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ICB的会员企业中，基本上都有信用管理部门或者专门从事信用管理职能的人员，但中国很多企业还没到这一步，尤其是中小企业

　　4月6~7日，一场名为“中国出口企业美国法律保障同盟”首次筹建工作会议在浙江宁波市举行。同盟的第一要务，就是帮助被美国企业拖欠债款的中国企业到美国去追债。

　　而接下来的5月份，又有一场名为“2007中美贸易追债防债论坛”将在广州惠东鞋业基地举办。在谷歌输入“中美追债”，就有近1700项查询结果。到美国去追债，似乎渐成趋势。

　　百亿美元海外坏账

　　中国企业最早集中反映海外坏账问题是在1991年，商务部和美国征信机构邓白氏公司召开了一次“国际商账追收研讨会”，会后接到了国内企业100多个海外追款委托。

　　至今为止，中国企业在海外究竟有多少应收账款，并没有官方权威数据。而业内比较普遍的说法是1000亿美元，且以每年150亿美元的速度递增。

　　这个数字最早源于2004年第一届国际信用风险管理大会，来自国际金融、信用及商业协会(FCIB)美国ABC公司以及商务部研究院的有关专家，根据国内企业的坏账率和外经贸业务规模，推算出了这个数据。根据商务部研究院的抽样调查，当时我国出口企业的平均坏账率约为5%。

　　美国ABC公司是提供全球范围国际商业信用风险管理及国际商账追收等服务的机构。FCIB(中国)秘书长陈晓东介绍说，2006年美国ABC公司处理的中国案子在250个左右，平均标的10万美元。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北美、欧洲、南美洲等地的案子，加起来大概400个左右，平均标的6万~7万美元。“就此可以大致了解中国企业目前的海外坏账情况。”陈晓东说。

　　而依据区域国际贸易活动的频繁和活跃程度，陈晓东表示，中国企业的海外坏账中长三角地区比例最高，次之是珠三角。主要集中在轻工行业，纺织、工艺、食品、医疗器械等较多。

　　据浙江省贸促会的资料，全省至少有2/3的出口企业遇到了海外坏账，集中在杭州、宁波、温州等外贸出口活动频繁的城市。数据显示，近年至少有一半温州出口企业存在“海外应收账未能按时收回”的问题。而美中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刘海善透露，“中国出口企业美国法律保障同盟”首次筹建工作会议选在宁波举行，也是因为入盟的企业中宁波企业最多。

　　“2007中美贸易追债防债论坛”项目总监陈巍对《第一财经日报》透露，根据商务部研究院披露的抽样调查结果，广东省2006年的出口业务坏账高达150多亿美元。而根据邓白氏的统计，坏账实际数目高达300亿美元。

　　广州市惠东县是国内闻名的“女鞋城”，拥有制鞋企业3362家，在惠东，单单受骗所引起的鞋企倒闭事件平均一个月就有二三十起。

　　而由于中美贸易的频繁，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坏账总量，占据了海外坏账的主要部分。

　　从去年8月开始成立美中资产管理公司，并联络部分美国律师介入中美追债业务，刘海善也坦言其中的巨大利润对自己有着吸引力。“这是一块肥肉”。他保守估计，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坏账应有100亿美元之多。

　　一旦追债成功，企业必须支付标的的40%~50%作为佣金交给美中资产管理公司。刘海善表示，美国律师事务所愿意先垫付费用帮助中国企业追债，相信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巨大的市场。　

　　“聚沙为塔”结盟讨债

　　但是，在同盟首次筹建工作会议宽大的会场内，参会企业多少显得有些稀稀落落。而在接受采访时，几乎所有的企业都会异口同声表示，不希望自己企业的名称出现在媒体上。

“有坏账就表明我们企业的运营出现了一些问题，会让供应商对我们的安全控制能力产生怀疑。”一位参会企业代表说。而这，也是一些企业不愿参与追债的重要原因。

　　华东政法学院教授张善恭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目前国内企业对于通过司法途径追讨海外坏账的案子，基本上呈现出“三不”的状态——不敢打、不愿打、不会打。“不敢打是因为程序多、周期长、成本高，不愿打是因为没有愿意领头的企业，不会打则是对美国法律不了解。”

　　据了解，由于中美两国尚未订立司法追债协定，因此中国法院的判决和中国仲裁机构的裁定，仍需委托美国律师在美申请生效或强制执行。而美国律师的费用高达每小时300美元左右，很多中小企业难以承受。

　　Jeffrey J.Wild是美国著名的Lowenstein Sandler,PC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帮助过很多美国企业阻止中国企业追债。而现在，他要加入到帮助中国企业到美国追债的业务中来。

 

　“美国一些公司假定中国企业会被美国的法律吓住，有些中国公司也会希望再等一下美国公司就会付款给它，但是在美国，追债的时候，时间并不是你的朋友。”Jeffrey说。

 

　　Law Metro Group 律师事务所是美国一个专门致力于小额坏账追收的机构，Kate Ballengee律师表示，在该事务所长期的追债过程中，他们发现，如果在账款到期日开始追收的话，最终成功率会在94.9%，逾期一个月时，追账成功率为89.9%，逾期半年时，成功率急降为52.1%。应收账款逾期的时间越长，追账的成功率就越低。

　　而在刘海善接到的案子中，基本上都属于久拖未决的坏账。现在，刘海善构想借助同盟的力量，把中国出口企业组织起来，共同追债。

　　在他的构想中，对于已经发生债务的企业，同盟会员比非同盟会员要享受更低的收费标准。非会员的服务费用比例为40%~50%，会员则是35%~40%。

　　对于尚未发生债务的企业，将先由加盟的中国律师审阅符合中国经济合同法和相关出口法律法规的条件情况；再由美国律师提供从合同背书到事后司法追债一系列完整的法律经济服务。

　　而每次审阅文件，刘海善表示，一般收费为标的(出口合同和发票上总价值)的1%，部分特别小的标的(总额低于5万美元)，每一标的收取1000美元。

　　“我们有大量的案子集中在一起，就有可能要求美国律师降低成本。同时，我们也可以对美国企业产生一定的压力。”刘海善说。他甚至还在考虑同盟业务逐渐发展起来之后，由追债成功企业和律师方面共同出资，成立一个基金，用于帮助困难企业和小企业的追债。

　　虽然目前业务进度并不迅速，刘海善还是乐观地表示，一旦有了判例，比如美国银行拒付信用证、中国仲裁到美国申请执行等，那么接下来的案子进展就快得多了。

　　中小企业信用管理软肋

　　不过，即便是通过司法途径追讨欠款，中国企业也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为了向美国跨商品国际集团追讨18.2万美元的款项，安徽六安华源纺织有限公司董秘李荣先告诉记者，除去45%的佣金后，他们能拿到的只有10万美元。

　　可喜的是，一些和宁波一出口贸易商成嘉华(化名)一样受过骗的企业家，开始谨慎行事了。陈晓东表示，从美国ABC的处理索赔的情况来看，中国企业委托海外专业机构在国外维权案件减少，2006比2000年减少了大概40%。

　　不过，陈晓东认为，现在很多企业以安全性销售为前提，选择相对安全的业务来做，尤其是私人企业，所以坏账率相对5年前来说降低不少。“但这并不表示中国企业的风险防范能力提高。”

　从刘海善接受的30多个案子来看，几乎没有一个企业在合同上要求对方提供担保、也没有人要求对方以有价值资产作为抵押。“说实话，我并不清楚这些保护自己的途径。”成嘉华说。

　　“因此对于出口贸易企业，最重要的不是追债，而是学会如何防债。”刘海善说。

　　刘海善称，在自己所接触的受骗企业中，基本会采取两种防御方法——保守型防御和进攻性防御。其中前者就是通过减少订单，减小每单数额来解决；后者是通过在合同中加上保障条款来解决。

　　“事先了解美国公司的资信，是防止债务产生的重要步骤。资信调查要求越高，坏账可能性就越小。”Lowenstein Sandler，PC律师事务所的Bruce Buechler说。

　　但是资信调查，目前在中国还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领域。据了解，中国最早的企业资信调查业务，来源于1986年外经贸部计算中心与邓白氏香港公司的合作。

　　不过时至今日，我国企业资信调查机构的客户仍然以外资企业和外资金融机构为主。只有大约10%的委托是国内的外贸企业、信用保险公司调查海外企业资信状况。

　　刘海善表示，这个较低的数字是可以理解的。“目前进出口企业的利润只有3%~5%，这使得他们没有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来做信用调查等预防性措施。”

　　据了解，目前国际上的征信系统一般有两大模型。一是由国家组建的公共征信系统，如法国。央行利用这个系统收集所有公司的交易、信贷、税务信息，形成国家垄断的公共信息库。在保护商业秘密的前提下对一些有资格的征信机构开放，企业可以通过征信机构了解这些信息。

　　另外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私人征信系统。国家在保护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前提下，要求所有的个人或企业必须公开他们的信用信息。私人公司收集和加工这些信息，然后向企业提供信息。

 

　　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朱荣恩表示，中国的征信体系，是把公共征信系统和社会征信系统并行。但同时，企业本身也要建立自己的信用管理部门，在企业投资、销售的过程中要把信用管理、信用风险评估嵌到双方的合作环节中。但不管在哪个层面上，“企业应当唱主角，因为它是直接利益主体。”朱荣恩说。

 

　　陈晓东表示，在FICB的会员企业中，基本上都有信用管理部门或者专门从事信用管理职能的人员，但中国很多企业还没到这一步，尤其是中小企业。“去年，我们培训的第一批取得CICA(Certified International Credit Analyst)认证的注册国际信用分析师，共15人，一半是来自在中国的外企，一半是国内的大型企业，中小企业一个都没有。”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信用管理部主任韩家平曾表示，企业成功的信用管理标准为，坏账占营销额的比例介于0.2%和1%之间，平均应收账款回收天数不超过放账期的10到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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