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局挪用社保基金开公司”追踪

　　南都讯 深圳市社保局前日通报称，1982年至1996年，深圳社保基金投资17.65亿，至今共收回本金及收益27.25亿，增值了近10亿。而有专业人士称，这17.65亿的投资即使从1996年开始存银行，到现在最低也有29.86亿！深圳市社保局昨晚则回应，1996年部分社保基金投资就已回收基金了，所以这样算不太科学。

　　2 7 .2 5亿V S 2 9 .86亿项目资金收益率不及银行定存

　　4月25日，深圳市社保局称1982年至1996年直接和间接投资项目所用资金共计17.65亿元，1996年之后市社保局停止对外投资并逐步对投资项目清理回收。清理完毕后，目前共收回本金及收益27.25亿元，增值近10亿元。

　　这个增值量价值几何？深圳一基金业人士详细计算后认为：如果这笔钱自1996年至2013年的17年间全部存在银行，以每年的一年期定存利率计算，连续滚动存款，至今积累的资金量可达到29.86亿元（未扣除利息税），比现有本金和收益还多出2亿多。

　　而且他所做的计算是按最低标准，尚未计入1982年-1996年期间应有的利息收益———那些年间正是高利率时代，如1993年-1996年间一年定存利率达10 .98%.

　　1996年后，社保基金按照国家规定只能购买国债和存放在银行。按通常的收益率来看，国债收益高于定期存款，长期存款收益高于短期存款。深圳社保基金的资金配置中，93%为三年期和五年期存款，其收益比一年期存款理应更高。

　　深圳市社保局昨晚回应称，1996年投资部分就已经回收进入基金了，之后少部分陆续至今收回。因此这种算法不太科学，因为先收回的存入社保基金也会增值，没有算到前述的27.25亿里，也算不清。

　　2 .6 % V S4%投资收益率低于社保基金整体收益率

　　据这位基金业人士计算，深圳市社保局17.65亿元的项目资金在17年之后达到27 .25亿元，年复合收益率约为2.6%（每年提取存款利息进行滚存）。如果完全以初始资金为基数，不计复利，则17年间的平均收益率为3.2%.

　　这位基金业人士称，他只能给出客观的收益率计算结果，对于是高还是低他也无从评判，因为社保基金的账目没有对外公开，他不知道究竟买了多少国债，存款中有多少活期、定期以及定期的存款期限。横向对比的话，基金公司的投资标的和收益要定期公开，但各地社保基金也没有定期的业绩公示，也无从对比。

　　但他认为，如果这笔钱跑赢了深圳社保基金历年的整体收益率，说明没有给社保基金“亏钱”。反之，则可以认为既往的投资项目拖累了这笔钱的正常收益。

　　据南都记者查证，尽管深圳市社保基金没有规范、定期的公开信息披露，但2012年11月，财政部网站曾发布一则“深圳财政强化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工作”的信息。其中披露：截至2012年5月31日，深圳市社保基金“收益率年均超过4%”。

　　同时该文还披露，深圳社保基金的资金配置以三年和五年期长期存款为主：截至2012年5月31日，深圳社保基金活期存款占2 .76 %，半年期存款占0 .01%，一年期存款占3.52%，两年期存款占0 .22%，三年期存款占59.15%，五年期存款占33.88%，国债占0 .46%.

　　A

　　监管

　　制度设计者：

　　当初未考虑监管

　　挪用社保基金除了开办公司，还有很多种方法一般人想都想不到

　　深圳市是我国最早制定社保制度综合改革方案的城市。1989年3月，深圳被国务院确定为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的试点城市。1992年5月1日，深圳市政府颁布了《深圳市社会保险暂行规定》和配套实施细则。

　　昨日，南都记者采访了当时牵头制定该方案、时任深圳市体改委主任的徐景安。徐景安称，当时设计方案时，由于认识局限并没有考虑到监管。

　　徐景安称，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制订该方案时没有涉及财政对社会保险的支持，更没有研究政府应该承担的公共责任。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对这个问题的忽略变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社会保险不仅包括个人和单位，政府也应该出力。”

　　徐景安坦承，鉴于当时的认识水平不可能考虑到监管问题。

　　正因如此，深圳社保制度刚运行时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1994年到1996年，邱其海在担任社保管理局局长期间，大肆挪用社保基金批存款赚利差，事后光是经法院认定挪用的社保基金就达7200万。此次被曝光挪用500万元社保基金的社保物业公司成立于1995年11月，正是邱其海挪用社保基金最疯狂的时候。

　　上世纪90年代的社保基金存在不少怪相，挪用除了开办公司外，还有很多种方法一般人想都想不到。

　　由于缺乏监督制度，社保基金被挪用后因为没有损失而非常隐蔽。深圳市社保管理局原局长邱其海1998年被以受贿罪判刑12年，他被指控的多项犯罪事实均与挪用社保基金有关，他被认定的受贿金额为79.999万元、港币2万元，大部分是被对方“拉存款”，以社保基金存入指定银行或投资公司。这些存款动辄一两千万元，有些基金存入银行或投资公司后，立刻被贷款给其他项目，毫无保障可言。

　　邱其海在悔过书中称，他当时的想法是“我感到公家没有受损失，收下来问题不大”。

　　B

　　难题

　　通胀率高于存款利率

　　存银行难以保值增值

　　深圳市审计局和市人大曾建议社保基金拓宽增值渠道

　　2006年“上海社保案”发生后，全国范围内对社保基金投资进行清理，深圳社保基金也接受了严格审计。当时深圳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深圳社保基金“安全完整”，确保不被挪用侵占。

　　据当年的介绍，深圳社保基金每年要接受深圳审计局、广东省审计厅和国家审计署三次审计，此外每年还要向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做两次汇报。当时强调：“在国务院没有批准之前，社保基金只能是存银行、买国债。”

　　但无论审计部门还是深圳市人大历年报告，对深圳市社保基金的合法渠道外投资均只字未提。

　　在对2010年深圳市社保金管理和运行绩效的审计中，深圳市审计局认为，社保基金结余只能购买国债和办理活期、定期存款，保值增值渠道狭窄。

　　2011年8月深圳市人大计划预算委员会也在一份审查意见中认为，社保基金保值增值渠道单一、效益不高的问题应予重视。在当前通货膨胀率高于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的情况下，社保基金结余难以做到保值增值。深圳要勇于探索利用社保基金滚存结余投资地方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途径，提高社保基金收益率。

　　[专家观点]

　　社保基金

　　应有独立审计制度

　　深圳大学法学院教师尤乐认为，对社保基金的投资收益率问题，如果投资渠道合法，无法过多苛求，毕竟目前对其无硬性指标。深圳市社保基金在投资上的关键问题，是没有明确的法律授权，导致管理部门有过多操作空间。

　　他建议，目前应将社保基金置于法律范围内大力强化监管。首先应在给各级人大报告中提供充分、透明的信息；其次应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尽可能把全方位信息向公众公开，以广泛的监督促进资金的有效监管和合理使用。

　　尤乐认为目前社保基金在人大报告中的内容过于笼统，必然带来疏漏。对社保基金的审计应健全独立审计制度，目前人大有各种专业委员会，完全可以对社保基金的资金情况进行审计，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应该委托给第三方审计。

　　[人大代表声音]

　　不能由领导监督领导

　　现在深圳市的社保基金是否安全，又是如何监管的呢？

　　据了解，深圳社保基金除了每年要接受深圳市审计局、广东省审计厅和国家审计署的审计外，深圳还于2005年成立了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下简称“监委会”）来监管社保基金。

　　但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也是市人保局的下属机构，而监委会却将办公室设在了市劳动保障局（现人保局）。更多的质疑集中在监委会的人员构成方面。其中，监委会主任由市政府分管社会保险工作的领导担任，副主任由市政府办公厅、市劳动保障局（现人保局）、监察局、财政局、审计局和总工会的负责人担任。

　　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剑昌昨日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该监委会。他认为，对于社保基金的监督应该由政协、人大等进行。监委会的构成应具有广泛代表性，从行业协会、学术界、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中产生，但不能有领导，尤其分管社保基金的相关领导。“哪有领导监督领导的”，杨剑昌表示，他会考虑提交加强社保基金监管的议案。

　　南都记者昨日联系该机构成立时第一届委员名单中的“傅新江（时任龙岗区副区长）”，对方表示自己早就没有参与该机构的活动，对于该机构的内部运作均不知情并挂断了电话。

　　统筹：南都记者 贺达源

　　采写：南都记者 杨涛 刘晓燕 贺达源 汪小汉 俞康

　　（原标题：17亿社保基金投资 收益不如存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