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波兰前副总理，全球化智库（CCG）国际专家委员会专家。

　　新自由主义引起广泛的金融、经济危机，并随之带来社会及政治危机。在许多人眼里，它似乎即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尽管在世界上不少政治仍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正在崛起并取代过去曾被有效实施的新自由主义，但我们没有理由庆祝这波日渐抬头的风气。而且奇怪的是，在这些案例中更常出现右翼而非左翼的力量。

　　不能以邪恶对抗邪恶，正如谬论不能说服另一谬论。因此，当新自由主义正在给复苏的民族主义让路时，很难找到值得庆祝的理由。

■   为了少数而牺牲多数

　　距离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近十年，业内人士几乎一致认为，新自由主义正是那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经济学派，也是一种经济政策，一种依靠自由、自主选择、民主、私有制、企业家精神和竞争等关键因素的自由主义理念，并偏向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令少数人致富的经济政策。经济的去管制化进一步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的目标，在21世纪之交，这种趋势通过一波近乎荒谬的经济金融化以及对富人阶层有利的财产重新分配，将全世界的劳工置于相对资本而言的劣势地位。

　　此外，美国里根总统任期内的那场税收改革也是幕后帮凶。1979年，当里根还在竞选总统的时候，美国的平均时薪是18.78美元(按2008年汇率折算)。到2008年，这一数字居然只有18.52美元。这些年间重大劳动效率增长的果实去哪了？国民收入增长又去哪了？很遗憾，作为新自由主义实践的结果，这些本应属于大多数人的果实都流入了少数人口袋。还有很多事实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例如，在1970-2010年间，利润占GDP的比重上升将近10%，因为工资的比重从超过53%下降到低于44%。

　　从1979年到2007年，收入水平前1%的美国富人净收入增长超过约280%，而美国社会最穷的20%则仅仅增长20%。也就是说，社会大众几乎每年都对这种收入增长“无感”。后来，收入不平等仍然持续扩大，目前几乎在所有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已达到最严重的程度。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和社会排外趋势刺激了人们，并迫使他们走上街头，甚至占领了那条著名的华尔街。而一些政治精英、媒体的漠不关心，以及所谓“著名经济学家”们的推波助澜，令局势进一步恶化。政治和媒体精英们试图将问题归咎于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等客观的进程，他们技术娴熟地将民众愤怒的焦点向外转移，转向其他国家和外来移民，如中国、墨西哥或伊斯兰国家和中东欧国家。照他们的逻辑，是不可逆转的全球化和个人奋斗导致了今天世界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无可指摘”。

　　精英们的行为带来新一波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排外、反全球化情绪。应该为这一现象下一些正确的结论，但遗憾的是，我们还没看到这些努力。至少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目前仍是世界最强经济体的美国身上，还没有看到这种积极的反思。

　　事实上，在特朗普上台的这一年，一个比里根时代酿成的错误更加严重的问题已经造成。新自由主义标志性的贪婪与民粹主义的天真一拍即合，两种特点在白宫主人身上合二为一。美国人急着在国会通过减税法案正是这种路径的延续。

　　只有27%的美国人支持这项新法案，反对者却高达52%。民众用他们自己的眼睛就能看清，他们更信任无党派立场的权威提出的主张，而不是那些因新自由主义的游说而变得腐败、带有亲政府偏见的专家和经济学家。

　　当专家们宣称减税会带来经济增长时，一些独立研究机构的研究表明，到2027年，减税能带来的额外GDP增长只有微不足道的0.4%-0.9%，甚至可能近乎为零。而根据国会研究处的分析，公司所得税降低10个百分点仅能提升0.15%的长期增长率。那么，这场争论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呢？

　　重点是保证在这波税改趋势下，其他的法律调整能形成合力，以多数人为代价让少数人更富。我在1994-1997年及2002-2003年担任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期间，也曾减过税。我的减税方案虽激进却不鲁莽：首先从40%降至32%，再从28%下调到现在的19%。同时，减税也有其他财政调整来配合，配套政策不只促进融资和投资，也关注理想的社会收入关系和人力资本的发展。因而，改革之后，增长迅速找回节奏，收入不平等降低，长期的政府债务也没有增加。

　　但这种情况不会在美国发生，美国的方案在降低企业税的同时也去除了不少减免税，这对税收体系有害。因而，不只经济不会显著加速增长，失业率也不会下降，更糟的是，不平等、债务问题都会更加严重。

　　令人困惑的是，那些美国税改的发起者和支持者怎么能对预算赤字增长以及政府债务剧增无动于衷？美国政府的债务已经巨大无比。在接下来十年，美国的国债会增加1.5万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将会更积极地提升利率，这将打击资本的投资倾向，使增长放缓。

■   新自由主义2.0

　　一些公正的分析师已经计算出，这次税改的最大获益者将是最富裕的阶级，诸如跨国公司、财产的所有者。确实，有了过去40年的经验，决策者如果还表现出如此的短视和偏见，是应被谴责的。这样的税改法案将无法为最贫穷的20%实现真正的减税。据估计，到2027年，最贫穷的阶级平均减税仅有可忽略不计的10美元，而对于最富裕的千分之一来说，从税改中得到的收益将达到278000美元。

　　因此，尽管有近年来的危机，新自由主义很显然仍未被击败，并且正在给美国经济带来一场更大的诅咒。这并不仅仅是美国自己的事。尽管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正在逐渐下降，但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它仍将持续在世界金融体系中扮演关键角色。同时，在可见的未来，美元也仍将维持其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民众会为这场新自由主义滥用的续集付出代价，而这一悲剧背后的始作俑者不应该被我们忘记。

文章选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