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国家级战略规划的稳步推进，商业银行的金融战略幕布也在徐徐拉开。

　　“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对外的投资存量是6605亿美元，这是我们整个‘走出去’的家底。未来五年我国会对外投资5000亿美元，我觉得将迎来一个黄金时期。”2014年12月30日，在中国银行“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加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专题吹风会上，中行公司金融部总经理林景臻表示。

　　为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中行将支持国内企业通过工程承包、并购、建厂等形式进行过剩产能的对外转移。其设定的目标包括，中行2015年对“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授信不低于200亿美元，未来三年授信金额达到1000亿美元，力争2015年出口信贷和结构化融资项目金额达到100亿美元等。林景臻同时表示，该战略目标正在走总行的审批流程。

　　在此次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中行亦有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布局。

　　“这两年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急速下降，这实际上给中国的企业在这个领域把握话语权、定价权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中行贸易金融部总经理程军表示，由于历史原因，很多大宗商品整个产业链从开采到运输、结算，基本上都是美元定价，趁现在大宗商品供需关系变化的窗口，中国若能有效推动大宗商品领域的金融服务，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在这一领域的话语权。

　　推进跨境结构化融资

　　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2014年12月24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从简化审批手续、拓宽融资渠道、健全政策体系三个方面加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力度，并鼓励商业银行加大对重大装备设计、制造业等提供全面金融支持。

　　作为对“一带一路”战略以及国务院政策的呼应，中行2014年12月30日公布了相应的策略。据林景臻介绍，中行将在“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战略、抓好“走出去”重点项目、增强跨境并购和重组项目服务能力、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业务、优化公司金融核心客户群、加快跨境现金管理业务发展6个方面分别发力。

　　其中，在“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和“走出去”重点项目方面，林景臻表示，中行将全力推进出口信贷、项目融资、船舶融资、飞机融资和租赁融资等结构化融资业务，以支持国内企业通过工程承包、并购、建厂等形式进行过剩产能的对外转移，力争2015年出口信贷和结构化融资项目金额达到100亿美元；2015年对“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授信不低于200亿美元，未来三年授信金额达到1000亿美元。

　　在跨境并购和重组方面，中行表示将在杠杆融资、夹层融资、并购债券等高收益、风险可控的创新跨境并购业务方面发力，努力实现全年新签约跨境并购贷款数25个，签约金额超过100亿美元这一目标。

　　在操作层面上，林景臻表示，中行将强化商业银行产品与投行产品的联动，加强对跨境并购、杠杆融资、并购债券等产品的专业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中行在此次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进程中，还将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程军表示，中行已经在全球进行“四点布局”，选取上海、新加坡、伦敦和纽约作为能源、有色金属和农产品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为中国企业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提供融资、结算、套期保值等服务。

　　“从开采、采购、并购开始，直到最后的销售、运输、仓储，在期货交易所的交易，乃至最后回到中国，全过程我们每个环节都嵌入服务。”程军说。

　　对于这一策略的实施，中行将围绕“3个依托”展开。据程军介绍，其中两个“依托”为新加坡、法兰克福、伦敦等地的主要商品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中行已经成为全球各地交易所的交易会员，或清算会员。第三个依托则是中行近期达成合作协议的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对此，程军强调，由于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以人民币计价结算，若发展得好，相当于“在能源领域开了一个口子”，能提升中国在能源行业的大宗商品话语权、定价权。

　　程军还透露，目前中行与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的合作筹备工作已完成，“所有的账户、管理和结算服务都对接好了，万事俱备，只欠开业。”

　　“走出去”金融支持困境

　　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所获得的金融支持，林景臻提供的研究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共有1.53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了2.54万家的境外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他表示，中行仅在41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程度远远不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速度。

　　林景臻同时指出，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银行业受到的严格监管，“并不是金融机构不愿意做布局，而是监管机构对于海外机构的设立有非常严格的审批，对海外的并购也有一定的限制。”

　　他认为，这些限制已成为金融业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最大问题，因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将面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企业的全方位竞争，而这些国家的企业依托着本国完善的金融网络支持。

　　此外，林景臻还特别谈到中国企业在全球货币和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的困境。

　　其研究结果显示，由于欧美、日本未来将维持低利率水平，进而形成中国境内融资成本高于香港市场，香港市场融资成本又高于欧美市场这一局面，而中国企业的融资首先依托国内，其次为香港资本市场，最后才是欧美市场；同时，中国企业在海外资本市场融资时，由于缺乏国际认可度，以及相关的政策限制，在国际评级上明显低于欧美的企业，融资成本也会变高。融资成本与所在市场不匹配，将严重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竞争力。

　　除了融资成本过高带来的障碍，中国企业“走出去”还面临其他风险。

　　“贸易项下，每年的出口是2万亿美元左右，保守估计有1%左右应收账款收不回来。”程军提醒，中国企业还要注意商业风险外的法律、政策乃至地缘政治风险。

　　他认为，与政策性银行相比，商业银行由于规模巨大，是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金融主渠道，故政府应该考虑为这一主渠道提供政策支持。

　　他提到，商务部、财政部此前成立的对外承包工程保函风险专项基金，能承担大部分中小企业在境外工程项目上的国别风险，损失由基金承担90%，中小企业承担10%。虽然该基金规模不足1亿美元，“但放大20倍，现在能做15-18亿美元余额的业务，在过去十几年里起了相当好的作用，是中国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基金里面用得最好的。”

　　“如果政府能设立更多这类风险分散机制，把商业银行主渠道的后顾之忧分散掉一部分，我们就会更加全力以赴。”程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