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为心声】 短期内政府应当继续实施储蓄经济发展模式，不断地提高储蓄存款的利率水平，减少存贷款之间的利率差。

　　长期以来，储蓄率过高始终是很多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的基本判断。一些经济学者大声疾呼，应当鼓励消费，以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而不是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

　　这种观点存在许多可疑之处。消费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热衷于消费，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出现信用经济；如果信用破产，那么，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就会出现问题。在讨论经济增长的时候，不能把投资、出口和消费相提并论，因为在经济增长的诸要素中，投资始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如果没有投资，那么就不可能有实实在在的消费。

　　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最近一位经济学者对中国长期形成的储蓄经济发展模式持怀疑态度。按照这位经济学者的说法，中国消费过低储蓄过高是个伪命题。他的理由是中国的统计数据大大低估了居民的居住消费，官方的统计数据也不能涵盖公司的账户付费私人消费（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公款消费），再加上在抽样调查的过程中，对一些实物消费可能没有计算在内。因此，中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并不低。这种分析问题的方式令人耳目一新。

　　众所周知，住房消费始终是中国居民消费的主要支出。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政府统计机关在统计居民消费开支的时候，并没有把住房消费计算在内。这不是政府有意隐瞒，而是因为住房消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购买住房可能是为了消费，也可能是为了投资。此外，中国是一个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国家，虽然从平均数字来看，居民购买住房的支出比重非常大，但是，具体到各个阶层而言，住房支出在整个居民消费支出中的比例会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在讨论中国经济结构的时候，千万要避开“平均数陷阱”，不能把少数人住房投资行为看作是绝大多数居民的住房消费行为，更不能把少数人在房地产领域的巨额投资，看作是拉动中国消费经济的重要力量。

　　从整体而言，中国的经济结构和西方信用经济国家完全不同。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都呈现出明显的储蓄经济的特点。中低收入阶层将自己的存款交给银行，银行以贷款的方式获取利润，然后将其中的一部分交给储户。银行依靠存贷款的利率差获取高额的收益，而贷款企业则利用银行的贷款获得其他利润。在通货膨胀现实存在的背景下，这样的经济模式对于中低收入阶层来说是不利的，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主张发展消费经济，更多的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提醒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注意通货膨胀的现象，不要因为盲目储蓄导致自己的血汗钱不断贬值。

　　现在中央政府已经开始对中国的金融市场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实施存款利率浮动政策，鼓励商业银行为居民提供更好的储蓄服务，真正做到让利于民。但是，这项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因为长期形成的金融管理体制以及金融市场上客观存在的垄断现象在短时期内很难改变。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那么，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经济利益将会进一步受到损害。

　　部分学者提出，应当鼓励中国居民信用消费，以信用消费抵消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以信用消费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笔者无法想象，在中国这样一个刚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转型国家，如果出现大规模的信用消费，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信用消费是建立在收入相对稳定基础上的一种消费模式，少数学者干脆把信用消费与中产阶级联系起来，认为如果没有稳定的收入，那么，信用消费将是不可持续的。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中，居民的收入处于不稳定状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推行的一系列所谓结构性工资改革，彻底打破了传统的收入稳定结构，但却没有建立新的收入稳定体系，如果在这个时候大规模地推广信用消费，那么，不仅会增加金融风险，同时也会增加消费风险。

　　因此，短期内政府应当继续实施储蓄经济发展模式，不断地提高储蓄存款的利率水平，减少存贷款之间的利率差，让更多的资金进入到工业企业，推动工业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工作岗位，创造更多财富，提高职工的收入。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设计中国经济发展路线图的时候，不能东施效颦，不能把西方国家具有明显外部性的经济发展模式照抄照搬到中国。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作者：乔新生来源《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