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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方债危机不断袭来的同时，政信合作这种信托公司和各级政府合作的融资数额却在翻倍。在银行银根不断收紧的大背景下，政府融资的多米诺骨牌中，最重要的一环转向了信托，而信托也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地方债的走向

　　第三次摸底开始了。

　　根据国务院要求，审计署已于8月1日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性债务进行彻底摸底和测评。这已经是近三年来，审计署第三次“把脉”地方政府性债务，无疑是再次对地方债敲响警钟。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直接发债显得有些步履维艰时，地方政府瞄准了变相发债。其中，通过信托业务为政府融资更是显得炙手可热。

　　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信托对政府主导的基础产业配置比例就达到26.8%，即在8.90万亿元资金信托中占据了2.39万亿元，配置比例同比提高4.22个百分点。而直接的政信合作业务(信托公司与各级政府在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等领域开展的合作业务)二季度末余额为8041.88亿元，同比增长更是达到了147.11%，远超近年来平均水平。

　　在中央持续收缩传统融资渠道之时，为何政信合作不降反升？信托业真的能成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救命稻草吗？

　　政信合作逆向生长

　　事实上，早在去年12月底，财政部等四部门就对政信合作业务提出了警告，其发布的《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几乎是对政信合作业务的当头一棒。然而时逾半年，政信合作业务却不降反升，不得不让人佩服地方政府与信托公司的变通之能。

　　“这一年来公司的业务有四成是地方融资，六成是房地产。相比其他业务，这两种业务的收益更高。”北京市朝阳区某信托公司项目经理王绮丽对记者表示。记者从中国信托业协会了解到，政信合作余额从去年年中开始增长，并迅速飙升至今年二季度末的8041亿元，在一年时间内增长超过1.5倍。

　　对此，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对记者表示，这一轮政信合作的增长源于地方政府在“稳增长”的政策指导下，大量开发基础设施项目带来的市场空间。

　　面对巨大的市场诱惑，地方政府与信托公司各显其能，想尽办法实现合作。王绮丽对记者透露，目前更为常见的政信合作模式是，由各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公司(多为各地名为某城建开发公司、城建资产经营公司等)发起地方政府项目，如建高速、建机场、盖政府大楼……这些投资公司拿着上述政府项目去银行申请贷款。由于是政府背景的公司，又是政府项目，所以很容易从银行贷到款。

　　而银行则把上述贷款项目的债权转卖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把这些债权做成项目投资产品(如城建公司高速项目等)，即可以由信托公司独自销售，也可通过银行代销，甚至可以让银行再从投资者手中募集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上述产品。

　　而当银行受贷款政策限制，不能再向这些投资公司发放贷款时，地方政府则会直接拿项目，通过信托公司发行信托项目来筹集资金。这种模式的泛滥，正是造成目前政信合作疯狂发展的原因之一。

　　不过，这还远不是政信合作业务的全部。

　　“统计数据体现的只是表面的规模。而一些地方政府为规避监管，将项目包装后进入实业领域及隐性担保业务，这部分的数据却无从得知。”海通证券分析师李宁告诉记者。

　　这些合作方式在信托业中并不少见。王绮丽告诉记者，比如信托产品买入返售或受让企业对地方政府的应收账款也是缓解地方债务的常见方式之一，而此类产品都没有统计到“信政合作”科目之中。因此，与地方政府信用“担保”有关的信托产品存量规模实际上远大于8041亿元。

　　信托公司转向

　　面对政信合作的疯狂生长，监管层也并非无所作为。

　　“之前公司确实有过不少通过地方政府操作的项目，其中非公益项目居多。但最近银监局已经给几家大信托公司打过招呼，现在大家都在加紧做手里已经批准的政信项目，之后可能就没那么好批了。”上海浦东区一家成立不久的信托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而记者近日也从多家信托公司了解到，目前监管层吹的这阵“约束风”暂时还只限于北京与上海等大型信托公司。本意在于希望信托公司对政信合作业务进行规模控制，并进行自我约束，以规避短期内地方政府高额债务对相关信托业务带来的风险。

　　对此，信托公司的反应则多认为是提醒为主。因为此次只是监管层例行的窗口指导，希望信托公司降低与地方政府的合作，而并非要求信托公司暂停相关业务。

　　“不过由于大多数地方政府已债台高筑，如果我们要与地方政府开展相关业务的话，其资质一定要满足公司的风险控制(风控)标准，但是目前满足条件的项目很少，竞争也会很激烈。我们出于自身风控的考虑也将从很大程度上规避该类项目。”上述负责人表示。记者从该公司了解到，目前其业务已向其他业务领域倾斜，基础设施信托的占比已经较去年成立时减少超过两成。

　　毫无疑问，在政信合作业务中，“风控”已经取代“收益”成为信托公司最为关心的问题。

　　记者查询多家信托公司公布的年中会议内容发现，“风控”都是下半年工作的重点部署。“在整个行业增速放缓的形势下，抓紧时机进行结构调整和风险防控公司定下的下半年主要任务。”东莞信托总经理丁暖容告诉记者。

　　虽然信托公司大都以“风控”为己任，但“风控”的措施如何，还需要看监管层的决心。

　　连平认为，信托产品和理财产品都是在严格监管之下的，但是其中有一部分是违反监管规定的，可以把这部分产品看成是影子银行产品。在整个信托和理财产品当中，虽然占的比重并不高，但却是监管层非常关注的风险点。对于这种信托风险，监管层通常会进行管控。

　　政信合作能走多远

　　虽然监管部门屡施重拳，但仍有不少趋利的信托公司跟地方政府间藕断丝连。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持续性融资需求。”中国信托业协会理事周小明对媒体表示。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离不开政府主导投资，而传统融资渠道的收缩，导致地方政府将信托公司视为十分有效的融资渠道。同时，监管部门本身并非禁止而是规范政信合作业务，使得信托公司涉足其中并无直接障碍。

　　同时，由于地方政府的一些基建项目已经开工，不可能就此停下。地方政府与逐利的信托公司一拍即合，使得各种“绕道”监管的方式层出不穷。如陆家嘴信托今年3月发行的“南京江宁交通集团应收账款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查询信托产品）”，其增信方式中就包括：区财政局专项资金安排；区人大将信托还款资金纳入财政预算以及国资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地方背景频频现身。

　　令人疑惑的是，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信托并非是收益最高的融资手段，为何会是最为抢手的融资方式？

　　李宁告诉记者：“单从成本分析，发行债券要优于信托，一般融资成本能低3%左右，然而债券的信息披露却远比信托产品充分。”这一特性对地方政府来说，却未必不是好消息。

　　记者查询发现，去年以来，一些极度缺钱的县级融资平台纷纷借道信托融资。其中不乏一些穷困小县，然而发起信托融资却动辄几亿元，毫不手软。其中山东、安徽等地此类信托融资不在少数。而其偿付能力与风险控制能力，如果想要发行同等规模的债券，或许是难上加难。

　　更值得关注的是，8041亿元的政信合作中，很大一部分是去年发行的产品，考虑到其平均两年左右的信托产品期限，今年年底就将迎来一波政信合作产品兑付洪峰，加上动辄10%以上的资金成本，地方政府这种旧债未偿，新债不停的模式还能持续多久，实在令人担忧。

　　对此，方正证券分析师石磊指出，随着经济气温回升和房地产市场回暖，地方政府的付息能力提升。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短期内还不会出现问题，但债务本金的清偿安排却仍是远期需要考虑的问题。李宁也指出，目前银行和政府的密切关系，短期内能够确保地方债务流动性和债务合理增长，系统性的风险在中性条件下很难出现。

　　而面对政信合作乱象，连平表示，只有从财权事权匹配的角度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享及资源配给机制，改革当前的预算制度，增强预算和决算的透明度，大幅度提升地方人大、政协对预算执行情况的否决、质询和问责机制，才能从源头上根治政信合作风险的顽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