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提到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萨默斯教授曾警告称:“过去的这个月(3月)可能会被后人视为美国丧失全球经济体系担保人角色的时刻。”你是否同意这一观点?

Richard Cooper:我认为这个问题被过分渲染,就我的理解来看,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并不是反对和对抗亚投行,而只是想先知道亚投行具体是什么。

中美之间、中国和西欧之间一直都存在一个问题。中国似乎很喜欢用口号,特别是四字口号。但是在中国政府提出口号后,西方世界经常很难立刻抓住口号背后的理念。例如,“新丝绸之路”虽然听起来是个很不错的理念,但是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只能慢慢去了解。

美国政府的观点看起来似乎是反对亚投行,但事实上美国是需要更多地了解亚投行,了解中国政府想要通过亚投行实现什么目的,亚投行是否能够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形成竞争。因此,美国采取了一个适度谨慎的态度,而非反对的立场。

我喜欢亚投行这个理念。世界有很多需求,中国政府建立了庞大的外汇储备以备不时之需。如果中国愿意贡献出一些资金,并吸收其他资金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我认为亚投行是一个很好的理念,但是我对亚投行的目标或者说管理方式并没有全面的了解。

我进出美国政府多年,所以知道政府的运作方式。我认为美国政府在亚投行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处理好,美国政府的立场是中立偏谨慎,就我而言,我会选择持中立偏积极的立场。

美国政府通常不会先喊出口号或者理念,而是会提出相对切实的行动计划,所以在这方面就会出现理解问题。这和美国政府体制的运作方式有关,如果一个计划需要立法或者资金的支持,那么就需要经过国会。国会不会只给政府开个空头支票,国会想知道计划的具体内容。所以在政策推进方面,美国的风格与中国迥异。不过这种差异不应该阻碍全球协同,很遗憾地是,在亚投行这个事情上,因为美国的处理方式和西方媒体的渲染,全球的协同性受到了阻碍。

记者:在您看来,在敲定更多细节前,首先获得国际政治上的胜利和支持,这种做法是否明智?

Richard Cooper:首先我认为这并不是中国的意图,而是美国当局和媒体渲染造成的意外。西方媒体喜欢把所有的国际关系看作体育竞技和抗衡,而且认为总有成王败寇。可是生活远远比这复杂得多。有的时候,两者皆输;有的是时候,两者皆赢。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喜欢强调双赢的局面,这也是中国一直采用的一个口号,我非常欣赏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是无辜的,中国政府提出亚投行并不是想要进行对抗,而是西方媒体对此过度渲染了。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对抗”的说法起始于媒体对英国的批评,也就是英国在加入亚投行前未同美国当局进行磋商,媒体大肆渲染这是美国的一次重大外交失败。

我没有过多关注媒体,不过我看到的一条新闻是,英国现任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因就加入亚投行的事情含糊其辞遭到了媒体的质疑。奥斯本表示,他在华盛顿时提到过英国加入亚投行的事情,但是并没有说他坐下来同美国当局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商讨。所以我不知道事实真相如何。

记者:英国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行动?英国改善了同中国之间的经济和政治纽带,这样的代价就是英美关系有些微的恶化,您认为这是正确的举动吗?

Richard Cooper:我认为这是非常明智的举措。英国正在用各种方法拉拢中国,因为他们想要让伦敦继续成为世界的金融之都。这对于英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程,特别是对奥斯本来说。首先,他们允许一家中国银行在英国设立分行,并且享有其他外国银行没有的特殊优待,然后英国想要以人民币结算,等等。英国加入亚投行只是这一全盘战略的一部分。从好的方面来想,英国方面的考虑可能是:“我们(英国)也不知道亚投行是什么,但是找到答案的最佳方式就是坐下来与中国讨论一下。” 想法总是可以改变的,不过首先得坐下来和中国商讨这一问题。对于我来说,这是非常明智的举措。

记者:这是否会令英美关系有所恶化?

Richard Cooper:我不知道该如何评定。英美的公共关系显然因此有所影响,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是中国、美国或者英国的有意之举。

记者:日本和美国最终是否应该加入亚投行?

Richard Cooper:美国执政当局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时机。若想进行资金认购,对任何一家新的银行承诺资金都需要立法支持,但是奥巴马面对的是一个敌对的国会。奥巴马现在的议程排得很满,所以在其任期内,他不太可能再要求国会帮自己一个忙(在国会看来)。国会并没不是从长远角度来思考美国的问题。我认为在未来两年内美国可能不会加入亚投行。2017年选出新任总统时,就会有一个全新的总统-国会局面,届时情况或许会有所改变。日本也会自己来决定是否加入亚投行。

记者:因为类似原因,IMF的份额和治理改革仍然停滞不前。未来两年会有什么改变?

Richard Cooper:据我所知,就其本身的优缺点来看,只有少数议员反对IMF的配额和管理改革。奥巴马想要通过IMF改革方案,但是国会想让他为此付出代价,国会在去年要求奥巴马对其医改计划进行修改,但是他不愿意这么做。这样美国就陷入了僵局:总统和国会间的政治角力。首先要静观参议院的动向,如今共和党参议院在外交事务上要比众议院更加理智。如果参议院认为IMF改革法案是一项没有争议的立法,那么否决该法案对众议院来说会是很尴尬的。所以我认为这还是要取决于参议院,如果我是财政部长,那么我会同参议院进行合作,找到一些必要的立法措施来支持IMF改革法案。那么众议院就要对否决这一法案承担责任,目前为止还没有议员真的投反对票。

记者:为了让亚投行真正起作用,并且改善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和形象,您对中国有什么建议?

Richard Cooper:正如我所说,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亚投行这一口号背后的具体计划,所以我很难直接进行评论。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还在美国国务院时,我就积极地参与到了成立亚洲开发银行的事项中,当时也有类似的担忧:“我们已经有了世界银行,为何还要成立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还不够好吗?” 我和其他人给出的回答是:世界银行还不够好,不够大。那时候,日本相对来说仍然贫穷,不过经济增长非常迅速,韩国经济还未开始增长。当时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以具有建设性的国际途径处理日本的新财富,这样一来亚洲开发银行应运而生。尽管没有作出书面的规定,但是我们默认亚洲开发银行的领导人和主要出资者将会是日本人。

有些人质疑欧洲国家是否应该加入亚投行。如果欧洲国家愿意提供一些资金,为何不可呢?实际上,这些国家承诺出资,然后亚投行进入市场,发行自由认购的债券,因而这些国家几乎没有花费毫厘,只用做出出资的承诺而已。在这方面,我们有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有些人会问,这些新的银行是否会与世界银行形成竞争,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世界有很多需求,有两家或者更多的银行并不是坏事。我对亚投行的态度也是如此: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中国有很多资金,并且愿意像55年前的日本一样出资。中国成为主导者,为何不可呢?我们应该一起打造并且利用好亚投行,这是我的看法。

记者:今年,各界对人民币加入IMF特别取款权(SDR)货币篮子的呼声很高。您认为人民币是否具备加入的资格?

Richard Cooper:我并不认为现在人民币具有加入SDR货币篮子的资格。人民币不符合“自由使用”的规定。中国当局可能也知道人民币不能自由使用。例如,我无法自由地在中国境内投资,中国人也无法自由地在境外投资。根据这一规定,人民币并不具有资格,我们不能因为一国意志而违反这一规定。

我们是否应该改变这一规定?这是一个不同的程序。并不是说所有的货币都应该是可兑换的,事实上在60年代末,特别提款权篮子内有16国货币,大多数的货币都是不可兑换的。即使在特别提款权货币减少到5种后,日元和法郎也是不可兑换的。可兑换并不是严格的要求。

对于SDR,我有一些宏大的愿景。如果现在把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这将会是一种倒退。特别提款权现在仅限于货币当局使用,但是我希望未来它能够在私有部门得到使用,那将会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转变。我不希望任何事情阻碍这一可能性的发生,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就会阻碍这一重大概念转变的发生。这只是我个人的提议。因为如果想要让特别提款权在私有部门得到运用,那么特别提款权和篮内货币之间就需要有自由的套汇,因此货币的自由使用对特别提款权在私有部门的使用提供了有力支持。

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现有路径,我认为人民币在未来五年左右可实现自由使用。我不太明白的是,中国为何选择在这一时间点提出将人民币纳入SDR。技术层面站不住脚,所以中国应该是想要获得一定的地位。如果只是为了获得地位,那么提出将人民币纳入SDR是不明智的,假若其他货币紧随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那么中国获得的地位将会被稀释,中国也就无法实现自身所期冀的地位。我认为乐观来看,人民币应该会在2020年获得纳入SDR的资格,也就是IMF下一次审核SDR货币篮子的时候。

记者:在您的愿景中,国际货币体系在未来10年或者20年会是什么样?

Richard Cooper:我认为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仍然是美元占主导地位,我有一篇文章叫做《美元的未来》。每20年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在未来20年,美元仍旧会在国际货币体系内占据主导地位,因为没人提出议案解除美元的主导地位。

记者:全球的经济浪潮中心已经逐渐从美国转向中国。这也是为何去年出现了一个热点话题,即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标准,中国在去年晚些时候就已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您认为,在当代全球经济中,市场汇率才是衡量开放经济体相对大小的最佳尺度,购买力平价在对经济体大小进行比较方面是一个具有误导性的指标。您能具体阐述一下这一观点吗?

Richard Cooper:在我看来,用购买力平价来衡量GDP是一个荒谬的概念。购买力平价有很多狂热的拥护者,如果我们想要比较生活标准,那么我也是购买力平价的拥护者,因为对此进行价格调整是明智的。在有人均GDP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忍不住用人均GDP乘以人口总数来得到GDP,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荒谬的概念。用美国的价格乘以中国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然后说这就是中国的GDP,完全是站不住脚的。中美经济间的比较已然成为一门艺术。购买力平价存在概念上和测量上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购买力平价并没有意义。中国的一些高级官员也反对使用购买力平价衡量GDP,我认为他们是对的。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可能并不那么想当“世界第一”。我之前听到一些中国高级官员在私底下这么说过:“我们还未准备好成为世界第一”。他们的官方表态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购买力平价并不是我们应该过多关注的一个概念。IMF就这一结论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这一举措是错误的,我不会建议这么做。

记者:就中国本身和中美关系,您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Richard Cooper:首先,我担心中国在人民币问题上处理不当。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不完善,如果中国过早推动人民币进入自由使用的状态,那么就会对银行体系造成巨大的压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顺序问题。虽然中国能够在明天就宣布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但是在改变人民币的国际角色前,中国需要同时自由化和支撑其金融体系。如果银行面临问题,国家机构通常会立刻干预,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并不是难题,中国是个问题的解决者。所有的问题都是可控的,但是需要第一时间进行管理。

第二个问题,污染很严重。在首先对地方政府展开反腐运动(优先考虑)后,中国将进行反污染运动。反污染运动肯定能够进行。我在伦敦读书时,伦敦的空气里满是煤尘。英国很严肃地对空气污染问题进行了处理,把煤炭厂搬离伦敦,并且以最快速度引进天然气,伦敦如今成为了相对清洁的城市之一。美国钢铁城市匹兹堡曾经也有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不过我最近到访匹兹堡的时候,这座城市已经差不多解决了污染问题。污染问题的解决需要决心和投资,中国有能力做到这两点。首先中国需要告诉地方政府,将优先考虑从经济增长转变为污染的解决。

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潜在问题是,一个问题可能会被处理不当,从而升级为更大的问题。两国之间仍然缺乏互信。自由交流桥梁的搭建是避免误解和错误处理关键信息的关键。

记者:对于美国经济,您的担忧是什么?

Richard Cooper:在美国经济方面,我认为联邦体制并不是那么的重要。美国经济从根本上来说很坚实,经济增速正在加快,所以对此我并没有太过担心,除非美国当局把经济搞砸,当然这也是可能会发生的。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短期来看不用担心。与其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不如考虑如何缩小危机带来的影响。我看好美国的经济,但是不看好联邦政府。我认为在迄今为止的两年内,美国政府并不会有很大作为。

记者:对于减小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您认为全球领导人做的到位吗?

Richard Cooper:在缩小金融危机带来的危害方面,我认为全球领导人做的还不够。如果要应对所有的情况,一套规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多有活力的监管者。

中国的问题是影子银行,对此中国当局提出了一套新的规则。这个问题是固有的,一套规则意味着总会有人不断地找出方法来规避。一开始可能不太具有威胁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会越来越大。监管者需要走在前面,至少步伐要跟上当前的问题,可是美国政府的体制使得这几乎成为不可能。

中国还需要注意西方银行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大而不倒”。随着中国不断完善自身的金融体制,中国应该鼓励支持更多的专门机构,而非那些大而不精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