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劳佳迪 | 上海报道

　　过去数十年，中企“出海”扬帆之前，首先遭遇的不是洋流和季风，而是不得不想方设法拿到监管部门的一纸批文。不过，最近商务部的一纸公告彻底改写了这一被业内诟病的游戏规则。

　　9月初，商务部公告称，今年10月6日起，据新修订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除一些涉及敏感国家或地区、敏感行业的项目外，未来中企任意金额的境外投资都将采取备案制，商务部不会再对其进行核准。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到，这种将审批权力完全让出的做法，之前已经在上海自由贸易区试验了一年。一张成绩单似乎能说明企业的反响：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戴海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截至今年8月底，上海自贸区已完成79个对外投资专案，有17亿美元通过上海自贸区投向境外。

　　尽管商务部打开境外投资“大门”，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都坦言，担心地方监管机构在具体执行层面会出现变相审批的现象，目前存在的多头监管、立法缺失等问题仍待解决。

　　海外投资都用备案制

　　记者注意到，此次商务部的松绑力度空前，实际上比在上海自贸区试验过程中放开的程度更深。据上海自贸区在成立初期出台的《境外投资专案备案管理办法》和《境外投资开办企业备案管理办法》，对允许实行备案制的境外投资一般项目依然划有一条金额“红线”：3亿美元以下。

　　商务部国际贸易研究院中国外贸研究部副主任李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中企境外投资从审批制到核准制再到备案制的政策变迁经过了30多年，“自贸区的试验过程是让决策者‘胆子’更大了，慢慢改变认识，意识到企业可以自担风险，未必需要通过审批来把关。”

　　一家去年初在上海自贸区内注册的基建公司总经理李云风（化名）则告诉记者，公司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都有业务，一直有“落子”海外的规划，今年成为在自贸区备案的“出海军团”的一员。

　　“核准制和备案制的区别是企业投资的作业流程完全不一样，前者是企业先到城市规划、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部门逐一办理手续，然后再和项目申请报告一起上报给政府主管部门，实质是项目在送审之前已经投入了大量前期费用，但是能否最终通过政府核准心里都是没底的。”李云风对记者坦言，以前多次发生几家不同公司同时完成前置程序、最后重复建设的尴尬情况，对企业的经营资源形成浪费。

　　相比之下，上海自贸区实行整个项目备案到换汇投资的流程却大大缩短。“先拿到备案凭证，企业再去跑各个机构就等于只是走一遍流程，过去整个核准过程需要三四个月，现在在区内只用一周左右。”李云风表示。

　　股权投资基金弘毅投资对《中国经济周刊》提供的一份资料也显示，其在上海自贸区内完成的第一单PE境外投资整个流程只用了5个工作日，随后驾轻就熟地又仅用4个工作日完成了对美国STX公司的投资。

　　而此次商务部索性取消了3亿美元的金额限制，对于一般项目全面松绑，这在中企境外投资历史上确实具有划时代意义。一位熟悉政策的企业老总对《中国经济周刊》回忆道，20多年前，企业投资额在1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报告都需要交到当时的国家计委来审批，合同、章程更是需要经过经贸部，这种严苛的高层审批模式一直延续到2004年。

　　“这一年发改委开始实行核准制，但是核准制并没有实际给企业带来多大便处，只是将满足金额限制的项目核准权下放到了省一级，其实只是行政垄断内部利益的一次重新分配。”该老总坦言，核准制向备案制过渡又经过了10年之久，也是行政部门间博弈和掣肘的结果。

　　企业担心地方搞隐性审批

　　不过，对于靴子落地的备案制，各方的反应也并不完全是交口称赞，部分企业界人士甚至有些担忧。

　　“行政部门如果是在备案过程中只扮演监督角色，这是最健康的一种，但是也很可能在执行的时候变成变相审批，就是由它来扮演确认和许可的角色，等于是行政部门可以决定企业能不能获得备案，这不仅无助于改变现状，还存在更多寻租的空间，因为本来审批还要遵守《行政许可法》，备案反而不受任何限制。”某省发改委一位不愿具名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也对记者直言:“据我了解，核准制向备案制转换还只是简化了一个程序，但是仍会有许多前置审批，我们在6月、7月还做过调查，有些地方，商务部取消了核准制，但别的部门并没有取消，整个系统理顺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前置审批”是指政府对企业立项时的一系列评估程序的审核。“核准制下，大多数企业的项目前期费用是有所降低的，但是环境影响评价、水资源论证、地质灾害危害性评估、水土流失评估和防洪评估等这些费用是明显增加了，大部分评审机构其实就是行政垄断的。”上海自贸区内注册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董事朱明学（化名）对《中国经济周刊》解释。

　　也有企业忧虑，一些地方政府未来可能通过设立扶持项目、评奖评优项目、命名挂牌项目等方式进行公共资源的政策性分配，从而将备案制变成变相审批。

　　在先行先试的上海自贸区内，关于备案制的讨论也将重心移到了如何监管的层面上。参与建言的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沈国兵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对于负面清单之外的投资项目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政府投资准入管理是由注重事前审批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政府的事前审批权力弱化，代之的是事中、事后监管能力需要强化，但这一切一定要建立全国最高标准的信用体系。

　　“不论外资、中资，在自贸区的经营活动必须建立信用记录和信用等级，必须构建法律体系和法治环境来强化企业自律，否则政府监管部门事中、事后的监管很难奏效。”沈国兵说。据记者了解，目前上海自贸区也在研究建设区内企业的信用体系，致力于建立一个使守法企业快速发展、不守法企业自动退出的信用环境，对备案制的试水还需要构筑一道借助市场之手的防火墙。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