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管理局前任主席阿代尔 特纳近日表示，中国依靠市场机制解决当前挑战，并不是把一切问题扔给市场就放手不管，在银行等领域应该进一步加强政府管理，而不是放松，中国目前不应放松对银行资本金的要求。

　　特纳说，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存在，表现为经济太过集中于投资、太过依赖于信贷。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年度投资与GDP的比率已经奇高，达到40%。当时，经济学家一直呼吁中国转向消费主导的增长方式。但在金融危机来临后，中国在2009年实施了巨额信贷刺激计划。应该看到，这一计划在当时有积极作用，中国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大国的刺激计划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全球通货紧缩的风险，增加了总体需求，使中国和全球经济均从中受益。然而，这一刺激计划的负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中国经济依赖投资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到2012年，中国的投资占GDP比率已经增至47%，而建筑业占所有工业产出的比率达30%。信贷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30%增至200%，银行以及“影子银行”发放的信贷急速膨胀。重工业、房地产和城市基础设施被严重过度投资，使中国面临去杠杆和解决坏账等多重挑战。

　　在应对这些挑战时，引入市场机制，是重要的政策工具。可考虑的应用领域包括：

　　１、农村土地价格：市场机制能够帮助中国农村土地价格升至正常的市场价格。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定价偏低，是导致挥霍式建筑投资的诱因之一；

　　２、国有企业管理：通过市场机制进一步厘清中央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产权关系，可以迫使国有企业增加分红，不再坚持过度扩大业务；

　　３、放开银行存款利率：目前限制银行存款利率的办法导致个人储户为企业贷款者提供大量补贴，也为过度投资减少了成本，而且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更容易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

　　然而，在管理银行体系中，需要的是更严格的政府，这是有历史教训可以借鉴的。史大伟（乔 斯塔德韦尔）在其著作《亚洲模式》（How Asia Works）中极具说服力地写道，日本和韩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均非基于自由市场配置信贷供给。相反，它们依靠的是有谋划地引导信贷流向工业发展，而非房地产或消费领域。上世纪80年代，日本放松了对银行体系的限制，结果导致房地产市场繁荣过后迎来萧条。此后，日本陷入长达20年之久的缓慢增长和通货紧缩。

　　再认真分析中国经济的现状可以发现，中国目前放松对银行监管，可能会产生比日本可为恶劣的后果。

　　中国经济的一个鲜明表现是，在经济发展的可比较阶段，中国房地产和城市基础设施开发——高层住房、大型交通项目、会展中心、体育馆和博物馆（对经济）所起的作用已远大于日本和韩国。这反映出两个独特的中国特征和所有银行体系的“劣根性”的相互作用。

　　第一个中国特征是政府将“城镇化”本身作为“城镇化”的最终目的，而非工业化的一个副产品。第二个特征是中国将经济发展放权地方，导致地区间和城市间激烈竞争，这往往集中在知名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上。

　　在形成这两个特征的过程中，每个地方的银行都充分表现出其“劣根性”，它们创造了之前不存在的私人信贷、货币和购买力，而且天生偏好将这些资金配置到房地产开放中，从而推高了房地产价格。需要补充的是，银行的这种“劣根性”，并不是中国独有。在危机前，爱尔兰和西班牙的银行体系也对房地产建筑领域进行了过度融资，其“成绩”丝毫不逊于中国国有银行。

　　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仍然只相当于日本在1990年时的约四分之一，如果因为银行领域管理不善，在中国实现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道路上遭遇类似日本的挫折，将是悲剧。

　　加强控制中国银行的这些倾向，对整个世界也是至关重要的。到本世纪20年代初，中国GDP将达20万亿美元。如果到时候信贷/GDP比率达到250%，总贷款和债券将等值于50万亿美元，这是美国2008年抵押贷款债务总额的三倍多。如今，这些债务更主要的是中国政府内部的事情，因为大多数债务是国有部门之间的求偿权，例如，国有企业负债于国有银行。但是，随着民营领域发展，国有企业受到严厉的预算约束，以及外部资本账户放开，这项庞大的信贷量将更多地进入全球金融体系，增加不稳定性。

　　加强对银行业的管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做以下事情：

　　１、对商业银行维持资本要求，以控制信贷创造，而不能自认为管理措施过时就排斥这些管理办法。２００８年之前的１０年里，发达经济体正是因为拒绝这些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造成了后来的危机；

　　２、积极使用限制房地产贷款的贷款价值比率和贷款收入比率两大指标对银行业绩进行管理；

　　３、严厉监管来自影子银行的信贷。

　　应该看到，中国必须转型过渡到结合了市场规则元素和强大公共政策约束的新模式，而非制造了2008年危机前的西方模式。大家希望，中国政府能比2008年危机前的发达经济体政策制定者们更好地理解自由金融市场的危与机。（悉尼分社记者 张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