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拓，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教授。

来源：《国际政治研究》

随着“特朗普现象”的冲击，当前国际社会充满了对全球化的悲观和对民粹主义的忧虑。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全球化的理性评判与反思，对民粹主义的全面审视与认知，已成为当下国际社会必须面对和正视的重大现实问题，更是学术界必须探究和回应的学理性难题，它将直接关涉今后国际社会发展的议题与进程，影响人类的前途与命运。

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或甚嚣尘上的全球化“终结论”、“死亡论”，是２０１６年评判全球化的主旋律，几乎遍及国内外政治界与学术界，更充塞于大众传媒。这种境况固然是当下“特朗普现象”的产物，但实际上还可以上溯到本世纪初即“９·１１”事件。换言之，至少从“９·１１”事件起，经历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直至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等重大国际事件的爆发，这种全球化“终结论”、“死亡论”才达到顶峰。但是，当下这种主流的见解存在许多片面、模糊、情绪化的认识，很难经得起严谨的理论分析。可以说，全球化悲观论源于全球化被误解，而被误解的全球化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全球化被仅仅或主要理解为一种经济现象与过程。关于全球化的种种悲观言论，基本上都以全球贸易和投资的萎缩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为依据，而对于全球化如何从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组织模式、治理结构、价值观念却视而不见。

第二，混淆了全球化的本质与现象。全球化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打破和超越领土、国别、民族、领域等各种界限与边界，展示人类日益相互依存，并作为一个类主体求生存、谋发展，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整体性文明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而当前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大都停留于一种现象分析，聚焦于全球化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性及全球治理的困境，回避或未涉及对全球化本质的评判。由此导致把全球化不当的政策带来的负面性和诸多挑战归罪于全球化本身，从而得出全球化即将死亡的悲观结论。

第三，忽视了全球化的过程性与阶段性。全球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间必然体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此，中外学者都进行过研究。我认为，全球化可分为四个大的历史时期：１５世纪之前的全球化渊源与萌芽期，１５世纪至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的全球化成长期，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全球化成型与反复期，以及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提升与变革期，而每个大的历史时期又可划分为若干个阶段。不讲过程，不分阶段，简单、笼统地讲全球化已经逆转，并即将死亡，这是一种非历史观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是全球化历史进程中最新的一轮全球化，也是与当代人类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全球化，可称之为当代全球化。作为当代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它经历了启动、高潮、下行三个时段：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为启动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是高潮期，而２００８年至今则可视为下行期。因此，认为当代全球化的第一阶段正处于下行、退潮时段，这是客观的、毫无争议的。但如果缺乏明确的过程和阶段意识，笼统地讲全球化正在下行并走向终结，就丧失了科学性与客观性。

第四，全球化在相当程度上被误解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具体而言，一是未区分资本的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资本是生产的要素之一，而且是最重要、最活跃的要素。资本的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内在要求，特别是市场经济向全球扩展的内在要求。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的这一轮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的全球化最突出、最抢眼。而资本主义全球化则附着了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鲜明色彩，具有强烈的政治与价值导向，是不可与资本全球化同日而语的；二是未区分历史上的全球化与当代全球化。历史上的全球化是指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前的全球化，它体现为西方中心、阶级中心、国家中心，并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向全球的扩张。而当代全球化则开始超越西方中心、阶级中心、国家中心，张扬和凸显人类的整体性和利益的共同性。

第五，全球化的价值导向与内在理念被理解为自由主义。由于自由主义本身已多元化，并充满歧义，特别是宣扬“市场万能”的新自由主义和美国力推的“华盛顿共识”，更是难以得到世人认同，所以，把全球化的价值与理念归结为自由主义，容易使全球化背负污名。显然，全球化的这种价值指向是与其本质密切相关的，全球主义（或世界主义）是全球化理念与价值之根，自由主义要服务于全球主义，而且由于自由主义的歧义性，最好慎用。

以上分析都是为了指出似被视为定论的全球化的“下行说”“终结论”，其依据与论证并不充分，大都建立在被误解的全球化基础之上，或者仅局限于全球化的现象。而客观的全球化，本质意义上的全球化，其进程与趋势并未逆转。这是因为：其一，全球化的两大动力不仅客观存在，而且继续强化。这是指生产诸要素的全球性流动与组合方兴未艾，技术的不断进步支撑并推动着各个领域的全球性交往；其二，相互依赖已成为人类的内在生活方式，全球相互依赖加深的进程仍在继续；其三，共同的问题、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当代人类社会的这三大共同，不断打破种种区隔与边界，开辟着人类作为类文明的新前景，凝聚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没有理由对全球化进程与趋势持悲观态度，而是需要更理性地认知全球化本质，认清它对传统社会结构、治理模式、权力运行方式的影响。

与理性评判全球化同等重要的另一个问题，是深刻认知来势迅猛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浪潮涌动于西方发达国家，其反体制、反建制、反精英的特点异常鲜明。主流的政党政治和体制内的精英受到颠覆性冲击，沉默的多数凭借宪法赋予的权利，在宪政的框架内，完成了权力更替和政策转换，国际社会面临着一次大变局。诡异的是，无论是民粹主义的左翼还是右翼都从不同角度打出了反全球化的旗帜。左翼民粹主义强调的是全球化导致的贫富差距的扩大、资本外流导致的就业危机，要求平等、公正；而右翼民粹主义则关注全球化的开放性所带来的移民问题，强调的是民族与国家利益、种族纯洁性。最值得认真思考的是，民粹主义对国际社会，特别是对中国将产生何种影响。

第一，民粹主义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国际社会整体性向左转的具体表现是：（１）突出国内贫富差距、公平等问题。而主张分配正义和社会地位与权利的公平，正是民粹主义的基本诉求，也是其坚守的伦理价值，这一点无疑是应该肯定的。（２）凸显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的对抗。受损的中产阶级难以发挥平衡者的作用，甚至站到平民一边，共同抵制现有的政党政治和国家体制，从而大大增加了社会动荡与对抗的风险。（３）革命性话语、阶级分析的思维将在一定程度上回归。由于社会撕裂，动荡加剧，平民与精英，穷人与富人，体制外与体制内的身份对立将进一步强化。于是，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被弱化的革命性话语和阶级分析的思维、视野有可能再次受到青睐。（４）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将进一步加强。民粹主义本身就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密切相关。当民粹主义成为政治家的工具，寄希望于具有个人魅力的强人来维护自身和国家利益时，个人的自由、权利就丧失了，其后果则是个人专制。而专制的个人总以国家代言人自居，倡导并推行国家主义。（５）全球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困境。由于本轮的民粹主义以反全球化、反建制为特点，并且以发达国家为主角，所以全球治理将遭到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倡导和推行以来最严峻的挑战。这是因为，以往讲的全球治理困境与当下和今后面临的困境已大相径庭。

第二，民粹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有着深厚的民粹主义传统；与此同时，由于当代中国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主要受益者，所以，我国坚定地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倡导贸易自由，这些战略与政策无疑带有自由主义的色彩，表现出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调，更彰显了与国家主义的区别。上述事实表明，中国的国内外事务与政策存在一定的张力，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这两个大局面临着如何更好地统筹与协调的问题。从民粹主义将如何影响中国来看，世界性的民粹主义将严重阻碍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大战略，今后外交事务将遇到更多困难与挑战。具体表现为全球经济、贸易、金融的协调，由于发达国家的反对会放缓，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倒退。贸易摩擦、投资冲突、市场争夺都将加剧；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新政策会出现向国家间博弈的反弹，孤立主义、国家主义、现实主义将主导气候变化、难民问题等全球性议题；中国国内的反移民、反自由贸易、反对外投资的声音将加强，反全球化的思潮与运动将制约中国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大战略。

总之，世界性民粹主义的崛起，将冲击国际关系格局与全球治理体制，并导致各国国内经济、政治与社会政策的调整，给国际社会带来某种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必须审时度势，理性应对，深刻总结和反思一些惨痛教训，在曲折与反复中推进自身和人类不断走向更为理性与成熟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