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4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南博鳌与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企业家代表座谈时说，经过我们努力，经济增速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较高水平。

　　习近平说，中国在今后相当长时期仍处于发展上升期，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带来巨大国内市场空间，社会生产力基础雄厚，生产要素综合优势明显，体制机制不断完善。

　　现在就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博鳌论坛传递出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和形势的新信号。

　　■探寻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改革

　　博鳌论坛期间，与会嘉宾普遍认为，面对国际经济低迷和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双重影响，中国如何寻找增长“新动力”成为当务之急。资源要素价改、收入分配和社保改革、财税改革、户籍改革……尽管主张改革的突破口不一，但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关键在于改革。

　　“下一步改革的最大红利，是对制度上的一些扭曲进行完善和改进，这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提高效率。”林毅夫说。

　　一些与会嘉宾列举认为，这些扭曲从大处说，包括城乡二元体制、行业垄断格局、收入分配不公、公共管理不畅等；从小处说，像油价等资源价格等，从根本上说扭曲了市场信号，应当适时调整。

　　“强调改革红利和新型城镇化，并不是要忽略出口的拉动作用。”林毅夫等与会嘉宾表示，中国要保持20年的较高速度增长，出口结构同样面临转型问题。

　　■未来十年带来巨大内需的“新型城镇化”

　　“如果未来十年中国能依靠内需保持7%至8%的增长，就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经济总量可以接近美国。”迟福林说。

　　与会嘉宾普通认为，中国增长新动力的另外一个引擎，即能带来巨大内需的“新型城镇化”。但关键是如何把“潜力”挖掘出来。

　　“扩大内需的主要抓手不是土地城镇化、不是房产城镇化，而是人口城镇化。”迟福林说，尽管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但2亿多农民工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

　　“讲求质量的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说，城镇化不是“圈地、摊大饼、造楼”，而是要在城市中有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生态宜居的环境、更均等的公共服务和更好的就业机会。

　　对此，斯蒂格利茨进一步表示，城镇化带来的对基础设施、房地产的投资，会帮助中国维持经济增长。

　　■技术革新、产业升级，促进实体经济转型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实体经济中实现了原始积累的中国民营企业主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了回报率更高的虚拟经济行业。而此现象背后是，在传统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下，习惯了低成本、低质量、大市场的中国低端制造业大多都如履薄冰地在寻找着新出路。遗憾的是，在寻找新出路的过程中，更多的企业选择的是回报高、见效快的虚拟经济行业或是投机市场，而不是将积累的资金投向技术革新和内需市场的开拓。

　　“办厂不如买房” 谁来坚持“中国制造”？——令国人骄傲的“中国制造”正面临着无人坚守的隐忧。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与会的经济学家和业界人士也将目光聚焦在了隐忧重重的中国实体经济。

　　湖北省荆州市权晟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总经理汪荣称，在他看来，越来越多的实体经济企业正在变成服务“快钱”的“壳”。“因为制造业企业融资快，房地产来钱快，拿企业融资来的钱做房地产，赚钱后再投实体，实体再融资，进而循环往复，已经成为现在比较流行的模式。”汪荣说。

　　持续的资产泡沫和“去实业化”现象背后，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困顿，到了转型的关键时期。

　　“世界不可能为中国提供一个无限大的市场来满足中国企业出口的需要。”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看来，苦练内功、转型升级已经是中国制造业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拿捏力度促金改？更好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目前我国金融领域的改革，方向依然明确，但具体步伐快慢、松紧如何，还有待在实践和试点中，逐步推进。

　　“中国金融改革最迫切需要的是放松管制。”这一观点在中国当前颇为主流，更被不少学者和业内人士视为“所有金融改革的前提”。但同时，世界范围内从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寒意未去，其中原因，正是对金融监管的过度“放手”。

　　正在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投资大师索罗斯表示：西方呼吁要加强对金融业的管制，而不少身在其中的中国金融业者却不断倡议“放松管制，鼓励创新”。中国金融改革“松紧”力度究竟应该如何拿捏，对管理层而言，也是颇具挑战的难题。

　　业内人士认为，去年以来，我国各地金融改革创新措施不断推出，从温州金改到广东金改，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都是各地金改的重点。金融行业作为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行业，未来金融业制度层面的变革无疑将会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