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怀着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开始第一任期,在2000年竞选中,布什称中国是“战略竞争者”,2000年8月共和党纲领中也重复了这个说法。

　　而2001年4月1日发生的撞机事件让两国关系陷入低谷。3个月后,两国关系回暖,随之而来的是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扩大,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到2003年,中美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达1263.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中方对美贸易顺差586.1亿美元。

　　然而在高额贸易额之下的中美贸易不平衡,导致美国政界开始重提人民币汇率问题,并提出“中国经济威胁论”,促使美政府在纺织品、彩电等领域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了贸易保护措施。

　　彼时,布什新任命的第二任财长斯诺在汇率问题上为保尔森提供了思路并奠定基础,斯诺成功说服白宫采取劝说而不是威胁的策略。

　　2003年9月,在迪拜举行的七国集团（G7）会议上,斯诺说服其他国家支持他的想法,要求中国采取更灵活的汇率政策,并邀请中国首次参加G7会议。

　　2006年,被传说要被解职的斯诺终于为华尔街背景更深的保尔森取代。

　　中国因素是保尔森被布什选中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意味着在最后两年的任期中,布什把对华贸易和货币政策视为政策主要侧重点。

　　保尔森于2006年6月走马上任,7月便出访中国,并在7月20日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共同宣布启动SED机制,保尔森秉承了斯诺不采用强力压迫人民币升值的思路,却拥有着斯诺在华盛顿和华尔街无法比拟的影响力,然而与斯诺不同的是,他却要面对一个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

　　从2年里各种中美双方隔空对话中,可以总结出双方均意识到人民币汇率偏低,应该进一步上调,关键的分歧在于美国政客在后期每次必谈的“步伐”。

　　然而保尔森对于美国国会希望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压力可以说是“阳奉阴违”。

　　在每次SED召开之前,保尔森所重点谈到的更多是敦促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保尔森希望通过外汇、股票、债券等金融领域的开放来促使人民币国际化,解决两国之间巨大的贸易投资不平衡,以及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准入问题,而非如同美国国会一般通过关税威胁、贸易壁垒的经贸议题政治化方式来施压。

　　在有限的几次同保尔森的采访中,甚至在中国记者面前,保尔森也表示了对国会那“一撮”议员不与之为伍的无奈情绪。

　　不过伴随奥巴马的上台,及民主党在参众两院改选中的席位扩大,对华汇率政策恐将成为一两年后中美关系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