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期叠加”下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祁树鹏 冯艳 |2015-03-26 09:583196

历次经济周期波动经验表明,单纯依靠银行自身的力量,很难与周期性风险相抗衡,只有政府合理运用一揽子宏观经济调节政策,职能部门建立并完善旨在确保金融体系稳定有效运行的监管体制、创造维护经济主体共同利益的有利环境,商业银行审慎稳健经营,多方合力才能成功应对由经济周期性波动引发的经营风险。

祁树鹏  冯艳  渤海银行战略发展部

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5年第

 

历次经济周期波动经验表明,单纯依靠银行自身的力量,很难与周期性风险相抗衡,只有政府合理运用一揽子宏观经济调节政策,职能部门建立并完善旨在确保金融体系稳定有效运行的监管体制、创造维护经济主体共同利益的有利环境,商业银行审慎稳健经营,多方合力才能成功应对由经济周期性波动引发的经营风险。


 

当前,中国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经济潜在增长率可能面临长期趋缓的局面。若以国企市场化和银行商业化为标志,当下我国银行业正在经历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商业周期。与发达经济体的银行相比,可以说,我国银行业经营管理能力还没有经过一个较为完整的经济周期考验,中国的商业银行应对经济周期的经验不足。如何在复杂的经营环境中行稳而致远,国内银行还亟需不断探索、积累经验。


经济下行期银行业面临多重风险考验


一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商业银行顺周期扩张特征明显,潜在风险不断积聚。得益于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国内银行保持了迅猛的发展势头,主要表现在:首先,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迅速扩张。从整体上看,2003-2013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年均增速达18.26%。另有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13年,中国银行业在五年时间里贷款余额增加了44.59万亿元,远超过去60年贷款增量的总和。其次,整体盈利水平持续快速提升。2003年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净利润总和仅为103.75亿元,而2013年则达到2977.74亿元,在十年的时间里翻了近五番。再次,营业机构网点及从业人员数量快速攀升。以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例,营业机构(含分、支行及营业网点)从2009年末的4800多个,增加到2013年末的7600多个,四年增长了近60%;从业人员由2009年底的17.7万人,增加到2013年末的32.6万人,增幅达84%。


理论和经验都表明,在银行资产和利润高速增加时,通常是风险大量积累的时期。回顾前期国内银行的经营行为,潜在风险不断积聚的迹象已然显现。


第一,乐观预期使潜在风险在无形中被低估。出于对经济形势的乐观预期和判断,及在大发展时期迫于与同业拼规模、比速度的压力,银行信贷门槛相对偏低,对压力测试情景假设条件也不够审慎,从风险防范意识到措施的全面放松,使潜在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等被低估,银行在乐观经营情绪下不自觉地承接了一定规模的带险资产组合。


第二,信贷资源集中支持部分随整体经济和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发展的亲周期性行业。央行数据显示,2014年6月末全国房地产贷款余额达16.16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0.8%。此外近两年快速增长的银行理财和信托理财也多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为主要投资标的。在决策层下决心通过深化改革解决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积累的慢性结构失衡问题的背景下,部分行业的信用风险已经开始逐步暴露,且很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全消化。


第三,内部管理滞后于发展的速度和步伐。近年来由操作风险、科技风险等引发的案件时有发生。大发展时期,由于管理重心向业务发展倾斜,致使银行在制度、流程、系统等基础管理方面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同时,随着金融服务手段和方式的更新,网络和信息安全方面的风险隐患也在上升。


二是经济增长放缓时期,商业银行信用收紧,在政府、企业高负债率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将面临多重挑战。由于政府主动转变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及人口结构演变带来的人口红利消失和老龄化加速等原因,“十二五”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已经开始放缓。考虑到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影响,以及随着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和利率、汇率等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市场在主导资源配置方面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经济周期性波动特征将变得更加显著。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国内银行主要面临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如下四方面:


第一,由于缺乏应对存量业务风险集中爆发的经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将推升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受累于产能过剩,钢铁、造船、光伏等制造行业普遍遭遇经营发展困境。2013年以来,已发生多起由实体经济企业危机引发多家银行集体损失的事件。如何平衡债权人个体利益维护和防范地方经济生态环境恶化,避免个体非理性引发集体非理性,将同时考验政府和银行智慧。


第二,前一轮刺激政策下发放的地方融资平台及持续滚动的隐性不良贷款将抬升银行不良资产和信用风险水平。在前期4万亿投资计划的强烈刺激下,各地方政府争相举债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据审计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从2007年末至2010年末,地方债规模翻了一番至10.7万亿元,2013年6月底余额已达17.89万亿元,两年半时间里又增长了近70%。尽管目前地方融资平台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考虑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受限于房地产市场下行趋势的附加影响,超负荷的大规模存量贷款很可能引发局部性和单发性风险。


第三,银行业整体规模增速趋缓将成为新常态,净利润增速可能进一步回落。伴随着经济增长中枢下移,一方面,企业融资需求下降和银行惜贷行为,会使信贷增速下降,资产扩张能力将随之下降;另一方面,企业经营环境趋紧、盈利能力下降,还款能力和意愿将受到冲击,银行业不良贷款或面临持续暴露压力。据中国银监会统计,截至2014年6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6944亿元,比年初增加1023亿元,已连续11个季度环比增加。在业务空间开拓受限和存量资产质量恶化的共同作用下,银行利润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


第四,信贷结构不合理,可能加剧流动性风险。在经济疲弱阶段,银行通常将有限的信贷规模向安全系数相对高的战略性大客户、大企业倾斜,而这些项目大多工期较长,在资金来源短期化趋向累加作用下,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将加大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难度。


银行业应多举措应对经济周期性风险


历次经济周期波动经验表明,单纯依靠银行自身的力量,很难与周期性风险相抗衡,只有政府合理运用一揽子宏观经济调节政策,职能部门建立并完善旨在确保金融体系稳定有效运行的监管体制、创造维护经济主体共同利益的有利环境,商业银行审慎稳健经营,多方合力才能成功应对由经济周期性波动引发的经营风险。为此,建议从以下六个方面着力,推动国内银行业提升应对经济周期性风险的能力。


一是加强对经济形势及政策变动的研判,不断提升风险管理前瞻性。商业银行应加强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分析,把握金融监管当局的政策取向、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深入研究经济周期各阶段银行经营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刻分析宏观经济变化和货币政策变动对银行信贷业务及资产质量的影响,提高对行业、区域经济调整的预见和把握能力,准确把握贷款投放行业的发展前景、市场空间及市场容量,从战略高度前瞻性地确定银行业务发展的重点方向,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提前应对宏观经济变动的反应机制,从根本上提高对风险的预警和把控能力,尽可能地化解由于宏观经济周期波动造成的系统风险。


二是不断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确立与自身管理能力相适宜的风险偏好。从2004年国有大型银行启动股份制改革,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要求搭建“三会一层”架构,2013年中国银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明确银行业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发展方向和路径,与发达国家先进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的长期摸索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才刚刚起步。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经济周期考验的各个治理主体及其成员,很可能不适应银行业利润规模增速趋缓的新常态。为此,银行经营层应首先转变发展意识,确立允许规模、利润等发展指标做减法的新思路,在此基础上切实做好与股东的沟通工作,说服股东及利益相关方把利润增长预期降下来,在应对经济周期波动风险时确立适当的发展速度和风险偏好,为调整管理质量进而实现持续稳健经营赢得时间和空间。


三是建立和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夯实风险管理基础。在发展速度放缓时期,商业银行宜着眼于长远发展,以时间换空间,做实基础性风险管理工作,通过采取系统的精细化管理举措,为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包括提升IT系统的支持和控制力,提高数据全面性、准确性和可用性,在大数据经营环境下切实发挥科技手段对风险早期诊断的优势;进一步规范各项内部管理制度,梳理主要业务流程,把风险管理的要求嵌入到各项具体业务流程及业务创新过程中;不断提高风险计量工具的审慎性和准确性,从而全面识别、量化和管理各类风险;加大培训力度,打造职业操守好、专业技能过硬的人才队伍,为风险管理能力的持续提升提供人才保障,等等。


四是建立协调机制,共同抵御区域性风险或重大行业、重大客户风险,逐步化解重大信用风险冲击。面对信用风险趋于上升的情势,作为市场共生体系中的一环,银行在处理地方产能过剩问题、联保联贷、融资平台等重点领域风险时,应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兼顾共生产业生态系统的整体运行状况。对于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等前期银行信贷重点投放的过剩产业,要在深入开展风险排查和防控的基础上,注意于“危”中寻“机”,把握并购和技术升级改造贷款的业务机会,避免“一刀切”式的抽贷、停贷、压贷造成企业资金链断裂,形成新的不良;对因联保出现困难,但主业正常经营、效益稳定的企业,要依托有效的风险处置协调机制,避免风险大面积扩散;对即将到期的平台贷款,要与融资平台、当地政府共同制定详细的还款方案,对可能违约的要提早做好处置预案。针对钢贸信贷风险集中爆发问题,上海银监局推动搭建三个平台,汇聚银行、监管部门、同业和政府四方力量,阶段性实现了风险“软着陆”,其处置经验可资借鉴。


五是全面加强指导与支持,充分发挥压力测试在阻击周期性波动风险中的作用。建议监管层加强压力测试方法论研究,统一各商业银行测试方法,提升各行测试结果的“可加性”,为宏观审慎监管和系统性风险防范提供量化基础;进一步加强对各商业银行压力测试工作的指导,在促进测试方法细化、完善的同时,重点强化对测试结果应用、管理预案等方面的指导,促进各商业银行提升自身逆周期抗风险能力;以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为契机,积极争取宏观经济数据跨国整合和共享,从而解决我国长期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经济下行阶段经济和金融表现数据严重匮乏的根本障碍。


六是搭建逆周期监管框架,综合运用资本、风险、制度调节手段,减轻金融机构周期性共振。2011年正式发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在规划期内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建议未来将风险控制政策尽职评估、发展战略审慎性评估、宏观经济分析和重点行业分析能力评估等内容纳入到框架中,通过不断加强逆周期监管,缓释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防范和化解金融系统风险。同时,在逆周期超额资本监管要求基础上,结合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缓释监管顺周期的理念,进一步探索运用资本约束工具削弱风险计量时的顺周期因素;充分发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引导银行业注重风险、效率、可持续性等因素,从整体上提升银行业抗经济周期波动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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