要策略，在上述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一方面适应了中国当时的经济现代化要求，另一方面帮助中国打破了外交孤立。但是，必须要认识到的是，作为西方主导之下的国际组织与制度的参与者，中国拥有主动权的空间非常有限。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加入一些对其相对实力有限制作用的国际组织与制度。譬如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中国在2001年入世时接受了不平等的《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的规定，即其他WTO成员在对中国企业发起反倾销调查时，如果中国企业不能证明其所处产业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反倾销当局可以采用替代国价格进行倾销的认定和计算。今天，15年保护期已过，中国“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帽子仍未摘掉。进入2017年，美国、欧洲和日本仍不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也就是说，它们想制定“新十五条”来限制中国。由此可见，如果初期以妥协为代价进入一个国际组织，那么到后期，当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时，中国想要“改变规则”将十分困难。

在特殊阶段，以“参入”为第一步是理性而务实的，但在制度性话语权构建的需求之下，参入是远远不够的。在参入之后求变，并依靠自己的力量搭建新平台，才是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二）在参入后进行改革

国际组织和制度不是价值中立的。现有的大多数全球性国际组织和制度，都体现了“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与利益诉求，反映了当时的国际权力结构。因此，其中的话语权分布是不均衡的，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十分微弱。但整体而言，中国仍是当下国际体制的受益者。譬如，中国被认为是参与全球化受益最大的国家。虽有前述的不平等条约。这仍与中国政府入世的决策分不开。2015年，中国的GDP达到11.065万亿美元，比2001年的1.339亿美元增加了近10万亿；而美国则从2001年的10.622亿美元，增加到了2015年的18.037亿美元。美国虽然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的增速足以让美国忌惮。同时，创建新的机制并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国家目标，而利用现有的国际机制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则是在兼顾全球共同利益的同时维护本国利益。由此看来，改革是一条较为中庸的道路。

中国的一个施力点是增加在国际组织中的席位或投票权，这是外部可见的制度性话语权提升。2016年初，IMF份额改革正式生效，中国的投票权从3.994%上升至6.390%，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成为占基金份额第三大的国家，兑现了2010年“给予中国等国家更大发言权”的改革方案。至此，占基金份额前十的国家分别为美国、日本、四大欧洲国家和四大新兴市场国家。

20国集团是中国推进国际制度改革的体现之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七国集团为核心的国际金融治理模式受到挑战，已经运转了十年的G20因此从部长级会议被提升为首脑级会议。匹兹堡峰会之后，G20首脑峰会被正式制度化，并被提升为治理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制度平台。G20包含了“金砖五国”在内的许多新兴经济体，本身即为适应国际经济权力变化的一种新制度模式。中国在 G20 中的角色，则经历了从“被动参与者”到“核心参与者”，再到 “引领者和国际规则制定者”的变迁 。

2016年，G20峰会在杭州召开，中国也以此为契机提出了“中国方案”，其中有三个标志性的“创新”：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发起《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第一次发起“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盛斌，2017)。同时，杭州峰会也是G20 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参会最多的一次峰会。这都体现了中国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谋得更多制度性话语权，从而让全球发展更为平衡、平等和公正的努力。

上述两例都体现了中国在改革国际经济秩序，以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方面的努力和成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仍在IMF中持有一票否决权。G20作为危机下的产物，一旦危机得以解决或处理无效，也存在刻意被边缘化的风险。在国际经济治理视野之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替代体系并未建立起来，话语权分配的权力关系也未得到本质改变。只有在改革中建立起更为长效的机制，把主动权握在手里，中国拥有的制度性话语权才不会稍纵即逝。

（三）与他国共同新建和运营国际组织

改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整话语权的分配，但无法从本质上动摇不平衡的权力关系。因此，在当今“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应联合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以国际组织为载体，共同建设新型国际秩序，以应对前文中提到的全球性挑战。在此方面已有许多尝试，下举博鳌亚洲论坛和“金砖五国”两例，前者为相对失败的案例，后者则相对成功。

博鳌亚洲论坛是首个将总部设在中国境内的国际会议组织，也是中国联合其他国家新建国际组织的最初尝试之一。论坛由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及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于1998年倡议1，并于2001年2月27日正式宣布成立。从2002年开始，论坛每年定期在博鳌召开年会。但是，博鳌论坛成立在美国重返亚洲之前，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它希望通过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建立亚洲一体化，却很少在文化交流、安全等其他方面施力。成立16年来，它在深化亚洲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协调与合作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从与会者和外媒报道的角度来看，论坛本身并未打出国际影响力。在2017年的论坛中，“一带一路”是重要议题之一，论坛自身的制度贡献力则被削减。同时，论坛依托的是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但其本身并非一个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有效平台。自2013年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实施后，中国在南海等问题上所处的被动局面以及中国与亚洲邻国关系的反复，检验了过去十多年来，仅以经济交流为中心议题的博鳌论坛在亚洲产生的影响力的脆弱性。

在现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西方主导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但是，新兴经济体实力壮大，该体系中的国际力量对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2016年，新兴11国2对 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60%。然而，旧有体制并未体现这种变化。在此背景下，“金砖国家”感到了推进制度改革的迫切性，继而共同争取属于新兴国家的话语权。

“金砖国家”的概念最初来源于高盛200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其中观察到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四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推论全球经济将进入包括“金砖四国”的八国或九国时代。2009年，“金砖四国”领导人进行了首次正式会晤，合作机制正式启动。2010年12月，作为该合作机制的轮值主席国，中国与其他三国一致商定，吸收南非加入 “金砖四国”，“金砖五国” 正式形成 。

“金砖五国”力求重塑全球金融治理新秩序，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其进行外围突破的举措之一。这是一个政府间合作的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目的是为金砖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项目筹措资金。作为第一个由新兴市场国家自主成立并主导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金砖银行是金砖五国联盟迈向实体化和制度化的里程碑。可以说，“金砖五国”实现了相互牵制下的有限合作。金砖银行的总部设在上海，第一个区域性办公室设在南非，首任行长来自印度，首任理事会主席和董事会主席则分别来自俄罗斯和巴西。此外，“金砖五国”的制度建设也在不断完善之中。除了金砖银行，它还建立了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晤和经贸、教育、智库、科技、卫生、民间等数十个工作机制。

在促进合作和推动发展上，中国位于这块“金砖”的最核心处。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总量大于其它四个国家的总和，在金砖银行1000亿美元的储备金里，中国贡献了410亿美元，在“金砖五国”中发挥着金主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对国家间的合作模式有着充分了解，也期望借助这一跨国平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2017年9月，“金砖五国”第九次领导人会晤将在厦门召开，除了商讨如何深化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外，作为轮值主席国的中国，将与其它四国重点探讨“金砖五国”联盟如何共同推动全球治理，发展开放型的世界经济。而这一议题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也颇具关联性。

但是，“金砖五国”的合作仍面临内外两方面的挑战。首先，西方持续有“金砖褪色”等唱衰论调，也有西方大国分裂金砖五国的图谋的发生；其次，部分金砖国家自身仍持有狭隘的国家利益观，使国家间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与初创时的愿景有所差距。总体而言，仅借用这样一个有限且缺乏高效的跨国平台，作为新型超级大国的中国，还远不能够发挥自身对全球的影响力和领导力。

（四）独立创建国际组织和机制

通过构建涵盖广泛的一系列国际组织，美国在世界上确立了它的绝对地位，这些组织也是当下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已逐渐显现，但想要根本性地提升其制度性话语权，除了早期的参入、后期的改革以及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力，牵头建设新的国际组织和机制是必须要迈出的一步。中国的建构者角色，不应只体现在对已有组织和体制的改良，也应体现在自主构建新的运行规范和机构上。这不是一夕之间就能实现的，但作为长期规划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要明确“创建新的国际组织和机制”的目的和意义。这不是要全盘推翻现行的国际秩序，而是对其中不平等、不平衡和不公正的部分进行改革和补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访问美国时就指出，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倡议，都是开放、透明、包容的，有利于有关国家发展经济，增加就业。中国通过牵头新建来改革，是主动的，也是长效的。

步入21世纪，中国开始加快这方面的步伐。制度性话语权虽然是软权力，但是必须依托于制度。孔子学院海外发展受阻的原因之一即是其制度设计不够精细和扎实，顾全了面子失去了里子。通过制度建设将软实力硬做、做实和做硬，是中国希望通过牵头创建国际组织实现的一大目标。亚投行是其中的成功实践案例之一，“一带一路”战略则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两者又相辅相成，前者是后者的金融支点，后者是前者的重要施力点。

2013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会谈时，宣布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年后，中国、新加坡、印度等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3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2015年3月，英国申请加入亚投行，成为首个申请加入的欧洲发达经济体，其后，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也随之加入。在2015年末正式成立时，其意向创始成员国已达57个4。截至2017年5月14日，亚投行成员已扩容至77个。由中国单挑成立，受到各国广泛支持的亚投行，其业务领域明确定位在基础设施融资领域，这将在缩小亚洲国家经济发展差异、促进各国经济融合和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王达，2015)。倚靠广泛的合作力量，亚投行在改革现行国际金融秩序方面也有一定的发挥空间。此外，在亚投行的发起建立过程中，中国真诚地邀请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参与，其环评专家、法律问题专家也都是从美国或者世界银行请来的。由此可见，亚投行的筹建，既体现了中国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上的诚意，对通行国际标准的尊重，又体现了中国在补充和完善国际秩序上的努力。因此，亚投行的创制和建设既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又彰显了中国的全球感召力、议程设置能力和国际责任感。

在提出筹建亚投行前夕，即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就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根据其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也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一带一路”以“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为目标。由此可见，其涵盖非常广泛，并非单纯的经济建设，而是中国与沿线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全方位互动与合作，这也正契合了制度性话语权构建中的全球治理多领域视野。

“一带一路”是一项推动新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世界级战略，中国期望以之为载体推动全球再平衡。这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倡导互联互通，摒弃传统“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转台，创新和实施包容性制度安排，推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更加公正、合理、包容，最终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

2017年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北京开幕，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强调该道路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的特性，并细数了一系列新举措，如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论坛期间将同30多个国家签署经贸合作协议，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10亿美元落实一批惠及沿线国家的合作项目等。“一带一路”目前仍处在战略传播阶段，但真正的制度化建设已伴随峰会的召开而开始。“一带一路”的职能与联合国有所相似，其构建的联系超越了西方传统的柏拉图式意义，而具有改变世界的文化潜力，这也许就是“中式全球化”的内涵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也提出一系列制度化建议，如建立“一带一路”国际治理机制，设立“一带一路”常设机构，成立联合国 “一带一路”机构、建立“一带一路”国际企业联盟等。

“一带一路”战略和与之相匹配的亚投行，体现了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完善全球治理，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诚意和能力。二者在“面子”和“里子”上皆有收效，也是中国“包容性创新”的上佳体现，这既是中国技术创新的特质，也是中国完善全球治理的方式。

四、总结

基于以上的分析，作者对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四条构建路径进行对比，结果如下：

表1总结了上述四条路径的作用、优势和劣势，可以看到，参入和改革是进行全球治理的早期和中期的理性选择，但中国的主动权受到较大限制。长效机制的建立需更多地依靠后两条路径：共同新建联合了多国力量，但也因此受到牵制；独立创建虽难度较大，但可以更好地补充全球秩序的短板，体现了中国的创新力与领导力。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应以独立牵头创建为工作重点，并在适宜的国际组织与制度中辅以共同新建和改革这两条路径。

中国在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上已做出有益尝试，也迈上正轨， 暂入佳境。 但目前，其对制度话语权的认识和运用仍处在初级阶段。这与时代的需求，中国自身发展的需求，以及世界对中国的需求有所差距。因此，作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未来一段时间内，学界、政界和业界应对我国国际制度性话语权或国际话语性制度进行跨行业兼顾学术性和实用性的深度对话，对我国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短板进行补充、合作创建与发展；

2. 为了更有效地引领新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国际制度话语权的机制必须建立在更开放，更平等，更富有前瞻性的人类新型文明价值体系之上；

3. 未来五到十年内，中国学界应增加从跨文明和全球的视角对制度性话语权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性研究；

4. 中国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大力培养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实践人才，以满足未来中国参与和主导跨国组织、驻外机构、企业与公益机构大量的中高档人才需求。

只有不断充实价值内核，建设组织与机制，完善制度依托，培养可用人才，我国才能在国际上获得更多制度性话语权，走好“中华文明复兴”之路，进而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普惠人类的愿景。

（本文来源：国际新闻界）

作者简介：

贾文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王婧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