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商务部长陈德铭的采访，从今年中国出口的严峻形势开始。

身为中国对外经贸交往及内贸的主管官员，商务部长陈德铭时常处于媒体聚光灯下，却较少接受专访。他做而不说。

这一次，全国“两会”闭幕不久，他与财新记者在长安街旁的商务部会议室敞开话题“聊”——有关中国贸易不平衡的指责，贸易环境是否恶化，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度，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水平，劳动密集型企业如何转型，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否机遇来临，多哈回合能否推进，中国的多边、诸边贸易协定能否稳固中国已有的国际贸易话语权⋯⋯

“经济均衡的增长是相对的、短暂的，非均衡增长是绝对的、长期的；中国快速发展打破了旧有的均衡，但也实现了新的均衡。”

陈德铭对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间盛行的世界经济“失衡论”作出自己的阐述。他认为，所有的力量都产生在不均衡中，有矛盾才有对立面，才有动力。

这样的思考，委婉回应了国内对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摩擦趋于加剧的担忧。不过，陈德铭话语肯定：由于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存在，贸易摩擦是可控的。

在他看来，全球是一个拥有70多亿人口的大市场，没有人傻到只要他自己本国那一点市场。同时，只有把企业放到这个大市场中，参与全球的竞争，中国企业才能获得竞争力。对于中国企业、产品的成长及贸易额的持续增长，他认为正是跨国公司全球化带动及信息技术突破等因素的结果。

而中国这一新生力量的出现，旧的均衡打破了。“采取遏制、限制的态度，都可能招致失败”，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参与这种竞争，看到新的市场机会，才能跟上潮流获得发展。

外界对中国诉求不断。中国以极大勇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十年过去，中国也履行了当初的承诺，但进一步的市场开放仍然绕不过去。对此，出任商务部长四年有余的陈德铭表示：有的国家要求中国继续开放，那么对方也需要做出开放的新承诺。他还觉得，开放和改革是互相促进的。下一步扩大开放，首先是人的观念开放。

在强调中国与世界的互联、共通后，他又对财新记者说，要以中国的进一步开放，推动全球对中国的开放。“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博弈过程，但还是要坚持走下去。”

出口地位正名

外贸实现10%的增长目标是艰巨的，但也是有希望的

财新记者：你说过，中国从来没有把出口导向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从长期看，如何定位出口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中国贸易不平衡一度很严重，我们会不会试图限制出口？

陈德铭：从统计上看，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消费这两驾国内“马车”的作用，历来都远远大于出口。如果不区分国际国内市场，“三驾马车”又可归为消费与投资两类。消费既包括国内消费，也包括出口，出口是国外的消费。而投资不是最终消费，它会转化成生产力，形成新产能。在“三驾马车”中，投资拉动过大是最需要研究和调整的，直到去年，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仍超过50%。

当前，我们要继续下大力气提高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出口而言，外需在中国需求结构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有效利用现有产能、充分吸纳就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全球有70亿人口，中国只有13.5亿，我们不能关起门来只发展十几亿人的市场，放弃其余50多亿人的市场。

从贸易平衡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占世界的比例仅为0.8%，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9.7%。中国在打破了世界贸易原有均衡的同时，又在创造新的均衡。30多年中，中国的进出口最初出现过比较大的逆差，以后又出现过比较大的顺差，但最近几年逐渐走向平衡，而且越来越平衡。去年中国出口是世界第一，进口是世界第二，贸易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处在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根据G20提出的参考性指南，经常项目收支余额与GDP之比应在4%以内，中国去年这一数字是2.8%，而美国则为-3.1%。中国贸易顺差与GDP之比是2.1%，而美国达到-4.8%。

所以无论从对内、对外的角度看，中国都不应该用任何政策去限制出口，至于中国企业能在国际市场上占多大份额，则完全要靠其自身的拼搏。

财新记者：去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为负，今年出口形势比较严峻，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不会越来越小？

陈德铭：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会小。按进出口净值来计算其对GDP的贡献率，只是计算其对GDP增长数值的作用，是从统计学角度来看的，并没有考虑到出口对就业、企业竞争力提升等的贡献，不能因贸易顺差回落就误以为外贸对国民经济有负作用。

进出口对经济最大的贡献，在于它将企业推到了国际市场前沿的竞争之中。世界上有20亿人口的人均GDP超过中国，他们对商品品质有更高的要求。中国产品要进入这些市场，需要适应远比国内市场更激烈的竞争，在这一过程中凝聚着企业的不断创新。不能简单地用净出口对GDP数值的贡献度来衡量外贸对国民经济的作用，而要用企业竞争力、国家竞争力的提升来衡量。

财新记者：今年外贸增长目标确定为10%，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如果出口放缓，会不会出现2008年那样工人失业返乡的情况？

陈德铭：今年预计10%左右的贸易增速，是考虑到国际市场变化和各种要素成本上升后提出的比较低的增长目标，出口增速可能会比10%低一点，进口会高一点。实现10%的增长目标是艰巨的，但也是有希望的。

从国际市场结构看，现在人们普遍把欧洲经济形势看得很糟，其实有些夸大。欧洲的私人消费还在增长，只是略受影响。美国居民消费正在加速，但下半年如何还需要关注，因为美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部分受益于竞选中党争因素采取的临时措施，也有补库存的因素，能否持续还待观察。另外，新兴市场国家、周边市场都在增长，所以，今年实现外贸增长10%左右是有可能的。

我认为，今年即使局部或者个别产业出现调整中的阵痛，总体也不会再现类似2008年那样大量工人失业的局面。
 

结构调整之道

出口退税是长期的政策，不能把出口退税当做平衡财政收支的手段，它是贸易政策，应该坚持下去

财新记者：去年以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明显放缓，制造业利用外资也出现下滑。这是否意味着，随着国内劳动力、原材料等成本上升，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已日薄西山？

陈德铭：产业结构要与劳动力结构相匹配。中国目前有7亿到8亿劳动力，其中没有受过高职和大专以上教育的还占多数。这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是我们当前的主业。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基地，大量劳动力在加工、代工领域就业的状况还要维持很长时间，否则就业就会成为问题。

即使在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也只占了一部分。美国、法国近期都要求制造业回归，原因就是他们也有一批适合制造业的工人，这部分就业要靠制造业来解决，不能都靠服务业。

我们现在提出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如果理解成要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全部往高技术产业调，这是误解。结构调整应该是各行各业在各自领域内往高端调，而不是轻易换到一个陌生的产业。我们的纺织、服装、制鞋、箱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往高端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要通过研发提高品质，通过营销培育品牌，增加附加值，而不是去搞别的，甚至放弃实业，都去追逐房地产等短时间内看起来回报更高的行业。这是目前要解决的认识误区。

财新记者：去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速低于总体增速，这是不是说明机电行业在往高端走的步伐还比较慢？

陈德铭：外贸的趋势光看一年的情况是不准的，要看长期的变化。过去十来年，机电产品一直是增长最快的领域，占出口的比重已超过50%。中国机电产品正在从一般产品发展到中高端产品。问题在于，机电产品出口中，跨国公司占据六成以上份额。品牌是别人的，我们主要做加工。像大家熟悉的iPhone等苹果产品，它一家台湾代工企业在大陆每年就能解决100多万人的就业，出口额达700多亿美元，超过大部分中小国家的出口总量。苹果产品上面写着加州设计、中国组装，不是中国制造。按照传统的原产地规则，一个产品在某个国家的增值率达到50%以上，就可以认为是这个国家制造的。但全球化发展到现在，已经难以界定产品是哪个国家制造了，只能标上组装地、零件产地。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看贸易统计数字意义不大，因为贸易的流量并不决定各国实际利益的分配。所以我们总强调中国是贸易大国，但还不是贸易强国。

财新记者：外贸发展的目标是“稳增长、调结构、促平衡”，出口退税政策是否会影响“促平衡”？

陈德铭：出口退税是国际通用的政策。因为商品进入另一个国家要征税，所以在出口国要退税，而且要退尽，否则将对产品重复征税，加重消费者负担。中国也是如此。这是长期的政策，不能把出口退税当做平衡财政收支的手段，它是贸易政策，应该坚持下去。

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将保持基本稳定，事实上，由于出口增加，实际退税额也会增加。

财新记者：“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优化对外贸易结构，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如何评价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陈德铭：中国服务贸易起步晚，在对外贸易中占比较低，约为10%，仅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且长期处于逆差状态。

但近几年服务贸易发展迅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服务外包有了很大的发展。目前中国服务外包已经处于世界前三位，在承接非英语系国家的服务外包中，中国的份额甚至高于印度。服务外包每年解决60万到70万大学生的就业，占当年毕业生总量的10%以上。

承接来自境外的服务业务，也就是所谓的离岸服务外包，也会带动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带动国内服务外包市场的发育。我们可以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不是每个大型制造企业都要拥有自己的服务业部门，它完全可以将业务外包给社会化的更加专门的服务公司。分工的深化会整合资源，提高效率。

中国的服务贸易要有更大的发展，归根到底是要依靠国内的服务市场的发育和服务业水平的提升。
 

贸易摩擦可控

未来数年贸易摩擦可控是大概率事件，但也不能排除颠覆可控性的小概率事件出现

财新记者：最近几年，中国遭遇的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摩擦正在增加，是否可以理解为中国的贸易环境在恶化，未来贸易摩擦会增加？

陈德铭：这种说法并不完整。由于多边贸易规则的制衡，尽管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总量增长了六七倍，但总体上面临的贸易摩擦是可控的。这些年来，国外对我贸易摩擦涉及的金额，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不到1%。但在当前的世界经济环境下，国际贸易摩擦确实在上升。比如最近美国成立了主要针对中国的跨部门联合执法机构，国会也修改法律，允许对中国继续进行不合理的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中美双方的贸易摩擦可能还会增加。中国仍然希望，未来数年贸易摩擦可控是大概率事件，但也不能排除颠覆可控性的小概率事件出现。比如美国去年讨论的《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一旦成法，大规模的贸易摩擦就会发生。中国必须就不可控和大规模摩擦这种小概率事件做好充分应对的准备。

财新记者：今年贸易摩擦的重点是什么？中国如何应对？

陈德铭：使用最多的贸易救济措施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反倾销，一类是反补贴。前者是针对每个企业经营行为的个案，后者则是针对出口国政府对企业的补助，涉及面更广。过去这些年，反倾销是主要的形式。但今后反补贴将成为贸易摩擦的主要方面，一些国家已经在这方面频频对我们发起挑战。

从国别上看，新兴国家在与中国产品同质化的竞争中也会有摩擦，但主要的摩擦还是来自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由于国内选战等政治因素的干扰，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上升。

我们从来不愿打贸易战，愿意以合作来化解摩擦。对于新兴市场国家，中国更多的是采用磋商的方法。

当然，我们也会运用规则来维护国内企业的正当权益，比如将国外针对中国的不公平不合理的贸易救济措施诉诸世贸组织。作为政府部门，维护企业的利益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贸易摩擦可能只占贸易总量的不到1%，但对具体涉案企业则可能造成100%的伤害，我们必须更有效地帮助他们来应对。

社会上有一种片面的说法，认为美国将中国告上世贸组织后，中国总是败诉。实际上，中美两国在世贸组织的争端诉状中，中美双方基本各赢一半，而在中国起诉美国的案件中，中方大多数是胜诉的。
 

人民币汇率接近均衡

人民币汇率基本上处于一个均衡区间，今后应该增强双向浮动弹性，升值还是贬值要看市场的供求情况

财新记者：外贸企业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适应能力怎样，汇率有没有对外贸结构升级起到倒逼作用？

陈德铭：2005年汇改以来至2011年末，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累计升值31%左右，再加上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升值幅度更大。

人民币升值对企业来讲，是一个严峻的倒逼过程。虽然我们不想用升值来倒逼企业，但是客观上形成了倒逼压力。人民币升值挤垮了一部分竞争力不强的外贸企业，也有一些企业特别是加工贸易企业转移到国外，比如耐克（Nike）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已经从东莞转移到了越南。但总体来讲，大部分企业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调整结构，适应环境，向加强研发创新、培育自主品牌、提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最近一年，中国出口产品结构调整很有成效，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增强。

财新记者：最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央行行长周小川，还有你本人在内的政府官员，纷纷表示人民币汇率逐渐接近均衡汇率水平，理由是什么？

陈德铭：首先，人民币汇率是由人民币买卖市场供求机制决定的，我们正朝这条路上走。去年8月、9月到现在，国际上人民币买卖基本是平衡的，有时还是在抛人民币，并不是像过去那样，大量“热钱”预期人民币升值，拼命进来，造成人民币更大的升值压力。

其次，中国的贸易平衡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最近两个月还出现了逆差。这也说明从贸易上看，人民币基本上处于一个均衡区间。今后人民币汇率应该双向浮动，升值还是贬值，要看市场买卖的供求情况。

财新记者：但是，国外的看法似乎并不这样认为，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一直不断，世贸组织3月底也召开专家会，讨论汇率与贸易的关系。对这一问题，你如何看待？

陈德铭：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外汇收支余额主要由两块构成，贸易项下的盈亏和资本项下的盈亏。目前中国贸易盈余与GDP之比已经降到了2%左右，资本项下的盈余则更小，当然资本项下的问题不能用贸易的方法来解决。

世贸组织3月底的讨论，核心是讨论汇率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中国派专家参与。此次研讨会不涉及汇率相关的规则问题。因为汇率问题不在世贸组织的职能范围内。这只是一次学术性的研讨会，更不是为专门去攻击某一个国家的汇率政策而组织的。

汇率对贸易有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整体性的，对所有的贸易伙伴都会产生影响，不能拿汇率来解释单独与某个国家的贸易平衡状况。美国的一些人常常把汇率和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扯在一起，这是很不客观的。因为中国与世界的贸易是基本平衡的，但与美国不平衡，怎么会是汇率的问题呢？

经济学上有一个“特里芬悖论”，实际上就描述了美国现在的处境。在单一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情况下，这个国家永远无法摆脱大量逆差，否则这种货币不会流到世界各地。所以美国长期有大量的贸易逆差，去年达到7372亿美元。美国经济学家也认同这一理论。

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首先，人民币若要从贸易项下可兑换走向资本项下可兑换，就需要建立足以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防火墙，所以开放应当是渐进的。至于人民币要不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我们已经在贸易和部分资本项下开展了人民币结算。但如果一个国家结算人民币有盈余后，却没有充分的人民币投资渠道，就会出现不平衡，这就回到了资本项下实现完全可兑换的问题。总的来看，人民币成为真正的国际结算货币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跨国并购时机

对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商业贿赂行为，“紧箍咒”正在收紧，中国政府已经明确，海外商业贿赂行为亦在打击之列

财新记者：从2011年11月起，中国实际利用外资（FDI）连续四个月负增长，主要是制造业投资低迷。这主要是什么原因？中国如何应对？

陈德铭：去年FDI总的是增加的，四季度有所下降。各主要FDI来源地中，美国下降较大，台湾有所下降，欧洲基本持平，日本增长超过50%。今年前两个月，出现另一种情况，来自美国的FDI没有下降，欧洲下降比较大，但总体下降幅度较小，预计今年FDI还是会有所增加。

中国确实存在各种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包括劳动工资、企业融资、原材料成本等，这给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带来困难。但中国吸收外资的优势正从单一的成本优势转向长期的综合优势，从沿海地区局部的优势转为东、中、西部的全国范围的优势，从制造业的优势转为各行业、各领域的全面优势。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投资环境最好、增长潜力最大的国家之一，这是不可替代的。

中国仍会进一步开放市场，包括服务业。这些部门逐渐开放，会弥补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未来中高端制造业、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会增强。

财新记者：去年中国出台了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今年年初又修订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国对外资的关注点是否出现一些明显变化？

陈德铭：《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是动态的。1995年发布以来已先后修订了五次。此次修订，总体方向是支持利用外资推动制造业改造升级，鼓励外资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虽然有的西方投资者认为收紧了一些，但我认为这次修订还是体现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精神。有一些调整是正常的，因为国内的市场供求和环境保护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些领域不再鼓励了，各国都会这样做。

至于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是通行做法，对此最担心的那些国家，其本国也有这样的制度，执行起来比我们更缺乏透明度而且更严厉。他们只是有些担心，但我们却碰到了现实的阻碍，一些中国海外投资的项目被卡住了。

财新记者：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规模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既有国企也有民企。你如何评价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现状？

陈德铭：总的来看，中国的“走出去”还刚刚起步。目前中国对外投资占全球总量不到2%，仅相当于美国的6.5%、英国的18.8%、法国的20.8%、德国的22.3%。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正在加快。2005年以前，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每年不足100亿美元，去年已有600多亿美元。

与此同时，我们引进了116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从长期看，中国会逐步走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比较平衡的状态。但最近十年可能还是“引进来”要多一些。

财新记者：相对于危机或疲弱增长中的欧美国家，中国的情况要好很多，现在是不是进行一些跨国并购的较好的时机？

陈德铭：这一两年确实有一些很好的机会，因为欧美有些企业遇到困难，原来不容易谈的项目现在可以谈了。而中国国力增强，外汇收入盈余，中国企业可以借此机会，收购一些品牌和比较前沿的技术，逐渐提升自己的竞争力。2009-2011年，中国企业通过并购实现的直接投资每年平均为200多亿美元。这是一种双赢的投资。

在看到“走出去”机会的同时，还要更多地看到风险。我觉得还要强调稳重、慎重，要稳一些。因为国内外体制不同，中国企业还不太了解地缘政治的变化，不太了解东道国的法律、文化，特别是工会组织等运作方式，也缺少国际化经营的专业人才。

商务部作为主管对外投资的部门，要给企业更多的服务，比如提供投资环境信息、投资保护交涉等。同时，我们也鼓励在海外的中国企业设立境外中资企业商会，发挥集体力量，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相应也起到行业自律作用。

财新记者：一些中国企业在不发达国家的投资行为，也招致了很多批评，你如何看待？在规范中国企业海外运作上，商务部有什么能做的？

陈德铭：总体来讲，这两年中国企业在欠发达国家的形象大大改善。由于我们的宣传还跟不上，所以也碰到一些误解。但“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的情况确实存在，个别企业在境外搞金钱开道、商业贿赂，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现在我们上了很重的“紧箍咒”，《刑法》修正案将跨境商业贿赂行为定为犯罪，中央纪委、监察部、商务部、国资委等已经明确，中国打击商业贿赂行为包括海外，并正在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一些欠发达国家的法律可能不太健全，但不等于我们就可以放任那些不正当行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如果搞商业贿赂，今后要受到中国法律的追究。

要改善中国企业的海外形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更多地雇佣当地劳工，加强环境保护，支持当地改善民生。这不仅仅是个形象问题，也是关系中国企业在海外长远发展的客观要求。
 

贸易自由化的多边、诸边与双边道路

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应该是“条条大路通罗马”，TPP可能是一条路，“10+3”以及“10+6”也是一条路，而且这条路已有了好的基础

财新记者：中国入世十年，受益良多，但也有不少争议。中国怎么利用世贸组织来实现自身发展？在多哈回合连续遭遇挫折的背景下，中国对世贸组织有何期许？

陈德铭：世贸组织的规则是有约束力的，如果某个成员不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其他成员可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如果某个成员不执行争端解决机制的裁决，是会受到报复的。正因为如此，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贸组织在监督各国贸易政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世界上没有出现高强度的贸易保护主义。

对中国这样的贸易大国来说，世贸组织的多边规则对维护稳定的外部环境，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入世当年同时启动的多哈回合谈判迄今也已十年了。十年来，中国从一个新成员，逐步成为多哈谈判的核心七成员之一（其余六成员是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巴西）。经过艰苦努力，谈判完成了80%以上，但目前陷入僵局。

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大冲击，面临多重难题，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心态失衡，试图抛弃已谈成的结果，推出新的谈判方式和议题，抛开削减农业补贴，转向服务业开放。

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认为，应在尊重谈判授权、维护已有成果基础上，尽快达成一揽子协议。有关新议题的讨论，应以实现多哈回合谈判为前提。

我们认为，在各方存在较大分歧的情况下，应重点讨论推进部分分歧较少、技术上相对成熟的议题，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关注议题。如果目前的条件无法迅速达成一致，也不能轻言放弃多哈回合，另起炉灶。我们应当耐心等待新的时机，比如一些国家选举结束之后，可能会为重启谈判创造契机。

财新记者：多哈回合徘徊之时，世界上出现了很多双边、诸边贸易协定，中国在这方面进展如何？

陈德铭：对中国和绝大多数国家来讲，世贸组织是维护世界贸易秩序的主渠道，所有诸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都是其有益补充，我们不能推翻这个主渠道。在此基础上，中国积极推进双边、诸边贸易协定谈判。

我国自2002年开始对外商谈自贸区。特别是十七大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以来，步伐明显加快。目前，中国已签署10个自贸协定，正在商谈的5个，涉及五大洲28个国家和地区。从已经实施的自贸协定情况看，产生了良好效应。2011年，中国对新西兰、巴基斯坦、秘鲁等15个自贸伙伴出口增长29.1%，高于同期对全球20.3%的平均出口增速。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以来，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目前，我们正在继续有步骤、有重点地加快推进自贸区谈判。中国与澳大利亚自贸区谈判已经举行了17轮。中国与海湾六国（GCC）的合作也在推进。中韩自贸区谈判即将启动，中日韩自贸区官产学研究已经结束。我们要像下棋一样布局投子，争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竞争中占得先机。

财新记者：对美国正在积极推进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是否针对中国，各方看法不一，你怎么看，中国是否会考虑加入？

陈德铭：中国认为，所有的自贸谈判都应该是开放的、透明的、包容的。亚太地区经济的自由化和一体化应该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多渠道走的。TPP可能是一条路，“10+3”（东盟+中日韩）和“10+6”（东盟+中日韩、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也是一条路，而且有了很好的基础，因为目前东盟已分别和上述六国达成了自贸协议。

我们对TPP正在研究和评估。总的来讲，中国感觉TPP的标准比较高，目前中国国情与其制定的标准差距比较大，目前没有加入谈判的计划。中国会密切观察其进展。
以开放促改革

以自己的进一步开放，换来全球对中国的开放，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博弈过程

财新记者：中国金融业尤其是资本市场，被认为竞争力不够强，是否因为开放不足？美国希望中国能进一步开放金融领域，你怎么看？

陈德铭：最近几年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金融业发展迅速。目前全球规模最大、资金利润最好的银行，不少都是中国的。中国已经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但是中国的银行不能在美国单独设分公司，只能设立独立的子公司。证券承销领域，中国有专门的专家委员会审批，也是逐渐开放的，而美国对中国仍然没有开放。

十年前，中国做出相应的承诺，换得加入世贸组织，此前承诺的，中国已经做到了。现在，有的国家要求中国继续开放，那么对方也需要做出开放的新承诺。只有在对等、平衡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做出抉择。

财新记者：今年“两会”上，你提到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如何看开放与改革的关系？过去十年，加入世贸组织是扩大开放比较明显的行动，今后以扩大开放来促进改革，应当做哪些事情？

陈德铭：改革和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内容。我们历来认为改革和开放是互相促进的。开放，实际上是要把自己国家民族的经济、企业放在全球视野里去思考、去比拼。开放才会找到差距，感到压力，并把压力变成动力，促使自己改革，而开放需要改革来提供制度保证，我认为两者是互相促进的。

我个人觉得，下一步扩大开放，首先是人的观念开放，要在思想理念方面意识到，中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与世界是相互关联的。其次，在国际交往上，要使中国的经贸管理体制与国际衔接，以自己的进一步开放，推动全球对中国的开放，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博弈的过程，但还是要坚持走下去。

开放是全球化下的必然选择。落后的时候，我们要通过开放来学习追赶先进，将来我们更加发展了，许多指标可能跻身世界第一，但也仍然要坚持开放，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和平相处，相互借鉴。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要有包容和豁达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