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银George Magnus：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衰退已经开始让高层意识到问题，也引发了政府应该就此做些什么的疑问。李克强总理在对此表态时有意淡化了外界的期待。华尔街见闻此前报道，李克强表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靠刺激和政府投资实现目标空间已不大”。这个立场，在外界看来是跟中国目前的经济模式相矛盾的。

　　作为中国经济模式和投资驱动式经济增长的核心，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已经变成了拖累经济下行和增加金融风险的负担。就像李克强总理提到的，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改革。由于较大的政治自主权，地方政府在推动本地经济、投资、政治利益以及为全国经济增长贡献动力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尽管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在持续增长，但地方政府官员显然更加在乎事关任期政绩和职位升迁的GDP，而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对于GDP的拉动显然要（比投资等）小得多。　　

　　目前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华尔街见闻相关文章：里昂证券：中国深陷“债瘾”，不能自拔）是2007年时的三倍，占GDP的比重也由15%大幅提高到30%。财政支出在增加，土地出让所得不再暴涨，投资项目收益不断减少，现金流开始恶化——这些都导致地方政府的资金状况变糟。为了偿付到期债务，支付目前债务的利息以及补充运营资金，地方政府不得不扩大融资规模。现在很多人担心地方政府债务会演变成另一场“次贷危机”。

　　缺乏监管、过度负债的地方政府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在19世纪的美国，不计后果的市政融资曾三次为金融危机埋下伏笔，分别是1837-43、1873-79 和 1893-99。市政支出不断扩张，到1990年时已经成为了公共支出的最大组成部分，州和地方政府债务总和已经达到联邦政府债务的水平。

　　在这段财政困难和市政债务过度扩张时期，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是限制甚至取消对于私人企业的投资和设立债务上限。在20世纪30年代，联邦政府开始全面控制财政系统——将收入和工资税控制在联邦政府，同时建立州政府管理地方政府收入的机制。一段时间之后，地方政府逐渐成为了联邦政府的附属，一个法治的融资体系得以建立，市政融资开始逐渐发展成有序的市场，个人开始取代机构成为最大的投资者。

　　然而，中国看上去却还未想要采取这样一种法治的方法。北京对于融资限制和谨慎投资的要求并没有被严格执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还是在不断扩大。

　　由于禁止直接从银行和资本市场筹资，地方政府从2008年开始就建立了许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些实体此后成为影子银行体系演变的主要推动力。根据一些评论员的说法，这些新型的国有企业垄断金融资源、扭曲市场、将私人投资挤出市场——也就是李克强暗示的经济增长的风险所在。

　　地方政府问题是中央推进“市场机制”面临的一个典型问题，这意味着需要改变经济增长和私人部门竞争及创新之间的平衡。李克强希望中央政府整合权力，地方政府官员能够毫不犹豫的执行相关的命令和政策。

　　这将带来政府变革。中央政府将保留其在制定基本经济目标方面的权力，比如可持续发展、经济扩张的同时保护环境、进行财政改革、缩小收入差距等等。而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将从追求经济增长转移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来。

　　李克强也清楚的认识到这个过程将涉及既得利益者，因此这个任务被认为比“唤醒灵魂”还难。但是为了保持稳定和可持续的增长，政府必须改变目前信贷驱动和投资为主的增长模式，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在目前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将发生改变，建立一种分配资源、产生经济决定、促进创新的制度化的新体系。

　　但是就像以往一样，这在中国不是态度问题，而是执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