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世界里，美国没有巨额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日本没有泡沫经济，亚洲不会发生1998年的金融危机。当然，更加不可能发生现在正在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世界性金融危机。

　　我们现在承受金融危机带来的种种苦难的源头，可能肇端于194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美国财长摩根梭的一个指示—“不要再讨论世界货币的问题”！

　　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围绕金本位崩溃之后的世界货币问题，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和美国经济学家哈里·怀特各自提出了一个方案，并且围绕方案的选择进行了长时间的斗争。凯恩斯提出了一个名为班克尔(Bancor)的世界货币的设想，他主张采取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确定币值的根据，并建立一个新的金融机构“国际结算或货币联盟”负责班克尔的发行和管理。而哈里·怀特，也提出了一个名为尤里塔（Unita）的世界货币计划与凯恩斯的“班克尔”计划相抗衡。

　　两位经济学家的斗争是如此激烈，以至于平日温文尔雅的凯恩斯多次把文件摔在地上冲出会场，完全不管自己身患严重心脏病的事实。根据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参与者的说法，凯恩斯“冷酷无情地驱使自己和别人工作”，而哈里·怀特“每天最多只睡五个小时”。这些争斗，在罗斯福作出“不要再讨论世界货币的问题”的指示之后终止。然后，会议的议程就在美国的掌控之下了，一个以美元为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被最终建立起来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缺陷，这是人所尽知的常识。经济学家特里芬早在1960年就证明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不过，世界可以更好的原因不在于我们可以规避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而在于我们失去了得到一种世界货币的可能，更加重要的是这种世界货币背后所隐含的一种世界经济的宏观协调机制。

　　我们曾经拥有黄金这种世界货币。不论文学家如何把黄金描写成万恶之源，但是金本位制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曾经拥有的最好的货币制度。在此制度下，汇率决定问题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不同国家货币之间的兑换，有着含金量这个客观标准。只要计算两种货币代表的黄金数量就能直接换算出两种货币的汇率。这种由货币含金量确定的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不会大起大落，消除了人们从事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的风险；各国政府因为不需要维持汇率稳定，也就不需要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这可以防止高额国际储备造成的世界经济失衡；而固定汇率制度也使得那些以邻为壑型的操纵汇率转嫁国内经济危机的行为没有操作空间。用金融学家麦金农的话说就是：金本位制通过一价定律将各国结合在一起，有效地保证了各个国家要素价格的基本一致，从而避免了浮动汇率导致的各国竞争力的突然和大幅变化。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每当遇到世界性货币危机，总有些经济学家会提议“重归金本位”。这些经济学家的建议往往被大众当作笑料，因为黄金的非货币化已经是一个常识。不过，这些经济学家难道真的连常识都不具备吗？这显然不可能。

　　雅可比·福兰克尔曾经说“如果各国政府愿意采取和金本位制相协调的宏观政策，那么金本位本身甚至不必存在。如果政府不愿采取相应的政策，即使金本位被严格遵守，也不会带来稳定，从而导致金本位的最后崩溃。”这位曾经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的话，能够表达那些怀念金本位制的经济学家的本意—他们“重归金本位”的呼吁不应当理解为要回到用黄金充当货币的时代，而应当理解为他们在呼吁回归到金本位时期世界经济曾经具有的那种宏观协调机制。

　　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应该从这样的视角来解读当前世界范围内关于创建世界货币的热议—如果美元不能肩负起应有的责任，实现世界经济环境的稳定，那么我们只能选择放弃美元主导的世界金融体制。

　　3月23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发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建议用超主权储备货币代替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几个小时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此作出了回应：“我不相信有必要建立世界货币。”笔者衷心希望，今后的半个世纪里，人们不会因为这个回应而遭受更多的金融危机。

　　作者系本报经济评论员、经济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