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就像发了一场高烧。对一些榆林人而言，过去十几年积累的财富在近两年几乎全部归零。”日前，榆林市一名参与民间借贷的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2012年对榆林人来说是划时代的，经济出现危机。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信用体系从此崩溃，恐怕很长时间都不可能恢复了。”榆林当地一家银行支行高管从另一个角度为《第一财经日报》揭示民间债务危机的深刻影响。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在经济上行期间，个人、企业、民间金融机构、银行都曾从“繁荣”的民间借贷中分得一杯羹，并将债务雪球滚得越来越大。而时至今日，榆林民间债务危机仍在持续发酵中，信用体系重建道阻且长。
　　
　　“金字塔式”民间借贷
　　
　　“1994年的时候，神木县大柳塔镇开始有国营煤矿。那时候开矿非常简单，审批手续都很方便，民营开矿价格也便宜。神木县下辖乡镇几乎都在开矿，但一直是亏本经营。”神木县律师郭湘（化名）对《第一财经日报》说，上世纪90年代初入股1万元，到2008年就能分红上千万，而入股的时候很多人甚至对回报没有期待。
　　
　　90年代末至2000年初，内蒙古鄂尔多斯煤炭经济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离鄂尔多斯不到100公里的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起步稍晚，2002年前后煤矿经营情况好转，2008年至2011年成为巅峰时期。
　　
　　随着煤矿开始巨额分红，民间借贷也繁荣起来。起初的民间借贷特点鲜明，首先是手续极其简单。最简单的形式就是口头承诺，用款方一个电话就可以让出借人把钱打到账上。借款也是以亲友帮忙的形式借出，通常不期待回报。
　　
　　有当地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说，村中一名邻居的亲戚先前跟那邻居借了1万元，结果分红分到200万元。“表面上是分红或者利息，但在当时的本意其实是一种感谢。”
　　
　　由于此类案例较多，借钱出去，获得高额回报，逐步形成了民间借贷的雏形，民间资金也逐渐有了市场价格：低的月息2分～3分，高的5分～1角。
　　
　　逐渐地，民间金融市场越来越复杂。有钱人也从刚开始开矿的煤老板、入股获得分红的投资人，扩展到炒矿者、炒地者以及高利贷放款人。借款的范围也从亲戚朋友开始向熟人、熟人的熟人扩展，手续上开始打借条、请担保人，“金字塔”式的无限层借贷关系开始出现。
　　
　　“全民典当，全民借贷。纺织品店、粮油店等，前面做生意，后面就‘开条子’。”郭湘说，有经营场所的专门的小额贷款公司也开始出现。
　　
　　这种情况在鄂尔多斯也曾出现过。一名鄂尔多斯当地煤矿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说，许多人在2004年入股煤矿赚到第一桶金。也是从2004年前后开始，非正式典当行包括粮油店等就出现了，有办公地点的典当行也开始经营。
　　
　　“那时候有很多妇女出去搞钱，融钱都是熟人介绍，知道有资产就放款，不需要抵押。”该中层管理人士称，典当行一般给利息是月息3分～3分5，到后来给到5分，现在典当行几乎都关门了。
　　
　　西安的小额贷款公司相对谨慎一些，会做市场研究，放款需要抵押，一旦债务人还款出现问题，抵押资产拍卖得很快。但是就算如此，后来一大批小额贷款公司也没有躲过要不回账的结局。
　　
　　“小贷公司放款时收的钱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付给资金来源方的资金成本，这部分一般在月息3分；另一部分是小贷公司收取的管理费，这部分也在3分左右。所以，放款的资金成本一般在月息6分左右。”西安一名参与过小额贷款公司业务的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称，西安的房产跟榆林不同，就算价格有波动，房子价格也相对维持高位，拍卖一般可以出手。
　　
　　其兴也勃焉
　　
　　民间借贷最“繁荣”的时期，是炒矿潮起来之后。榆林地区多名接受采访的人士都向《第一财经日报》描绘过同样的“震撼人心”的故事，即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入榆林，煤矿的价格也开始出现直线上涨，上午一个价，下午涨到另一个价格。在这期间，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钱，谁就能迅速赚到上亿元的价差。
　　
　　受此刺激，民间借贷达到顶峰，“金字塔式”的借贷体系庞大到看不到边界——底层的出借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资金流向，只是按照月息2～3分的价格吃固定利息。
　　
　　当地人士称，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有钱，经济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涌向榆林，下属农村的大量农民也开始涌向市区。加上政府积极的基建规划、土地开发，房地产紧跟煤矿之后，成为又一个遭遇资金热潮的行业。不过，当放高利贷成为最赚钱的行业时，高利贷的主要资金来源就变成了高利贷，如此循环往复。
　　
　　鄂尔多斯一家煤矿开采企业的办公室人员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她的20多万元资金常年以月息2分的价格放给一个亲戚，从来没问过资金最终投向，利息可以按月或者按季度领取。但是现在她的亲戚的资金链已经断裂，到处都是跟她亲戚追账的人。
　　
　　“行情好的时候，我们二三十万的资金人家都不要，还要赶着入。”她对本报称，公司另一名同事也一直在从事民间借贷，许多同事都把钱交给她管理，月息2分或2分5，后来出问题资金还不上了，天天被同事要账，现在已经不上班了。
　　
　　从凭良心到浑水摸鱼
　　
　　其实，不同的“金字塔”有着不同的内部结构，也隐藏着不同的风险。
　　
　　一种典型的民间借贷结构是“塔尖股权融资，基层债权融资”。举例而言，两个人合伙预付1亿元买下一座价格10亿元矿山进行开采生产，矿权证明材料拿到手之后，二人分别去融资5000万元。矿权股东名单上实际只有二人名字。后续的融资就以梯度的月息进行借贷，比如二人分别以月息5分从10名出借人处借款，这10名出借人又从其他100名出借人处以月息3分借款。如此多层类推，其中有的部分层次还会有小贷公司和典当行参与。
　　
　　另一种“金字塔结构”是“股权融资结构”，榆林当地人称为“爬股股”。即每个层级都是以股权投资形式进行资金往来，每个股东身后都有很多小股东。典当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由于需要定期向资金来源方付息，所以一般不会选择股权方式投资。
　　
　　资金借贷双方在办理手续——也就是写借条时会表明收到的款项是不是股金，但是实际的回报还是“刚性兑付”的性质。这一点在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特点。
　　
　　西安一种常用的做法是将利息写入借款中。比如借款100万元，利息40万元，那么双方会在借据中写明“今收到×××现金140万元”。“双方开始谈可能是入股投资，如果投资成功了，出资方就会要求分红，不提当时双方写下的上述单据。如果投资失利，出资方就会把单据拿出来要求按数还钱。”前述西安参与过小贷业务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称，在借款人非常急迫要融资的情况下，这种方式非常普遍。
　　
　　只有一张借条，如何进行风险控制？在榆林，多数借款无需抵押，小贷公司或企业间借款多选择“保证方式”进行风控，即找一名比较有声望的人士做担保人。
　　
　　《第一财经日报》从榆林当地了解到，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选择“爬股股”的更多一些，出借人希望分享“暴富”成果。但是，只凭一张借条，依照何种标准分红？本报记者在榆林、西安、鄂尔多斯等地得到了一个惊人的一致的答案：凭良心。
　　
　　“我一个亲戚入股一个矿2万元，后来分红500万。其实分100万也是分，我们说这是良心钱。”榆林一名受访者对《第一财经日报》说，煤矿效益怎么样，大家会有个大概的了解，如果分得太少也会给自己“爬”的股东提意见。“但是由于搞煤矿需要通过宴请、送礼来上下打点关系，有一部分大家心照不宣的花费，所以分红具体是多少自己没有确切的数字。”
　　
　　正是这种没有法律约束的分红关系，“便宜”了后来许多浑水摸鱼者。当煤炭价格下滑、经济形势恶化的时候，许多事实上赚钱的融资方就以没有赚钱为由，拒绝分红或少分红。
　　
　　银行的两张面孔
　　
　　在民间债务危机余波未平的当下，榆林当地银行机构又是何种态度呢？
　　
　　《第一财经日报》调查发现，企业、小贷公司与银行之间互相心存埋怨。企业怪银行，谈好可以贷款最后又不批，企业背负的昂贵过桥资金还不上，项目资金有缺口开不了工，最终资金链断裂；银行怪小贷公司，利息定到5分、6分，甚至8分、1角，极大地推高了资金成本，形成经济泡沫；小贷公司怪企业，说好的高回报呢？
　　
　　另外，虽然近期国家出台多项措施，要求降低融资成本、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但是对榆林地区而言，银行目前对民营企业的基本态度是只收不贷，对个人住房贷款也非常谨慎。特别是在房价下跌、退房纠纷不断的楼盘，银行放款十分小心。
　　
　　但是，在2001年至2011年期间的十年里，银行的态度并非如此，特别是对于煤矿企业的贷款更是主动跟进。“当时资金都在向这里聚集，几大银行派出很多人到企业，银行老总也出面，都知道煤矿是暴利。”榆林一名国资背景的煤炭企业中层管理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称，当时项目一拿到“路条”，银行贷款就全部到位。
　　
　　在此期间，银行的大量资金也通过不同的形式，流入了民间借贷当中。
　　
　　一是通过个人信贷、企业信贷的正常通道流出。郭湘告诉《第一财经日报》，由于个人借贷利率远高于银行贷款利率，所以神木人在买房、买车时，就算有能力付全款，也会选择办理银行贷款，自有资金则拿出去放高利贷。有些比较激进的投资者甚至会将住房抵押给银行，然后把钱放进小贷公司。从银行角度而言，其对个人贷款、民营企业贷款的用途很难控制，短贷长用、此贷彼用较为普遍。
　　
　　二是通过虚假资料、虚假交易骗贷，有的银行内部人员还主动帮助借款方造假。一名银行业内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按照人民银行的风险控制措施，资金往来都是留痕的，且都是直接打款给交易对手方，但是很可能借款人的交易对手方是虚构的。
　　
　　榆林当地人士乔森（化名）给《第一财经日报》讲述了一个案例。2012年，他的一个做房地产生意的朋友在当地银行贷款300万元，但是银行要求抵押等手续，办理过程遇到困难。当时，这家支行的行长出了一个主意：到钢材市场买几吨钢材，开一个价值多少的票据，用此做抵押到银行贷款。
　　
　　“其实根本什么都没有，就是假手续。”乔森称，他的这名朋友2013年冬天“跑路”之后被警方抓回榆林，在看守所关押40多天之后，因为无人起诉，无法定罪，最后被释放了。他欠银行的钱，就由支行行长在还。
　　
　　银行资金流出的第三个方式，就是银行行长“干私活”。如前文所述，保证人担保的方式，是榆林民间借贷最常用的风险控制方式。而当地银行的支行领导、行长，不但是很多企业的熟人，也被认为是有信誉、有声望的群体。
　　
　　“2012年是一个分界线，之前都没有问题，之后很多银行领导被撂倒了。”一名榆林地区银行的支行领导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在“全民借贷”的时候，银行的员工和管理者也不免卷入其中，特别是银行行长。因为很多企业都是银行的客户，也都是行长的“朋友”，行长也乐得做中间人。
　　
　　特别是企业在借“过桥资金”的时候，往往会邀请银行行长出面担保。企业在银行申请贷款，从批准到贷款下放还需要一段时间，按照当地的惯常做法，这一段时间的资金缺口，一般通过“过桥资金”暂时补上。据业内人士介绍，后期借“过桥资金”条件极其苛刻，不但要银行放贷批复书、银行行长签字担保，还要月息9分的利息才能借到。就是这“过桥资金”，拖垮了不少企业和个人。
　　
　　银行人士“干私活”的另一个表现是对贷款进行截留。有榆林当地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称，企业找银行贷款，往往需要与银行行长合作，贷款由企业和行长共同使用。比如贷款1亿元，企业只能拿到8000万，另外的2000万由银行行长自己支配。
　　
　　正是通过上述三种方式，大量资金从银行流出，涌入民间借贷当中，对推高资金成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银行端，则累积了大量的坏账和逾期风险。
　　
　　有当地银行界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截至今年6月末，榆林的部分银行已经出现逾期，目前正通过加紧追款或者展期、再融资的方式进行化解。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或个人资金链出现危机时，往往面对亲友、高利贷、银行等多个债权人。《第一财经日报》调查发现，银行往往被排在还款顺序的最后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