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正和岛（ID：zhenghedao）

第一个问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当前，我们的经济结构需要继续调整，这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很多过去遗留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为什么现在这么强调要反对单纯以速度、以数量为标志的增长的，这是传统的增长方式。我们在曾经的一个时期，认为数量是重要的、速度是重要的，走的是传统发展的路子。这一定得改，现在进行的结构性改革，就包含了补短板、降成本、还有解决产能过剩等等问题，主要是着重在改革。

结构调整是重要的，但结构调整不是唯一的，唯一的应该是转变发展方式。我们现在的结构性改革重在转变发展方式，这就是要改变那种传统的只重数量和速度的发展方式，转为注重质量和效率。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为什么结构性改革一直在进行，但力度不够呢？因为要转变传统的发展方式并不容易。

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利益集团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路径依赖。有了利益集团的阻挠，不愿意改，有了路径依赖，不想改。所以很多人是跟在后面瞧，实在不行了我再改改，能拖就拖，所以结构性改革不仅是调结构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仔细地认识到，补短板远远没有解决，降成本远远没有解决、去库存也没有解决。生意一好煤炭价格又上去了，所以煤照样挖。我们一定要站在全局角度看问题，一定要转变发展方式，我们的改革才算进了一大步。

第二个问题是创意、创新和创业。20世纪这一百年当中流行最广的经济学名词是“创新”。这是一百年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来的，他是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金是60年代末才有的，熊彼特50年代初就去世了，否则他肯定是最早的诺比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我们今天讲的创新、创业，理论根据还是来自熊彼特。

但是，熊彼特的理论现在已经过时了。当年熊彼特提出创新理念的时候，认为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企业家，另外一种是发明家。发明家整天在实验室中，企业家在市场上，没有平台就找不到对方。但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今天有中间人为企业家和发明家指路，把两者结合到一起。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和过去的不同。一百年前最大的发明来自军工，但今天最新的发明在民用，创新给我们的是希望、是机会，今天的年轻人是不可小看的。

第三个问题是企业家精神。一百年前，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比方，他说企业家精神就是创新者必然拥有的一种魅力。这话什么意思呢？创新者就是企业家，企业家一定要拼搏、吃苦耐劳、有眼光，唯有如此，才能打开这市场。这看法到今天同样是重要的。

最近的中央文件多次提到企业家精神，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国企需要企业家精神，民营资本同样需要企业家精神，需要靠企业家精神去拼搏。

那怎么来培育企业家精神呢？

首先就是保护产权。不保护产权怎么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所以中央文件里面讲到，不仅是物权，而且债权、股权、知识产权和其他各种无形资产都应该受到保护，这样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很多人怕的是什么呢？“我一发明出来，你就盗用了”，这是知识产权的问题，需要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各种产权一律保护。公有经济产权要保护、私有、非公有的产权同样需要保护，这一点很重要。

在谈到保护产权的时候，历史问题怎么办？中央文件中也隐隐约约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这问题还要进一步深挖，处理历史问题得有历史的眼光。我到广东、福建去调查民间信贷问题。很多人就说，应该让民间信贷浮到水面上来，在阳光下公平竞争，它为什么不敢呢？因为它在历史上可能跟某个走私案有关、本人有可能放过高利贷或者走私过，他怕人家追查旧帐。当时我不了解情况，我犯了错误，但是以后就怕你追，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怎么样做？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说的很清楚，还有很多路需要走。

再看今天的银行，信贷上也有问题。银行有两大歧视，一个歧视叫规模歧视，还有一个是所有制歧视，你是国有的就优先给你，你是民营的就往后排。这两个歧视都不合市场原则。不应该有规模歧视，谁规模大我就贷钱给他。他们说如果都按照市场竞争原则的话，那就应该凭效益、凭你过去的记录。信贷这个“信”是最重要的。

在这过程中发生过一件事。有一些地方已经实行了土地证，土地证和住房证到手后，一些农民就去办了抵押贷款，有一些人反对，说万一他不还了怎么办？那国家又要把它没收了，农民没房子住就会出问题。但后来调查发现，结果和预料的是相反的。

农民用房子、土地来抵押进行小额贷款，那是整个家族的财产。如果因为欠收、或者客观原因还不了，全家族的人都会来保障你。为什么？因为土地好不容易确权了，绝不会轻易丢掉的，你没有钱全家族帮你啊。所以农民贷款的坏帐率是很低的，而且最后全家族担保把钱还了。我们再追问，为什么愿意帮着还钱，他们说，实际上是等着将来土地升值。

中国家族企业有一个毛病，这是我们在南方企业调查的结果，家族企业有两本帐，一本帐是经济帐，一本帐是社会帐。经济帐就是一定要把这企业搞好，让全家族都能够得到更大的利益。至于社会帐，是得救济家族的人，尽帮助家族的人的责任，不然这一些人怎么办。

但是两本帐一定会出问题，我们在农村调查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人说不合理，如果是孤儿寡母，丧失劳动力，帮助他们没问题，但如果是吃喝嫖赌变穷的，这样的人我帮助他干什么？所以家族不断的分离。

企业家最重要的是懂得两个道理：

第一个道理，无论是什么样的企业家都不可能凭一个人的力量来创造，总要有同伴、总要有家族、亲人。

第二，企业家一定要懂得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变化。

从古典经济学开始就提出过一个叫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人们都是以最大的利润、最小的成本来进行判断的，但实际上古典派的时间是工业化的初期，现在的观点已经开始改变了，叫社会人假设，意思是说，人不一定全按经济学的理性人的方式来做，比如说企业不是有矛盾吗？企业不是有互相竞争吗？经纪人假设是说最后一定是拼搏到底，两败俱伤，社会人假设就不一样了，人是社会人，人是现实的人，人应该考虑到“协商、和解、双赢”。

这六个字表明，社会人假设不是最优选择，而是各自后退一步海阔天空。和解就可以合作了，最后的结果是双赢的。企业家也应该是社会人，懂得协商、懂得和解、懂得双赢。企业家也不是一个身份，是精神啊。

第四个问题，中国正在悄悄的发生一场人力资本革命。国外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旧的人口红利没了，现在中国农村没多少能进城了，中国改革的路也走到头了，改革红利枯竭了。唱衰中国的很重要一个理由就是中国旧的人口红利没了，旧的改革红利枯竭了，这些观点都是错的。

其实，中国正在悄悄的发生一场人力资本革命。过去只有“海归”，现在出现一个新词，叫“城归”，无论男女都在向回走，他们在寻找自己创业道路。

我是贵州毕节试验区的总顾问，对毕节的情况了解比较多。那个地方大量的人走出去，现在又自动回来办小微企业。他们在城市中工作了几年，有经验又懂得技术，这种变化不仅是在贫困地区，富裕地区一样有。

浙江土地确权以后，有些农民到城里开作坊做生意去了，但田地总得有人种的，我们在浙江发现是安徽的人在种田。在苏南考察时发现，苏南的田是苏北人在种，苏南人自己去做生意了。而农民也在自费学习农业技术。所以中国的正在发生人力资本的革命。中国人口资源枯竭的理论只能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

最后一个问题，中等收入陷阱。对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新看法——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他是没有普遍性的。2007年世界银行报告中提出，有一些国家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就停滞在那个水平上了。拉丁美洲有几个国家、东南亚有几个国家，都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它没有提出怎么解决，原因也没有说清楚。实际上从国外的很多资料来看，事实是如此，但原因要分析。

中等收入陷阱实际包含三个陷阱：

第一个陷阱是发展的制度陷阱。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及时进行改革，没有进行土地的重分，到现在变成制度性的问题。

 

第二个陷阱是社会危机陷阱。既然土地制度没改，传统的统治方式也没改，内战就发生了，形成了长期的社会不和。

 

第三个是技术陷阱。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资本市场，国内没有人才。大部分出国留学的人毕业后不愿意回去，非洲、拉美那些地方的技术怎么能够有突破？必须有技术上的创新才能走向成功。

但是中国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计划经济时代尽管有各种缺点，但在当时是必然的。因为中国处在受孤立、受封锁的情况下，多次应该进行的改革都没改。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提出了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这种局面。

尽管改革开放是很难的，但是毕竟有了几个突破。第一个突破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了这个之后，多年凭票供应粮食的情况没有了，集市贸易，鸡鸭鱼肉什么都有了。

第二个突破是劳动力多了。过去都是工分制，都不出力干活，现在承包地的人不用那么多，就开始创办乡镇企业。这是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突破的结果。

第三个突破是经济特区的建设。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乡镇企业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市场开拓。经济特区的建设，是在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了三块石头，从此激起了层层波浪，中国经济再也不可能倒退回去，所以我们应该是这么来看待的。有什么中等收入陷阱？跟中国是没关系的。中国正在变化，而且变化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