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国家一度希望效仿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先后以“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地区等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所走过的发展道路。当时的亚洲国家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对外资银行的政策经验，根据国际和本国具体情况，制定系列外资银行引入政策。然而，国家面临偿债危机、一再申请IMF救助贷款以及外汇信用评级连遭调降的结果告诉我们，东欧国家似乎并未学到，亚洲国家银行业开放政策得以取得成效的关键保证性因素，那就是谨慎的态度和全方位的监管。

　　亚洲众多金融不发达国家在引入外资的同时，首先，在注册资本方面，为了保证金融安全，将外资银行资本金根据本国情况进行了特殊规定，以保证和控制其发展速度；其次，在机构设立方面坚持对等原则和互惠互利，比如韩国货币监管当局就规定每一个外国银行在韩开设的分行数量不得多于两家；再者，许多国家对分支行数量、在合资银行中的参股数量进行了严格限制，连金融开发最好的香港和新加坡也不例外。

　　相比之下，东欧国家引入外资的动作要“简单粗暴”得多：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穆迪的统计显示，目前西欧银行控制了东欧银行平均约85%的资产值，大部分中东欧国家银行资产的60%以上都被西欧银行业控制，再加上来自其他地区的金融机构，斯洛伐克和爱沙尼亚外资比率几乎达到100%，捷克银行业也高达90%以上。

　　东欧国家上述作为，十分类似中国古代寓言中的“东施效颦”。然而，不知道别人“奥妙之处”的实质所在，胡乱学样、生搬硬套的盲目行为，只能产生“更加丑陋”的消极后果。

　　事实上，2004年至2005年间，东欧国家也曾一度意识到银行业开放风险的存在，并制定了相关的措施。其中包括加强贷款分类和准备金要求及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等，如乌克兰在2004年3月将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率标准从8%提高为10%，塞尔维亚也于2005年3月将这一标准提升至10%。此外，东欧国家还制定了包括加强对问题银行的现场和非现场检查和加强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当局的对话和交流在内的一系列审慎监管政策的实施手段，希望以此减少外资银行贷款给国内银行体系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然而，正如“美丽”对于任何一位女性都具有的吸引力，全球经济稳步增长的情况下，依靠外币相对低利率贷款可以获得经济发展和成本节约双重利益的诱惑，又使得东欧国家在外资控股比例极高的同时，全然不顾高风险的存在，进行了大量外币借贷，终于身陷深重危机之中。

　　当然，如果将东欧国家目前的危机状况全然归结于未能采取审慎监管政策和过分追逐利益最大化，也并不全面，因为这不但忽略了东欧国家自身历史、文化发展脉络，也遗忘了当今时代的地缘政治背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谁也无法量化出，尽快加入欧盟的政治意愿，在东欧国家大幅开放自身银行业的动作中，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东欧各国“东施效颦”的举动中有几成异想天开、几成迫不得已，其“更加丑陋”的结果都要由东欧国家自己，以及整个欧洲来共同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