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布兰特利·沃马克 系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译者赵洋，单位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平台首发

内容提要

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它旨在全面地以一种合作的方式重塑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中国宣布了多项倡议，将亚洲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完善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互联互通性。“一带一路”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将重新回到亚洲的中心位置，而这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对于其历史上在亚洲地区所扮演的角色的回归。

同近代以来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不同，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更加强调包容性和合作性，同时对于亚洲其他国家而言也是有益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一带一路”一方面推动了中国同其亚洲邻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亚洲各国同世界其他地区的互联互通。

中国同东盟的关系在推动其关于亚洲的新思维发展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东盟也会成为亚洲中心再定位的受益者。很明显，中国同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对称关系，双方之间的相互尊重仍然是维系这种关系的最重要的基础。

中国在亚洲的中心地位可以从三种意义上来理解:地理位置、庞大的人口以及巨大的生产能力。这三个因素证明了它的名字“中国”——也就是位于中心的国家——的含义。尽管中国始终处于中心地位，然而它内部的凝聚力以及它同亚洲其他地区的互联互通性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同时由于中国处于亚洲的中心，亚洲总体的互联互通性也在发生变化。

中国的中心地位创造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亚洲国际关系文化，它同西方以竞争性和扩张主义为基础的文化有本质性的不同。这是一种以关系性为前提的文化，它同时兼具了不对称性和相互尊重的特点。除了日本和北方游牧民族等少数例外，外围国家从来没有想象要取代中国，而中国的主要关注点也在于维护其边界的稳定而不是扩张。

元朝和清朝——主要的征服王朝——曾经尝试并且成功地征服了中央王国，但是它们没有能够重回亚洲的中心。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试图形成以其自身为中心的亚洲，但是失败了。

但是如果中国从来没有离开过亚洲地区，亚洲为什么需要重新定位它的中心呢?关键的变量不在于物质性的地理或人口因素，甚至也不是生产能力，而是互动的程度和模式。亚洲地区传统的互联互通被现代世界所改变,这个变化仍在进行。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性是本文的焦点。人们对于亚洲地区互联互通的历史很熟悉，特别是在总体层次上来讲，回顾这一历史是一个必要的背景性叙述，有利于思考当前趋势的战略意义。

事实上，战国时期的竞争性态势同地中海周边和近代欧洲的形势相似，秦始皇所建立的中华帝国在亚洲地区创造了一种根本不同的政治现实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中华帝国不是一成不变的，从一开始就不是如此。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它都是不断变化的，因此采取一种适当的帝国外交政策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试探性的甚至是错误的过程。刘邦太软弱了，而汉武帝又太强硬了。唐朝非常成功，而宋朝则不得不认识到自身力量的局限性。

封贡体系(the tribute system)与其说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不如说是一种不断进化的并且是仪式化的管理同其他共同体的关系的实践模式，而这些共同体则超越了帝国控制的范围。事实上基本原则是非常简单的:如果外围国家不挑战中心帝国的权威——即如果它能够表现出顺从——中心帝国也就不会干涉外围国的内部事务，也就是说它会尊重外围国家的独立自主。

封贡体系实际上是顺从和独立自主之间的仪式化的交换行为，而双方都可以得到自身所需要的东西。对于双方而言，封贡体系都是一种避免麻烦的必要机制。

在维护中心和外围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封贡体系是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的，但是它并不鼓励互联互通。十分有限的贸易被允许伴随着官方礼品的仪式性交换而开展，但是绝大部分贸易和人员的流动是非官方的，而政府要么忽视了这一点，要么就是以监控的方式来对待它。

直到清朝末年,中国人向外迁移仍然是非法的，尽管事实上很多人这样做，特别是去往东南亚地区。官方的目标是避免麻烦，而多种形式的接触则意味着更多的麻烦。尽管唐朝很明显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包容性王朝，但是总体来讲互联互通要么被忽视，要么被控制或禁止。相反，在公元前1500年，腓尼基人(the Phoenicians)在西方建立起了一个广泛的商业体系，随后又产生了很多商业帝国。在西方世界，甚至是竞争性的共同体之间经常性爆发的战争也可以被看作一种互联互通的形式。

封贡体系还引发了互联互通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它明确的不平等性质。中国承认其他国家的政府的合法性，但是是通过授予这些政府低级别的头衔或封号来实现这一点的。这就导致了一个矛盾:

一方面，正式的附属国地位要求这些国家必须派遣封贡使团出使北京;

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又宣称在本国国内拥有最终的主权权威。

这就是正式的附属地位——它并不是强制形成的——和事实上不能被宣称的国际主权之间的矛盾。这种断裂性导致了帝国在谈判和公共政治方面的困难。例如，越南国王不能出访北京(他在1791年派遣了一个同他相貌酷似的人来参加乾隆皇帝80岁寿辰的庆典)，而中国皇帝也不能出访河内。

所有前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最基本的互联互通问题——也包括亚洲——是长距离交往的困难和交通运输的高额成本。沿海地区拥有海洋运输的优势，但是大量的工作被用来修建和维护长城。大运河提示人们在陆地上进行互联互通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而这是将正常的生活隔离所导致的后果。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他们的世界就是自己的村庄，而“外部关系”则是在村庄集市上同“不法商贩(peddlers)”之间的偶然的交易,或者是同附近村庄的联姻或边界纠纷。就像越南人所说的那样，“帝王的权力停留在村庄的边界上(the power of the emperor stops at the village hedge)”。

伴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到来，东南亚地区形成了新的联通。每一个殖民地被同一个“母国(mothercountry)”相连接，而农业则被商业化，以便可以为母国盈利。越南成为大米的大规模出口者，尽管在同一时期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大米消费量(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rice)却下降了。地主所有制(landlordism)增多了，地主的权力则受到了警察、军阀和更先进武器的制约，现代化得以实现，而在中国以及其他的殖民地，现代化就意味着西方化。

随着中国不再是一种在若干层次上远离普通人生活的亚洲秩序的中心——这种秩序也包括其自身——落后并且分裂了。由于其太大以至于不能够被一个单一的大国所吞并，所有大国决定保持中国的门户开放并且都可以不受伤害地进入中国。亚洲并不需要一个新的中心，相反，它逐渐地失去了自己的中心并且成为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世界的外围地带。

殖民控制取代了对中国的顺从，就更不用说自治了。中南半岛了解到“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马来西亚人学习《大宪章》(Magna Carta)印度尼西亚人则敬拜荷兰皇后威廉明娜(Wilhelmina)。新的帝国主义关系并不仅仅为最小化问题而设计，而是相当复杂的，它被用来最大化母国的利润和收益。作为弱者，暹罗通过高超的外交手段利用了法国和英国之间的竞争，从而维护了它的自治。

数以千计的亚洲人被输送到美洲进行工作，或者被输送到欧洲从事战争，而亚洲市场也同样会受到西方财政危机的影响。随后便是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给亚洲国家带来了一种共同的痛苦，它仅仅是重新建立并且深化了各种各样以日本为中心的殖民关系。

在大战行将结束时，赢得了战争的殖民国家已经变得十分虚弱，从而失去了对殖民地的控制，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独立。但是后殖民主义经济的目标仍然不是本地区，而新民族主义则导致了关于前殖民时代所人为划定的国家边界的矛盾和纷争。

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并没有多少治理经验，在国内也面临着挑战，同时它们也不得不应付美国基于遏共的全球战略而不断深入介入这一地区的问题。为了应对各国共同面临的超级大国入侵、地区冲突以及国内脆弱性等问题，1967年成立了东盟。

与此同时，中国则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大众动员赋予中国一个更加内向化的关注焦点，这是中国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它在1957—1977年的路线当中得以强化。

进一步来讲，中国更倾向于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待它自己，将自己看作是相对于苏联和美国的大国，而不是众多亚洲国家当中的一员。尽管中国是1955年万隆会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但它和东南亚国家的政府之间却没有多少认同感。这种疏远的关系由于东南亚地区的华人问题而变得更加敏感。

越南民主共和国(1976年之后则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当中是一个例外。尽管在越南民族解放处于优先地位,农村革命才是它的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却是组织原则。越南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援助的最大接受者，总共接受了200亿美元的援助，而那时其自身也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越南人被“其国内”所震惊，当时中国则非常恼怒越南接受苏联的援助。对于东南亚地区的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同越南北部以及美国同越南南部的联系是最严重的地区问题,因为这两个大国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外部冲突的场所。

1967年是其激进的外交冒险主义的最高峰，而东南亚国家则是主要目标。它积极地支持缅甸、泰国和柬埔寨的革命组织，同时也支持越南北部反对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代理人。

东盟有可能成为联盟，尤其是它的五个创始成员国都同美国拥有各种各样的军事合作。相反，东盟既没有邀请河内也没有邀请西贡政府参加它的创始会议。尽管它没有能够说服中立的缅甸和柬埔寨加入，从一开始东盟的使命就是成为由愿意同其邻国在一起合作的主权国家所组成的地区范围的联合体。

在1967年，东南亚地区被看作是“亚洲的火药桶(the powder keg of Asia)”，在这一地区软弱而好斗的政府制造了一种“巴尔干化的动荡(Balkanized turbulence)”，从而吸引了主要大国的关注。东盟的建立主要是基于本地区的脆弱性，它将自己定位为亲东南亚国家，但是并不反对任何其他国家。

从内部来讲，它的使命是增强其成员国的主权。“东盟方式”之所以闻名于世，在于它拥有各式各样以取得共识为目标的会议以及它那创造性地同地区外国家发展关系的冒险行为。

1979年越南对于柬埔寨的入侵行为为中国和东盟制造了一个共同的敌人。中国减少了它对于东南亚地区的革命组织的支持，并且同东盟和美国组成了共同的反越南联盟。

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则开始在中国同其邻国之间发展出共同的经济利益。由于贸易几乎是从零起点开始的，中国花了很长时间才成为东南亚国家主要的经济伙伴，但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它的合作性态度引起了这一地区的积极关注。

当西哈努克(Sihanouk)在1987年开始和洪森(Hun Sen)对话的时候，东南亚的反越南联盟开始瓦解。东盟期待着扩展成一个全面的地区联合体，因此在1995年允许越南加入其中，老挝和缅甸随后在1997年加入，柬埔寨则在1999年加入。在巩固本地区成员国之间的关系的同时，东盟开始将其他国家含括在以东盟为核心的倡议当中。

东盟地区论坛(AＲF)成立于1994年，现在已经包含了27个成员，令人惊奇的是,它也同诸如朝鲜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创建了伙伴关系。东盟同中国、韩国和日本的“10+3”会议起始于1997年，同时同其他国家的定期接触也通过各种渠道得以扩展。

东盟在20世纪90年代的表现更加引人注目，与此同时，中国开始转向睦邻政策和多边主义。在中亚地区，中国发起成立了“上海五国”机制(Shanghai Five)，以便减小跨边界动荡的风险。

在东南亚地区，中国在1990年同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在1991年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国。1990年，中国同越南的关系开始正常化，并且在1995年也不反对越南加入东盟。

中国克服了它起初对于东盟地区论坛的怀疑态度，并且在1997年加入其中。很显然，贸易推动了共同利益的产生,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同中国的贸易仅占东盟贸易总量的2%。双方都很乐意将先前的分歧放在一边，同时就建立包容性的伙伴关系进行对话。

过去的20年是观察中国同东盟之间关系的最有趣的时期，但是它又由两个完全不同的10年所构成。1997年到2008年是双方关系的黄金时期，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对于港币和人民币的支持赢得了东南亚国家的赞许和尊重。

东盟地区对于中国对相互收益的关注以及抵制国际经济危机从而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印象深刻。与此同时，这一地区也对其面对全球危机时的脆弱性感到气馁，对于“华盛顿共识”的冷淡表现感到失望。

这一地区对于中国的依赖度迅速提高。2002年，中国成为地区外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于在中国南海地区行为准则的共同宣言则进一步具体化了这一条约。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也提上了日程，因为到这一时期对中国的进出口已经超过了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

然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动摇了东盟地区的经济和自信心，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同东盟关系的另外一个10年。在其他国家仍在苦苦挣扎的时候，中国在继续发展。

中国对于国际危机的应对及其朝着超级大国地位的跃进提升了东南亚国家对于是否会成为中国后院的疑虑。中国同东盟之间的贸易量从2008年占东盟地区对外贸易总量的14%跃升到2015年的20%。

中国对东盟的对外直接投资(FDI)看起来在数量上没有那么引人注目，2015年只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仅仅相当于美国对东盟投资额的61%。

但是，投资的增长率是很显著的。从2010年到2015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增加了一倍多，而美国则基本保持不变，同时中国投资的增长占到东盟地区投资增长的1/3。

旅游业的变化甚至更加显著，从2014年到2015年，来自中国的游客人数增长了42%，占东盟地区外旅游人数的42%。甚至即使没有中国南海问题，同中国之间正在变化的关系也已经成为东盟在过去10年当中的主要关注点。

在国际经济危机爆发之后的10年当中，中国南海地区的主权争端成为东南亚国家对于突然崛起的中国的关注焦点。主权主张是相互排斥的，而中国同东南亚沿海国家之间相互重叠的主张则导致了一种持续的争议。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2010年声称美国在中国南海地区拥有“国家利益”这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局势的紧张。

同2002年的乐观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南海成为中国对于东南亚国家“野心”的模糊性象征。然而，这一地区从1988年以来就没有军事冲突，也没有对于其他声索者所占领的地区的争夺。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中国的“新常态(new normal)”增长将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它仍然是东盟的最大伙伴，并且会继续发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仅比作为一个整体的东盟高1个百分点,这等同于东盟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菲律宾和越南的增长速度。

在对外直接投资和旅游业方面也预计会出现迅速的增长和波动，而这是由于中国正在变化的劳动力、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以及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所导致的。但是，总体上来讲，“中国震撼”的10年已经被关于中国—东盟关系将会对双方展现出巨大机会的更加稳定的预期所取代。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为美国总统已经引发了可以等同于2008年经济危机的全球政治危机。导致这一危机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特朗普的排外主义政策，而在于他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的深深的不确定性，同时这一危机被欧洲的政治问题以及持续不断的中东问题进一步加剧。

除了朝鲜是一个例外，亚洲只是间接地受到这一危机的影响，但这一影响仍然是显著的，因为美国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并且对于亚洲而言十分重要。

特朗普带给美国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广泛的，所以最好将它划分为若干类别。

一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关于外交政策，特朗普做出了很多戏剧性的陈述。其中一个例子是美国对于北约义务的态度。尽管特朗普倾向于夸大他改变政策的意愿以便使他的讨价还价能力最大化，很明显他也愿意做出巨大的改变。

二是团队的不确定性。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依赖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机构和情报部门，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塑造和执行政策。但是他疏远了情报部门，同时他的外交政策团队也缺乏经验。他们总是在内部争执不休，并且特朗普对他们也缺乏监督。他的团队增加了外交政策上的困惑。

三是关于持续性的不确定性。对于他的前任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每一项主要政策，特朗普都持批判态度。他已经取消了美国对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参与，同时对于更早期的“重返亚太(pivot toward Asia)”战略会发生什么也仍然不清楚。

四是学习上的不确定性。特朗普将会怎样回应失败或危机?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是非常灵活的;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承认他是一个失败者，他会否认事实以便使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个成功者。

因此，特朗普要么可能非常灵活，要么可能非常刻板。五是冲突的不确定性。特朗普自身强有力并且不会犯错的形象对于他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同另一个同样致力于表现为强有力并且也不会犯错的领导人发生冲突，那么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一方会让步吗?

欧洲政治的不确定性独立于美国的不确定性，但是它增加了总体的反复无常性。欧洲的经济仍然深陷麻烦当中，英国退欧也加剧了政治困难。

在欧洲，反移民的本土主义国内势力看起来在增长，同时还有乌克兰问题。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中东问题仍然是严峻和复杂的，也可能引发新的意想不到的危机。

在南美地区，委内瑞拉的崩溃和巴西的政治困境也产生了不确定性。最后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在亚洲地区，朝鲜发展核武器所带来的问题动摇了东北亚地区的稳定。

无解的全球政治形势既为中国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机遇，同时也构成了挑战。一方面，所有国家都必须继续维持同美国的关系，而这变得更加困难了;另一方面，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是受影响最小的地区。

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这样的倡议在2014年得以发起，并且现在也没有受到影响。

东盟同样是稳固的，几乎没有保护主义思潮。中国和东盟同样致力于建立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基础的全球秩序。事实上也存在着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在关于中国南海的主权主张方面。但是，也存在着妥协和进步的余地，“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文件的宣布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由于在全球政治危机期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相对稳定，双方的相对政治声望也有可能得到提升。如今，由于北约和欧盟陷入麻烦之中，“东盟方式”看起来似乎更加有吸引力。

同一个跨国联盟或联邦相比，一个诸如东盟这样的地区伙伴关系或许不是那么强有力，但它同样也不那么脆弱。与此相类似，中国同美国形成了对比。中国对于地区性和全球性合作的态度更加稳定，也更加开放。

在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互联互通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现有的秩序。中国和东盟仍然致力于推动多边贸易，尽管TPP已经瓦解而特朗普也更倾向于建立双边协定。

中国和东盟都在努力实现在2017年年底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ＲCEP)的目标。建立ＲCEP的倡议首先是由东盟在2012年提出来的，这一伙伴关系包括东盟和6个国家(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东盟已经同这些国家拥有了双边贸易协定。

ＲCEP将会使对于推动自由贸易和促进合作性经济增长的广泛的地区义务制度化，与此同时，成立于2002年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也在继续发展壮大。在东盟内部，互联互通是以东盟共同体的三大支柱的形式来推动的，这三个支柱分别为经济共同体、政治—安全共同体以及社会—文化共同体。东盟国家在不断推动建立这些共同体的同时，也努力发展更高层次的一体化。

中国则致力于在亚洲地区推动陆地和海洋上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而这远远超越了维护现存的自由贸易和投资秩序的范围。就像中国领导人2017年5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所概括的那样，中国的目标是推动5个方面的互联互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

就像中国领导人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倡议同其他国家所发起的很多互联互通倡议是互相包容的，这其中也包括《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ASEAN's Master Planon Connectivity)中国是这一倡议的核心，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所承担的领导角色，而且也是因为三个重要的使它成为亚洲中心国家的因素——它的地理位置、人口和生产能力。

亚洲国家重新围绕着中国集中在一起反映了一种机会逻辑的回归,而这一逻辑是过去中华帝国的典型特征，现在却是处在一种完全不同的环境当中。

在前现代时期，地理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由于交通和通信上的不便，距离中心地区越远互联互通就越弱,无论是在城市、地区、国家乃至国际层次上都是如此。

当前地理位置的中心性之所以重要，更多的是基于它作为一个互联互通的目标以及一个通向亚洲其他地区和亚洲之外的地区的运输渠道。

随着东盟和中国之间的互联互通不断得以完善，东盟也可以同时完善它同中亚以及欧洲地区的互联互通。中国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因此人口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即使在近代，中国的人口规模也仍然是重要的，因为它的规模太大以至于不能被完全纳入西方国家的殖民体系当中，但是那个时期中国的人口太贫穷也太松散，以至于在全球政治经济的版图当中只能发挥消极的作用。

人口赋予中国一些小国家所不曾拥有的东西:一个足以证明其经济持续繁荣的正当性的国内人口规模。通过同中国相联系，小国家得以同世界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立起联系，而现在这种关系已经很紧密了。

最后也是最明显的一点在于，中国的生产能力使它成为亚洲乃至亚洲以外地区的关注焦点。如果根据所生产的产品来衡量，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了。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赋予其人口强大的购买力,同时也赋予其政府充足的可利用资源。

通过在国内建设铁路、高速公路和机场，中国实现了互联互通的现代化;与此同时，它也增强了作为亚洲中心的能力。法国人在1910年修建了一条从海防经过河内最后通向昆明的铁路,而在那时他们可以抵达中国但是却不能去往云南省以外的地区.在20世纪30年代,从上海到成都所花费的时间要比从伦敦到上海更多.然而，如今中国国内的互联互通已经使整个中国都变成了一个更加吸引人的目的地，同时也可能是一个旅行的好渠道。

即使没有“一带一路”当中所包含的那些具体计划，亚洲也不可避免地会重新以中国为中心聚合在一起。重新形成中心对于不同的国家意味着不同的事情。

印度的人口规模同中国相当，但是在陆上同中国以及中国以外的地区形成互联互通很困难。尽管在地理上它是南亚地区的中心，但是它在推动地区互联互通方面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因此对于一个围绕着它形成的新的海上互联互通格外敏感。日本的近代历史是一部充满了全球扩张野心的历史，因此它对于中国的崛起以及重新成为亚洲的中心有一种复杂的感情。

俄罗斯更加倾向于认同欧洲的遗产，但是同欧洲国家的紧张关系以及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所能够带来的收益使得它成为一个心甘情愿的，但是又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的伙伴。对于中亚以及东盟国家而言，“一带一路”及其相关倡议加速了一个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上海合作组织(SCO)所开启的并且已经带来了巨大收益的进程。

很明显，中国是它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以及重新成为亚洲的中心的主要受益者。在亚洲中心再定位的前景和前现代的中国形势之间以及在中国不断增长的互联互通利益和由西方帝国主义所推动的亚洲现代化之间也存在着某些一致性。但是同相似性相比，当前的形势同历史类比之间的差异性更加引人注目。

传统的帝国战略是以控制互联互通而不是鼓励互联互通为基础的.封贡使团在它们的任务、构成成员以及商业随从人员方面都受到限制。当然，更多的贸易是出现在官方以外的渠道的，但是它不能挑战官方的仪式化的关系，也不能要求中国捍卫它们的利益。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充满激情的国际互联互通推动者。与此相类似，在封贡体系中那种明确的不平等性也是不可想象的。当前中国交往的对象是主权国家,正式的平等关系取代了前现代的不平等关系。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远距离的互联互通在当代世界远比在更早的时代更加重要。

全球化是人们各方面生活的更深入的一体化的最高发展阶段。互联互通创造了新的机会,但是也导致了新的脆弱性，而这就需要国家自我约束和国际机制。利益仍然是本地化的，但是在互联互通的条件下，每一个地区都是通过同其他地区的接触来追求自身利益的——这种接触有时候是合作性的，有时候则是竞争性的。在一个互联互通的当今世界当中，积极的管理制度需要取代有限的、仪式化的关系。

当前亚洲的中心再定位同西方的帝国主义有相似之处吗?西方国家也对互联互通很感兴趣，它们建立了现代世界体系以便服务于自身的利益。

中国所发起的“一带一路”、亚投行以及其他倡议也服务于中国的利益。在双赢(win-win)当中，中国是第一赢家，也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会有意识地追求一种同自身利益相矛盾的战略政策。很明显，在设计战后的世界秩序时，美国非常关注自身利益。

然而，西方帝国主义不是双赢的，它的基础是征服以及本地政府和人民对于西方利益的屈从。中国则没有强迫任何国家加入亚投行或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其他国家主动加入其中是因为这样做符合它们的利益。然而，也很有必要指出，作为亚洲的中心，中国的地位和权力使它同其他国家处于一种不对称的关系当中。如果不加以适当地控制，这也会成为其他国家焦虑和紧张的来源。

由于中国同其每一个邻国在规模和实力上的不平等性,在同邻国的双边关系中中国总是风险较小的一方，并且也有更多的杠杆可以使用。更大的互联互通性同样加强了这种不对称性，因为相对于其他联系，同中国的联系变得更加重要。也许这对中国而言是一种优势，因为它可以利用它的权力来做出有利于己的交易。但是如果中国这样做，它无疑就是在向小国证明它们的双边关系事实上是赢—输(win-lose)而不是双赢性质的。

更进一步来讲，其他小国都同中国处在一种相似的关系当中，因此也会观察到强制性的交易。如果中国的邻居对于中国崛起的抵制情绪上升，中国维护其中心地位的成本无疑也会上升，而互联互通所带来的收益也就下降了。对于大国而言，强制性的交易往往是一种诱惑，因为它们可以通过这种交易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是这种行为会破坏体系中其他国家的信心，同时也会推动其他国家的回避和抵制。人们应当记住双赢战略中的第二个“赢”是由伙伴而不是中国所决定的。

在西方世界的历史中可能存在着霸权周期。一些大国会崛起，并且有时会取代其他大国，但是最终所有大国都会衰落。周期通常被解读为出现了一个会取代当前的霸权国的挑战者，但是事实通常不会这么简单。随着霸权国获得了被征服国家的领土，维持其支配地位的成本也会增加;与此同时，外围国家抵制霸权国并且支持一个挑战者的意愿也在增加。存在时间最长久的帝国是那些能够善待外围国家的帝国。

波斯帝国(the Persian empire)是具有包容性的，罗马帝国(theＲomanempire)将公民身份推广到所有领地，中华帝国则拥有封贡体系。当代世界是一个超越了帝国的世界，也是一个多节点的后霸权世界，但是不对称性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各方均相信可以取得双赢的结果，那么各方就都会支持这一体系。

也许当代亚洲中心再定位的发展趋势同先前的帝国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具有包容性。传统中华帝国的接触范围仅仅局限在亚洲，西方帝国主义则关注获得对殖民地的所有权，而这就导致了西方大国之间对于控制权的争夺以及武力征服。东盟长期以来向全世界开放，也不是一个反对其他国家的联盟。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国也一直在追求建立伙伴关系而不是联盟。因此，亚洲中心的重新定位不是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分割。事实上，通过发展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亚洲同世界其他地区的互联互通也可以得到完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赵洋翻译)、(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