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各方面的迹象显示，地方政府主导的新一轮投资潮正在来临。据《华夏时报》日前报道，今年7月以来，广东、宁波、南京、长沙、贵州、重庆、天津等地方政府纷纷抛出促进投资和增长的计划。据初步统计，在过去的50天里，已公布的地方投资计划的总资金需求大概在7万亿元左右。

　　上一次4万亿刺激之后，地方政府债务累累，今年各地财政增速乏力，银行放贷日益谨慎，民间资本投资意愿较低，又恰逢地方政府还债的次高峰年。此外，4万亿的刺激计划以及此前多年地方投资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在这样的时机选择再次推出7万亿乃至更多的投资计划，我们不禁要追问：钱从哪里来，钱向何处去，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如何“保量”又“保质”，地方政府能否成为稳增长和调结构的主力军？

　　钱从哪里来？

　　先来看一个数字。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91亿元，占全国GDP和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重分别为26.93%和70.45%。从偿债年度看，这两年地方政府还将迎来还债的高峰。据社科院发布的金融蓝皮书测算，2012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偿债率将超过20%警戒线，达到26.6%，一直到2014年才能回落到警戒线。地方政府偿债率是指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偿还本息金额与当年地方政府可用收入之比。该项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偿债能力越弱。

　　再来看一个事实。财政部7月13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63795亿元，同比增长12.2％，增幅同比回落19个百分点。此外，有媒体甚至测算发现，全国有近四成的省市级地方政府在时间过半的情况下，并未完成一半的财政收入任务，“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这个在1994年以来的财政历史上的铁律首次被打破。

　　另一个严峻的事实是，随着国家楼市调控政策的日益严厉，地方政府以往依赖的土地财政已经难以为继，今年前7个月全国各地土地出售同比下降近1/4，卖土地获得的收入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下，赖以投资的大部分资金只能靠向银行借贷和发债来解决。但日益商业化和市场化的银行显然不愿意再平白无故地充当“冤大头”。现在银行也要视项目的情况发放贷款，基础设施回款能力弱，许多银行或者怕坏账或者感觉效益比较低，都不肯再贷款。

　　即便是排除以上种种严峻的情形，地方政府恐怕也很难拿出这么多钱来。我们以长沙和贵州为例来测算一下地方政府的支付能力。根据统计局的数据，长沙市去年全年的地方财政总收入只有668.11亿元，这意味着，8000多亿元的投资项目需要该市10多年的财政收入。而贵州省去年全年的财政总收入133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也不过700亿元，这将如何支撑上万亿的投资？

　　7万亿乃至更多的投资，钱从哪里来？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钱向何处去？

　　即使地方政府真的有这7万亿，我们也必须考虑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钱向何处去？说穿了，就是这笔钱怎么花，花在什么地方。

　　统计显示，上一次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已经造成了20多个行业的产能过剩，钢铁、水泥、多晶硅等行业尤为严重。目前低迷的世界经济形势，增速减缓的国内经济都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这些过剩产能难以在短期内被消耗。此外，与上一轮中央主导的 “4万亿”投资计划具有统筹安排、系统协调等优势相比，此次地方版的7万亿投资计划各自为政，不可避免地存在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隐患。作为重复建设的重灾区，钢铁行业今年上半年利润同比锐减５６．５％，最近中钢协副会长王晓齐透露的一吨钢只赚1.68元的现实更像是在提醒我们。7万亿，是否会加剧和恶化已经存在的产能过剩的局面，我们不能不警惕。

　　以近期讨论最为热烈的汽车业产能过剩问题为例。毕马威最新发布的《2012年全球汽车业高管人员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汽车闲置产能高达600万辆，相当于德国汽车市场规模的两倍，预计到2016年，闲置产能将上升至900万辆。虽然汽车产能过剩的风险日益加剧，但我们依然不断看到各大汽车厂商仍在扩大产能。今年上半年，新增加的产能就超过200万辆，但销量同比增长仅为几十万辆。

　　究其原因，无非是各地政府受到政绩观和GDP主义的影响。汽车产业对地方GDP的拉动规模相当大，也一度成为地方政府大力扶持的对象。中国汽车产业的主要税收集中在生产端，汽车产地在哪里，该地方政府就能获取巨大的财税收入，这样的税制安排无形之中推动了地方政府大干快上汽车项目。

　　如何以投资消耗掉目前过剩的产能，而同时又不因不当投资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在稳增长和产能过剩之间寻求平衡，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智慧和能力。走出投资刺激、产能过剩、紧急调整、经济减速、投资刺激的怪圈，把钱真正花到该花的地方，既保量也要保质，稳增长更要调结构，这是我们在决定钱花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

　　钱怎么花？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各地政府公布的规划中，地方政府投资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趋于务实的姿态，产能严重过剩、企业盈利较差的光伏等行业已经不再列入规划，旅游文化产业、海洋经济等新兴产业得到重视。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当年的光伏产业也正是在各地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才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地方政府一窝蜂式的投资很难保证未来若干年在所谓的“新兴产业”上不重蹈光伏行业的覆辙。各地在出台产业规划，决定投资方向时，是否应该增强“全国一盘棋”乃至“全球一盘棋”的意识，在做出决策前，多看看，多比较，先看看别人都在忙什么，进而找出自己的优势所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不是为了稳增长而稳增长，盲目跟风，从而进一步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短期投资如果不可避免，我们就要关注投资效益的问题了。当前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是经济总量问题，更是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2009年的4万亿投资计划中，中西部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自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率分别为60.2%、89.2%，分别比东部高13.8和42.8个百分点。但正是由于这种行政性资金划拨，其投资效益大大低于东部地区。吃一堑长一智，这一次，我们如何确保投资的效益，当政者不能不考虑。

　　各地的计划不仅制定了重点发展的产业或产业集群，而且制定了具体的产值目标，单从这点看，就带有较浓的计划经济推动GDP的色彩。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固然可以较快地吸引民间资金的参与，降低其早期的风险，但政府介入也鼓励了民间资金不顾市场规律大肆冒险扩张。如何在若干年后收回政府的巨额收入，地方政府不能不做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