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深化，上海、西安、青岛都提出了建立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的设想。

走出去智库（CGGT）首席金融专家闫志君认为，在美国税改势在必行、将成为全球税收洼地的当下，大国之间的经济竞争更为激烈。然而，一国经济发展并不由税赋单一因素所决定，而是包括基础设施、法律、行政效率、人力资源、市场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国应继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利用国际离岸中心的“改革开放实验室”特点，多点设立“境内关外”的离岸贸易和金融中心，试点更大力度的综合改革开放政策，条件成熟后在全国推广。这实际上也是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要求。从国际实践看，离岸贸易和离岸金融是一个成功的自由贸易港的两个核心特征。

从商业生态圈（Business Ecosystems）视角看，在一国主权辖区内建设自由贸易港，也就是建设一个离岸贸易和金融生态圈。生态圈的建设既需要满足必须的硬件要求（有形基础设施，包括便利的交通运输、稳定的电信通讯、优美的环境等），更需要积极开展建设软环境建设，包括开放性的特区法律、高效的行政、低税负、无资本管制、高度金融自由化、丰富的贸易金融人才等。可见，来自中央政府层面的系统性顶层设计很有必要。

今天，走出去智库（CGGT）刊发合作伙伴——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吴维海在2017国际产能合作论坛上的相关演讲内容，供关注中国“一带一路”金融发展的管理者和投资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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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APEC会议宣言为我国推动金融领域改革开放，昂首迈入新时代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新机遇，也为我国金融发展模式创新提出了新标准、新目标。因此，研究、探索并推动设立“一带一路国际离岸中心”，是我国新时代强国战略的历史选择，是国家大事，千年大计，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首先，厘清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的概念。一般来说，国际离岸金融中心指由某个国家主管部门审批并设立，通过提供低税或免税政策，鼓励和吸引国际自然人，或者法人，在特定领土或区域从事离岸业务，相应推动本国或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图1：“一带一路国际离岸中心”设立的四大背景和依据

当前形势下，倡议设立“一带一路国际金融离岸中心”，主要有如下的四大背景和依据。

这是新时代的要求。探索设立“一带一路”国际离岸金融中心，能够引进和聚集国际资本，促进我国未来30年两个阶段性目标的全面实现，这是新时代的国家战略，也是国家部委和金融行业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金融体制改革、建设小康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要求与实践探索。

这是人民的呼声。在新时代，各级政府、企业都在积极探索和拼搏，以各种方式踏上发展和改革的新征途。人民向往美好生活，期盼经济发展，呼吁民生改善，期盼国富民强。而资金短缺、融资成本过高等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转型和民生工程实施的重大障碍。与此同时，国内金融产品不够丰富，资本市场不够完善，金融中介机构不够开放等矛盾尖锐，需要通过设立“一带一路”国际离岸中心等金融改革，逐步解决上述的问题和矛盾。

这是全球化的保障。未来30年，国家将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强化全球金融改革和资金融通。刚刚结束的APEC宣言提出：按照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进经济、金融和社会包容，在2030年前打造包容、人人享有、可持续、健康、坚韧的APEC大家庭。致力于全面系统推进并最终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深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上述宏伟的蓝图，就要主动探索并构建国际离岸中心，推动各国之间的资金流动，强化各个国家、跨地区的产业链延伸，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资金保障。

这是竞争的选择。为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外部环境，我国最新出台了重大的金融开放政策，未来5年，将取消外国投资者投资证券、银行、保险等领域的投资比例，金融市场将对全球开放，国际金融竞争将日趋激烈。必须未雨绸缪，提前进行大布局、大创新，并选择金融基础较好的城市或经济区、自贸区等，进行国际金融离岸中心的改革试点，为更加开放的金融竞争和全球金融共享提供发展的借鉴与准备。

基于以上的战略思考，选择合适的城市或经济区、自贸区，设立“一带一路国际离岸中心”，是国家大事，千年大计。它可能是我国金融史，乃至推动强国战略新征程上、重大的、历史性的转折和强大的源动力。

国际离岸中心的设立和运行，应重点做好中心的愿景战略、组织架构、选址评估和风险防范等四项重点工作。

图2：国际离岸中心的设立的四大重点工作

国际离岸中心的愿景。在党中央、国务院，国家各部委、各级金融监管机构的参与、推动和指导下，经过海外案例分析、实践探索与融合发展，逐步将国际离岸中心打造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全球资本融通和国际顶尖人才聚集的高地；成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播种机和宣传队；成为我国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和发动机、增长极。

国际离岸中心的战略。我们倡导设立的国际金融离岸中心，既不同于现有的国内金融试验城市、自贸区或国家级新区，也不同于海外现有的国际离岸中心，它将更体现我国经济和金融特色，扎根于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和对外开放的基本需求，更能代表现代金融基本规则和全球产业融合的最高水平。

国际离岸中心的行政边界。倡导设立的国际离岸中心可与现有自贸区、国家级新区等行政职能相重叠，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也可以在现有新区、自贸区或行政区内设定特定的金融功能区，作为国际离岸中心的办公场地。

国际离岸中心的人员构成。借鉴国际离岸中心的设立模式，结合我国“一带一路”相关职能部门，以及金融、外贸、外汇管理等职责划分，进行该组织机构的部门设计和监管机构的厘清和确定。具体可以由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等牵头研究和推动，委托拟试点地区的地方政府金融监管局牵头，人行外管局、银监局、证监局等当地分支机构参与，成立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和监管联合机构，进行国际离岸中心的机构设立、制度制订与业务审核等。并设立中心筹备小组，邀请行业专家等参与，进行愿景与战略定位、组织设计、流程制定、业务与权限管理的审批等。

一是国际离岸中心的基础和资源。要有一定的产业如基础、专业人才或区位优势。建立“一带一路国际离岸中心”，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产业积累、资金需求、行业人员，需要在交通相对发达的城市或国家级新区、自贸区等园区。

二是国际离岸中心的政策环境。建立“一带一路国际离岸中心”，选择的城市或地区应与“一带一路”倡议有较强的相关性，或者处于“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或枢纽；或者，能够辐射周边地区或临近国家，符合国家重点发展的区域定位，如广州南沙市，有国家级新区和国家级自贸区等政策优势和交通发达等硬件条件，也有广州市的高端人才等专业基础，同时，周边自然环境良好，国家在积极推动大湾区整体建设。另外，与深圳、香港、澳门、珠海等经济和金融发达城市的距离很近，与周边国家如：东南亚国家的海外交通、国际经济贸易和人员往来较频繁，便于形成跨区域、跨国家之间的金融聚集、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影响力。

一是国际离岸中心的风险识别。中心的设立和运营，应该注重培养当地的金融创新和风险识别、风险监控等能力。建设“一带一路”国际离岸中心，是一项新生事物，涉及到我国政治、法律、经济、金融、外汇、外贸、人文等各个方面，各种风险聚集，规则需要借鉴、研究、创新和实践探索。

二是国际离岸中心的监管。国际离岸中心的选址和建设，涉及到各类新业务、新制度、新模式和新规则，需要专门机构或团队去借鉴、去创新、去融合，需要国务院、各部委、当地政府和监管机构的引导与约束。需要构建和引进高素质的金融创新能力、国际操作经验、金融风险分析与控制等能力的专家队伍，需要培养和提升相关部门和人员的离岸业务风险识别、监督检查和违规处理等运作与机制，以确保离岸中心相关业务的风险评估、监控、转移和合理规避。

各位朋友，让我们共同期盼，“一带一路国际离岸中心”能够早日设立，并发挥在“中国梦”追寻过程中无可比拟的资本聚集和国际影响力。

来源：发改大讲堂 走出去智库CGGT整理

专家简介

闫志君，走出去智库（CGGT）首席金融专家。长期从事商业银行战略策略研究与全面风险管理，目前侧重于对中国企业与金融机构“一带一路”投资决策整体方法论的研究与实践，包括投资风险收益指数与“一站式”投融资服务。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高级经济师。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中心执行总监，负责中心东北亚项目办。中国人民大学MBA企业导师。

研究领域为政府规划、产业园规划、城市管理规划、社会信用体系、国家战略融合、企业战略和融资上市。主要成果包括国家部委中央企业“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国家部委中央企业“十二五”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规划；中外双向投资报告之“一带一路”战略系列丛书；央行货币政策研究及地方金融监管改革课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