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下“空壳公司”、租用银行的同业账户、再私刻几枚“萝卜章”，然后买通银行内部关键人员。

浙江金华人季铭铭，与河北张家口人孙占新，就是通过上述几种手段，借道“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业务，从银行成功“套取”11亿元资金。随后，他们将所“套取”的资金用于偿还炒股旧债，还有约3亿元被“同行”“黑吃黑”套走。

此案将民生银行（600016.SH/01988.HK）、兴业银行（601166.SH）、宁波银行（002142.SZ）、平安银行（000001.SZ）、苏州银行等9家银行卷入其中。

截至2017年6月底，这桩票据案件，至少引发了两地警方的介入；也导致至少7家涉事银行的连环诉讼，仅法院的受理费，一次审理，少则五十多万元，多至两百多万元。官司之多、链条之复杂，令人咋舌。

本文作者通过梳理“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披露的6份司法文书，苏州银行IPO预披露的文件，以及走访多位知情人士后，将展示这起案件的“冰山一角”。

买下“壳公司” 租下两个银行对公账户

这起案件的核心“作案工具”是一种叫商业承兑汇票的票据。其原理简而言之为：当A公司向有生意往来的B公司支付一笔钱款，但又不能或不愿立即支付现金时，在取得B公司同意的前提下，可以签发一张商业承兑汇票。这张汇票上，要注明到期兑付日，一般不超过六个月。

收到这张汇票的B公司，如果急于变现，可将其折价后，转让让给其他公司或者银行，这叫“贴现”。实际操作中，一张汇票可能在多个公司，或多家银行间流转，“层层贴现”。汇票的最终持有者在到期日可持票向开票的A公司兑付款项。

在这样的业务模式上，也由此诞生了一批专门从事寻找票据、联系贴现业务的票据中介及中介公司，从中收取中介费用。

“浙江杭州是票据中介集中的一个大本营，他们的力量，经常可以左右票据市场的定价，包括盈利与否。”从事票据业务的人士，向本文作者介绍。

生于1982年，家住杭州的浙江金华人季铭铭，就是这样一个票据中介。

知情者介绍，2015年4月，季铭铭、展猛以仅仅5万多元的代价，从王加明、黄泉永手中受让了杭州汉康公司的全部股权，其中季铭铭占股20%，展猛占股80%。

而从2011年1月至2016年12月，汉康公司纳税总额仅有1200余元，并且自季铭铭接手之后，再无任何纳税。

“季铭铭收购汉康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做票据的生意”。上述知情人士称。

盘下“空壳公司”，只是季铭铭等人谋划的第一步。

两家位于偏远边陲之地的村镇银行——贵州黔东南州从江县的从江明月村镇银行（下称从江村镇银行），及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的库车国民村镇银行（下称库车村镇银行），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这两家银行均在其他银行开设了自己的对公账户。

季铭铭分别租下了这两家银行的对公账户，价格均为每月200万元。

2017年6月26日，本文作者向从江村镇银行及库车村镇银行，发去了问询邮件，但未获回复。

而知情人士介绍，与季铭铭共同谋划，租下这两家银行账户的，还有一位他的“合作伙伴”——孙占新。

孙占新，1978年生，河北张家口人。

2015年3月，孙占新独资注册成立了杭厦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下称杭厦国际），并任法定代表人，季铭铭为公司的监事。

搞定民生银行内部人——资金中转在此完成

在季铭铭、孙占新之外，还有一位银行内部人士，也成为他们的重要“合作伙伴”——那就是生于1981年，时任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票据部副总经理的姚东。

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在2013年9月，获得银监部门批准开业。

如后所述，这两起总涉案11亿元的票据案，在其资金的周转过程中，核心中转站即为民生银行三亚分行。

2015年7月1日，杭州汉康公司签发了6张金额均为1亿元的商业承兑汇票，收款人是中航国运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下称中航国运贸易公司）。杭州汉康公司为这6亿元票据的承兑人，其开户银行是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票据到兑付期日均为2016年1月1日。

中航国运贸易公司于2014年8月被万春贺买下。此外，万春贺也与孙占新一道，每人持股50%，成立了北京中航国运科贸有限公司（下称中航国运科贸公司）。

知情人介绍，无论是中航国运贸易公司，还是中航国运科贸公司，其实都是孙占新用来“倒票”（买卖票据）的公司。

这6亿元票据签发之后，开始了连环的“背书”转让，最后落入兴业银行福州分行。不过，后来，兴业银行福州分行又将其中的3亿元票据，“背书”转让回了平安银行宁波分行。（见下图）

于是，平安银行宁波分行、兴业银行福州分行成了这6亿元票据的最后“背书”者，两者分别持有3亿元。

所谓“背书”，《票据法》界定为“指在票据背面或者粘单上记载有关事项并签章的票据行为”，并规定，“背书人以背书转让汇票后，即承担保证其后手所持汇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

银行界人士称，“合乎监管规定”的交易，理应这么进行：交易环节中的后手从前手那里拿到票的同时，应将票面款项扣除“过桥费”（即手续费、利润等）后支付给前手。

然而，交易记录显示，在这个交易中的前面环节，层层“倒票”并没有真实的现金流转，只是到了兴业银行福州分行、平安银行宁波分行这两个最终的持票人手中时，才向各自的前手——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扣除“过桥费”后分别支付了对应3亿元票据的资金。

交易记录亦显示：这一系列涉及到八九个环节的票据“背书转让”行为，都发生在2015年7月1日同一天。

多家银行被卷入其中

按照常理，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应该在扣除自己的“过桥费”后，将对应这6亿元票据的现金，打给库车村镇银行了。

但是，这时候，“蹊跷”发生了。

7月2日，即转让第二天，库车村镇银行作为乙方（卖出方），与甲方（买入方）内蒙古鄂尔多斯农商行，签订了《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约定将这6张汇票，转给后者。

但实际上，如前所述，这6张汇票，已经通过“背书”的方式，层层转让，到了平安银行宁波分行、与兴业银行福州分行手中。

“季铭铭、孙占新，通过私刻的公章，自行制作了《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冒充库车村镇银行，与鄂尔多斯农商行签订了《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知情人士介绍。

在7月2日同一天里，通过层层转贴现，这6亿元票据，到了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的手中。（见下图）

然后，票据对应的资金通过层层扣除“过桥费”后，最终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到了库车村镇银行手里。

为什么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明知这6亿元票据已在7月1日“背书”转让到了兴业银行福州分行、平安银行宁波分行手中，还要“张罗”多家银行层层签订《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

一位参与这项交易的银行界人士表示，“民生银行的解释是，他们与库车村镇银行之间‘地位不对等’，双方体量差距过大，所以需要找几家银行‘过桥’，才能把资金，打到库车村镇银行的账户上。”

部分已经公开的判决书也提到了类似的信息，当事银行之一——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就称：

这些“票据流转的主体、顺位、方式、时间，均是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精心安排。在票据的流转中，所涉十余家主体，均是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事先找好；票据不论是以背书转让还是以合同转让，都是在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的主导下短短2天时间内操作完成”。

而促成这一交易的“关键人士”，就是时任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票据部副总经理姚东。

接近案情的人士称，季铭铭与姚东相识，他们共同策划、完成了这套复杂的交易。姚东也涉嫌从季铭铭等人手中收取了巨额的“好处费”。

对此，2017年6月26日，本文作者亦向民生银行发去了问询邮件，但始终未获回复。

2015年7月6日，四天之后，季铭铭等人如法炮制。杭州汉康公司又签发了另外5张共5亿元的商业承兑汇票。这些票据通过层层背书转让最终到达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见下图）

7月7日，季铭铭、孙占新等，故技重施，以从江村镇银行为起点，通过各家银行的层层转让，这5亿元票据，最终“转到”了民生银行珠海分行手中。（见下图）

7月7日这一天，通过层层扣除“过桥费”后，票据对应的资金最终从民生银行珠海分行到了从江村镇银行手中。

根据宁波银行绍兴分行在海南省高院法庭上提交的证言，这一系列交易的发起、路径，及参与交易的各家银行，都是由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事先确定的。

一位接近案情的人士介绍，在这笔5亿元票据的“生意”中，时任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票据部副总经理姚东，涉嫌从季铭铭等人处，收取“好处费”200万元。

票据到期了钱却兑付不了

由于季铭铭、孙占新已经租下了库车村镇银行、从江村镇银行的对公账户，上述票据金额扣除“过桥费”获得的10亿多元的资金，进入两家银行的账户后，迅速被二人转移到其他的账户里。

知情者介绍，这些已为季铭铭、孙占新“自由支配”的资金，一部分是“还旧债”、“补窟窿”。

2015年夏天的“股灾”之前，季铭铭曾从河北的廊坊银行借巨款，投入股市，结果“亏损4亿余元”。季铭铭拿这套取的10亿多元资金，一部分就来还了廊坊银行的借款。

具有讽刺性的是，季铭铭、孙占新还有3亿元的资金，后来被北京一家医疗设备公司同样以票据之名所“骗取”，为此他们向北京警方报案。2016年11月，北京警方以该医疗设备公司涉嫌票据诈骗罪，立案侦查。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披露的司法文书也显示，在这些票据“过桥”中曾经出现，并且为孙占新持股的中航国运科贸公司，也向这家医疗设备公司，发起了票据追索的民事诉讼。

2016年1月1日、6日，第一批6亿元票据，与第二批5亿元票据，相继到期。

通过背书转让获得这11亿元票据的最终持票人——平安银行宁波分行、兴业银行福州分行、民生银行珠海分行，开始向出票人汉康公司兑现票据，但被拒绝。

同年2月1日，汉康公司的开户行——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出具的拒绝付款理由书，称：“无法联系上（汉康公司）单位负责人，（汉康公司）单位账户余额不足”。

出具拒绝付款理由书的第二天，汉康公司兑付了1亿元。

几天之后，即2016年2月5日，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甲方）出面，与汉康公司（乙方）、中航国运科贸公司（丙方）、季铭铭（丁方）、孙占新（戊方），签订了编号为MSS201601号的《还款协议》。

这份《还款协议》约定：

“鉴于甲方（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为乙方（汉康公司）为出票人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业务，并为乙方票据背书，乙方获得资金，甲方在票据到期后陆续对持票人付款，甲方成为实际付款人。现甲乙丙丁戊五方经协商一致，同意将甲乙方票据关系明确为普通民事欠款关系，丙丁戊方自愿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甲方为债权人，乙丙丁戊方为债务人。

汉康公司（乙方）与中航国运科贸公司（丙方），承诺在2016年6月30日之前以现金方式偿还（甲方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全部欠款及利息”。

由于季铭铭是新三板挂牌公司浙江启鑫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35941）的前十大股东之一，持有该公司股份1000万股。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与季铭铭，就这1000万股证券，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

中航国运科贸公司持有的在此案之外的另3亿元商业承兑汇票债权，也转让给民生银行三亚分行。

此外，季铭铭、孙占新等人拥有的云南省石屏县范柏寨铅矿的采矿权，也质押给了民生银行三亚分行。

“季铭铭、孙占新等人还是有一定的资产，他们虽然用票据的途径，‘套取’银行的资金，其实质一开始并非是纯粹骗钱来挥霍。其本来的意图，可能是以较低的资金成本，用来进行投资，或者投机——在这11亿元里，其全部的资金成本，包括票据贴现的利率，租用账户的成本，行贿的成本等等，加起来，不会超过10%（年利率），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相当低廉的。”一位接近交易的银行界人士称。

涉案银行展开连环诉讼

上述《还款协议》约定的截止日期2016年6月30日，然而涉案的银行等不及了。在还款截止日前几个月，一场连环诉讼开始了。

兴业银行福州分行，起诉了它的“前手”——平安银行宁波分行，并将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列为第二被告。

平安银行宁波分行，也起诉其“前手”——民生银行三亚分行。

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同样起诉了其他银行。

“兴业银行福州分行、平安银行宁波分行，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之间，是背书转让，按照《票据法》规定，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作为‘前手’，对票据的兑付清偿有明确的责任，所以这两起官司，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必输无疑。”一位参与案情的司法界人士介绍。

按照背书转让的路径，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应该向库车村镇银行，以及从江村镇银行，提起诉讼，要求追索这11亿元的资金。

但是，民生银行却依据所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向通过“合同转让”方式转让路径，当时“卖”给其票据的“卖家”——宁波银行绍兴分行、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提起诉讼，进行追索。

有接近交易的银行界人士分析，“如果依据背书转让，起诉库车村镇银行、从江村镇银行，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肯定会赢。但是这两家村镇银行，体量太小，注册资本都只有几千万元，不可能有能力来进行11亿元的赔偿”。

随后，按照这两起票据案各自层层转贴的路径，连环诉讼随之引发。

这些案件的法院受理费，每一审，少则50多万元，多则200多万元。

季铭铭、孙占新，在2017年年初，已因涉嫌票据诈骗，被检察院批准逮捕——迄至2017年6月底，11亿元票据里他们兑付的现金，只有约2.5亿元；同时被批捕的，还有涉嫌巨额受贿的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票据部副总经理姚东。

此外，有参与交易的银行界人士称，时任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分管票据业务的副行长王东芝离任一事，或与这一票据案件相关。

王东芝，曾任民生银行总行健康事业部总经理、总行票据业务部副总经理、三亚分行副行长，2016年前后，离开民生银行，转投民生银行原董事长董文标领导下的中国民生投资集团；现任该集团旗下子公司中民未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民未来）总裁。

2017年6月27日，本文作者就此向中民未来公司求证。中民未来答复称，2016年10月，王东芝是经正常手续从民生银行离职后，入职中民未来担任总裁职务。“关于是否涉及该票据诈骗案，民生银行内部早已有稽核定论，可联系民生银行有关部门进行了解。”

如前所述，2017年6月26日，本文作者曾向民生银行发去问询邮件，但始终未获回复。

至于对外出租账户的两家银行——从江村镇银行、库车村镇银行，则分别在2016年7月、2017年2月，更换了各自的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

这桩“刑事民事”交叉、复杂异常的案件，究竟何时才能了结；各家参与机构，最终将承担多少损失；涉嫌刑事犯罪的季铭铭、孙占新、姚东等人，最终将受到何种惩处，我们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