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期货日报  作者：曲德辉

现货定价“快涨慢跌”  钢企面临供需“剪刀差”

铁矿石是仅次于原油的全球贸易额第二大商品。我国是铁矿石第一大进口国，2016年我国铁矿石进口量达10.24亿吨，占全球铁矿石产量的49%。但我国铁矿石定价的影响力与贸易规模并不匹配。
　　

据悉，当前铁矿石现货定价以普氏指数为主导。普氏指数由普氏能源资讯发布，以62%品位铁矿石为基准，按美元计价，采集中国主要港口铁矿石到岸的现货价。与大量公开交易形成的期货市场价格不同，普氏指数由普氏编辑人员通过电话问询等方式，向矿山、钢厂及贸易商采集数据。虽然询价对象是市场上“最活跃的企业”，但样本数量有限，仅占市场总量的6%—9%，采集过程也不公开透明，一个大权重样本报价的大幅变动，将直接影响当日普氏报价。这导致以普氏指数为主导的现货价格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快涨慢跌”。
　　

以螺纹钢期货主力合约的结算价和普氏62%铁矿石指数为参考价格，数据显示，在2013年10月31日铁矿石期货上市前，相比于螺纹钢期货，普氏指数呈现“快涨慢跌”“涨幅大、跌幅小”的特点。从价格涨跌启动来看，在价格上涨时，普氏指数通常较螺纹钢期货提前启动，平均提前5.75天，最快提前11天，最慢滞后1天；在价格下跌时，普氏指数通常较螺纹钢期货延后下跌，平均滞后4.67天，最慢滞后24天，最快提前7天。从价格涨跌幅度看，在上涨过程中，普氏指数与螺纹钢期货价格的涨幅比平均为12.42，最大为39.70；在下跌过程中，两者的跌幅比平均仅为2.36，最大仅为3.61。上涨过程中普氏指数与螺纹钢期货价格的相对涨幅远大于下跌过程中两者的相对跌幅。
　　

例如，2013年6月螺纹钢期货1310合约结算均价3459元/吨，2013年8月上涨至3767元/吨，涨幅为9%。而同期普氏指数从115美元/吨涨至137美元/吨，涨幅高达19%。
　　

“以前钢材价格上涨时，普氏指数快于现货价格上涨，其涨幅也相对较大，推高了原料采购成本。钢材价格大幅下跌时，普氏指数相对螺纹钢期货价格跌幅小、跌速迟缓，原料采购成本居高不下。”南京钢铁证券部投资室主任蔡拥政向期货日报记者坦言，普氏指数不公开透明、“快涨慢跌”的特点，使企业备受供需“剪刀差”的困扰，企业经营风险加大。

期货价格公开透明  成为行业定价标杆
　　

目前，大商所铁矿石期货已成为国内期货市场产业客户参与程度较高的领域之一。据公开数据，2017年前10个月参与铁矿石期货交易的法人客户数较2014年增长182%。“国内众多产业客户关注并参与铁矿石期货市场，其交易规模很快超过了新加坡铁矿石掉期市场。”蔡拥政称，铁矿石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逐渐显现，已成为国内铁矿石贸易定价的标杆。
　　

他认为，与小样本询价的指数定价方式相比，期货价格更为公开、透明和连续，是经过大量市场参与者交易得出，能够及时、准确反映铁矿石现货市场实际供需变化。与指数一天一次报价方式不同，期货市场每天提供不同合约月份的即时价格，有利于企业参考即时价格变化进行一天多次报价。同时，我国铁矿石期货采用实物交割，期现货价格趋同性较好，上市以来铁矿石期现价格相关性高达0.99。
　　

谈及铁矿石期货对市场定价的影响，新华联合冶金集团采购部总经理阴少博对记者表示：“用期货指导现货采购和定价，已成为现货企业的共识。国内众多钢企、贸易商在采购铁矿石时，通常以当日15时期货市场闭市后的结算价格和涨跌变化作为定价参考。普氏指数的编辑人员一般于当日17时左右向现货企业询价，此时采集到的成交价格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期货价格为参照。因此，实际上我国铁矿石期货已经对普氏指数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数据显示，铁矿石期货上市4年来，普氏指数“快涨慢跌”的特点已经发生改变。具体表现为，普氏指数和螺纹钢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基本呈现同涨同跌态势，两者涨跌幅比值也逐步对等。2014年至2017年上半年，从价格涨跌启动看，价格上涨时普氏指数较螺纹钢期货价格的启动点平均提前0.33天，下跌时平均提前2.5天。从价格涨跌幅看，上涨时两者的涨幅比平均为0.98，下跌时两者的跌幅比平均为0.96。此外，铁矿石期货上市后，螺纹钢期货价格下跌时，普氏指数的跟跌比例由上市前的62%提高到74%，逆势上涨的比例由上市前的36%减少到23%，二者价格走势一致性增强。
　　

在现货市场上，2013年螺纹钢（HRB400 20mm）全国平均报价约3660元/吨。此后，螺纹钢价格经历了多轮调整，在2015年年底一度跌破2000元/吨大关。随着2016年钢铁行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下游需求复苏，钢价开始企稳回升。2017年第一季度，螺纹钢（HRB400 20mm）全国平均报价为3633元/吨，基本回归到2013年的价格水平。而2017年一季度普氏指数平均为86美元/吨，相当于2013年普氏指数的50%。
　　

“与同处于钢价上涨阶段的2013年相比，2017年铁矿石价格涨势趋弱，其价格走势真正反映了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钢铁行业的影响。”蔡拥政认为，铁矿石期货价格对普氏指数的引导作用明显，大幅缓解了普氏指数对企业的负向“剪刀差”效应，企业对铁矿石现货的采购也更加从容。
　　

多项创新举措并行  促进期货功能发挥
　　

“多年来，大商所持续优化完善合约规则，推出仓单服务制度、调整交割质量标准，积极推动铁矿石期货国际化工作，促进期货功能有效发挥，提升市场影响力。”大商所工业品事业部总监陈纬说。
　　

据他介绍，仓单服务是铁矿石仓单服务商向客户提供的铁矿石标准仓单买卖服务，以满足客户近月交易需求，提高近月合约活跃度和主力合约连续性。仓单服务制度实施后，客户在进行近月合约交易后由服务商实现现货交割，逐步打消客户参与近期合约交易的顾虑，提升套期保值的覆盖面和安全性。
　　

为应对市场变化、维护期货价格代表性，大商所今年9月推出铁矿石期货合约新标准，鼓励市场接受度好、供应量稳定的主流矿种进入交割，让企业放心参与期货市场。大有资源总经理梁若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新标准推出后，期货价格将更加合理、更能体现现货市场的交易情况。企业可以更专注地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减少了在交割过程中接到劣质货而难以使用的担忧。”
　　

除上述举措外，大商所在推进铁矿石期货国际化方面开展了大量相关工作，已在境外投资者准入管理、跨境资金进出管理、货物交割、系统改造等环节进行多项革新，铁矿石期货国际化整体方案、制度设计及内部系统改造也基本完成。
　　

推动国际化发展  引入境外投资者
　　

当前，我国铁矿石期货为国内市场提供了公开、透明的定价依据，降低了普氏指数的不利影响，但在目前国际定价机制中，普氏指数现货定价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动摇，被全球认可的铁矿石期货等衍生品定价基准尚未形成。
　　

“虽然指数定价方式在大宗商品贸易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从成熟的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发展历史来看，小样本询价的指数定价存在诸多问题，最终都要发展到由大量市场交易形成的、真正反映市场供需关系的衍生品市场定价。”阴少博表示。
　　

从以往经验来看，从传统的供需双方谈判协商定价、指数定价发展为以期货等衍生品市场主导定价，已成为多数国际大宗商品贸易定价的普遍规律。
　　

以原油贸易为例，在国际原油市场1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原油定价机制经历了跨国石油公司定价（1900—1973年）、OPEC定价（1973—1986年）和期货定价（1986年至今）三个阶段。目前公认的两大国际基准价格分别是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WTI）期货价格以及ICE的北海布伦特原油（Brent）期货价格。此外，在大豆、玉米、小麦等农产品贸易中，现货定价主要参考CBOT的相关农产品期货价格。在铝、铜、铅、锡等金属商品贸易中，现货定价主要参考LME的期货价格。
　　

这些大宗商品的期货价格成为全球贸易的定价基准还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普遍采用实物交割，而非现金交割。缺少实物贸易为基础的现金交割，期货价格难以成为定价基准，只能成为“影子市场”的“影子价格”。比较典型的是东京商品交易所（TOCOM）在2001年推出的以中东原油为交易标的的原油期货，该期货采取现金交割，以阿曼和迪拜原油的普氏月均报价换算成日元作为期货结算和交割价格。由于缺少实物交割保障，日本的原油期货价格与伦敦、纽约期货价格同步，但与本地现货价格背离，无法成为定价基准。
　　

实物交割是连接期现货市场的纽带，也是保障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紧密衔接的重要制度。期货交割地点通常集中在商品主要集散地和贸易中心，符合现货贸易格局和物流特点。在实物交割的保障下，当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偏离，交易者会通过期现货市场套利操作，促使期现货价格合理回归。可以说，实物交割是期货和现货市场最有效的“黏合剂”，是期货价格的“压舱石”。有了实物交割，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实现成为可能。因此，在国际大宗商品领域，采用实物交割的期货价格才具备发展成为国际定价基准的条件。
　　

我国铁矿石期货的现货基础雄厚，且采用实物交割，具备成为全球贸易定价基准的基础。一方面，我国是世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和消费国，2016年进口量接近全球产量的一半，每天有来自全球的矿船到达中国各口岸。我国铁矿石产量同样位居世界前列。另一方面，我国铁矿石期货市场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铁矿石衍生品市场，市场运行成熟、规范，交割业务持续优化完善，交割顺畅。
　　

为此，业内人士呼吁，我国宜抓住当下的发展优势，促进铁矿石期货对外开放，引入境外交易者，使我国铁矿石期货价格真正成为全球参与者共同交易产生的、具有国际代表性和公信力的价格，为全球铁矿石行业提供更合理的价格参考，进而成为国际铁矿石贸易的定价基准，构建公平、公正、透明的国际贸易定价环境。业内人士表示，推动铁矿石期货国际化，为国际贸易定价提供基准，这不仅是我国实体企业参与利用期货市场的应有之义，也是我国作为国际贸易大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