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调研民企“倒闭潮”

　　“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政策将实施

　　“国家对于温州中小企业现状已经有充分认识，并给予了高度重视。从多部委密集调研的情况来看，国家应该会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出台一些政策缓解中小企业压力。”参加了多次调研座谈活动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

　　浙江有关部门在5月上书给中央有关部门的“当前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亟待改善”报告中建议，积极实施稳健的金融政策，化解中小企业资金短缺困境；建议增加中小企业贷款额度，稳定银行准备金率，适度降低贷款利息，优化融资期限结构。

　　大批中小企业亏损乃至倒闭的情况以及当前外贸、金融等方面发展的严峻形势，已经引起高层的高度关注，7月初，一场密集的调研铺开了。

　　7月4日至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赴江苏、上海；7月4日至5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赴广东考察；7月6日至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赴杭州、温州调研；7月3日至5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赴山东调研。除了中央领导之外，相关各部委如商务部、银监会、国税总局等负责人也纷纷出动，多次造访浙江、广东等地。

　　7月4日至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期在江苏、上海就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时就指出，当前重点要抓好的工作之一，就是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宏观调控的突出位置，多管齐下，标本兼治，努力把物价涨幅控制在经济社会发展可承受的范围内。

　　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山东调研时也表示，要继续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要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加强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落实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方针。”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内外部经济环境进一步变化，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速将继续放缓，进口将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但外贸形势变化导致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不大。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之前就曾表示，中国经济的发展形势总体是平稳、快速、高效，还没有出现滞胀的苗头，宏观调控还会继续贯彻从紧的货币政策。

　　对于今年上半年我国沿海一些出口企业大量关门停产的现象，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表示，人民币汇率变化、宏观调控措施、世界经济下行等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对我国企业的出口形成一些影响，但我国出口受各种因素影响所产生的变化仍在合理的区间。我们对高污染、高能耗、资源型的“两高一资”产品结构的调整，对污染产品的限制要继续坚持。

　　“要‘有保有压’。‘压’的就是这类企业。”仲大军表示，观察一下国内的二元社会结构现实，就可以看到还有许多欠发达地区，许多部门需要资金发展，许多产品也不是在国内没有销路，因此，中国企业外销不行，完全可以用内销来补。

　　报道反馈

　　周期变动的粮价才是最佳调控手段

　　粮食安全问题内涵已经转变

　　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生产固然有不利影响，但同时还存在有利影响，科技进步、基础设施的改进、生产工具的现代化，都有利于提高粮食等农产品的产量。我国改革时期粮食生产增长趋势说明这一点。结合需求方面情况考察，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保障我国长期粮食安全目标是完全可能的。

　　从需求来看，人口结构和收入增长决定粮食消费。人口专家估计，我国人口达到峰值时可能是14.5亿~15.0亿，比目前13.1亿人口增加约10%~15%，明显低于较早时期预测的16亿甚至更多。

　　我国未来粮食需求总量大概会见顶于5.5亿吨~5.8亿吨，而不是上世纪90年代预测的6亿吨到9亿吨。只要市场化体制不倒退，农业科技不倒退，未来实现粮食产量小幅增长应不存在特殊障碍。我国粮食供给长期绝对紧缺甚至匮乏的传统粮食安全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解决。新时期粮食问题的实质是粮食市场价格周期变动调节供求关系问题。

　　粮食在最低数量范围内消费需求弹性很小，因而保障国民基本粮食需求满足具有特殊的政策底线含义。

　　随着社会承受能力提高，应有可能更大程度发挥市场调节供求的基础作用。

　　放得开管得住的粮食市场

　　中国是大国，粮食是基本生活必需品，政府管理和调控对保障粮食安全以及避免市场过于剧烈波动都是极为必要和重要的。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环境逐步转型，粮食体制和政策一些深层问题也需要尽快逐步解决。就建立完善市场粮食开放环境下流通体制角度看，虽然过去十余年市场化取向改革在零售、批发、加工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然而在库存和储备调控、贸易体制政策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改革和调整政策。例如政府可以将商业库存和安全储备功能分开，政府掌握一个确保安全、成本相对较低储备数量，应对市场突变或不测危机之需。对于调节季节性市场供需矛盾的粮食库存职能，允许和鼓励更多企业更大程度地承担与参与，这样有助于鼓励竞争并通过企业分散决策发现和形成粮食市场价格，并促使农民在市场中获得更多利益。随着总量调控通胀政策有所见效，应较早解除目前短期粮食贸易限制，以便让粮农和相关企业从新一波国际粮价大行情中获得相应利益，并对全球粮食市场稳定做出积极贡献。粮食与农业生产资料对外贸易寡头垄断体制这个长期问题也可以较早提上改革日程。

　　国内粮价尚未到达历史峰值

　　就国内来说，1995~1996年前后粮食生产和粮价达到周期性阶段高峰，随之出现改革以来第三次粮食相对供大于求。伴随产量、进口和库存大量增加，粮价持续八年下降，直到2003年才开始反弹，目前粮价仍处于本轮周期上涨通道。小麦、稻谷、玉米这三种谷物价格在2006年和2007年分别上涨了8%左右，属于相对温和的上涨，对一般物价的影响比较有限。今年1月份，粮价还有所下跌。现在国内粮价低于国际粮价，比上一周期1995年前后峰值水平也还低两成左右。

　　眼下国际粮价暴涨，国内价格较低，一些地方还卖粮难，这种不协调现象需要引起关注。在开放经济环境下，通常时期，国内粮价特别是沿海地区粮价应该基本和国际接轨。保护粮食安全，最可靠的是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就是让农民在粮食价格上有利可图。这倒不是说一定要用财政手段拉高粮价，而是应当让市场供求决定价格。

　　事实上，粮食供求和粮价的波动是有周期性的。粮价周期性低了，农民种粮收益低了，人为推高成本会非常高；反过来，粮价高了，最好不要人为压低，让农民比较充分地得到粮价市场调整的利益。价格波动是市场应对和调节供求变动的重要手段，没有波动就没有调节。

　　我们现在由于种种考虑，一方面对粮食出口实行较多限制，释放较多库存，这会在一定时期增加国内粮食市场供应和压低粮价，同时在客观上减少了农民从市场交易中获得收益；另一方面，我们通过提高收购价等政策补贴粮食生产。一手抑制价格，一手提高价格，政策关系还有待理顺。

　　观察过去30年粮食市场的供求关系，不难发现农民粮食生产决策对于市场价格预期存在显著反应。即便没有财政补贴，如果市场粮价上升并使农民相信未来一段时期价格较高，农民就会多种粮食从而使供给增加；价格低了，就调减生产和供给。30年的经验说明，粮食市场确实有波动，然而并未重现历史时期挥之不去的粮食绝对匮乏危机。正是在改革开放制度转变背景下，农民利用现代农业科技等有利条件，分散地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和调节，才使得我们在保障粮食安全目标方面取得历史性进步。

　　从另一方面看，我们过去采取的一些干预市场政策，虽然主观愿望是好的，然而由于从不同方向扭曲了市场机制运行，也让农民和国家付出了不菲的代价。比如说1996年起粮价持续低迷8年之久，确实有粮食市场周期性因素作用，有宏观经济走势影响，也跟政策过度调节不无关系。1994年和1996年，国家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特别是1996年的收购价比市场高出15%~20%，并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由此刺激1996年粮食生产特大丰收，加上1995年粮食丰收却还净进口了400亿斤粮食，结果1997年粮食过量库存2000多亿斤，推动国有粮食企业新增亏损上千亿元。粮价持续低迷成为那几年农民收入不增反跌、城乡差距持续拉大的原因之一。

　　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增收问题，这无疑是正确的。农民增收基本来源应当是依靠市场增收，政府补贴作用应当是比较辅助的。如果过分强调补贴作用，可能得不到预期效果。在市场环境下，政府没有义务帮助某一特定产品生产者一定要赚钱，但政府有义务保护各个市场主体在市场上赚钱的平等权利。现在国际粮价较高，农民好不容易盼到一波好行情，应当在政策上考虑允许农民从中获利。放开粮价，减少贸易限制，让国内粮食相对价格反映市场供求客观因素作用，有助于促进粮食生产，有助于农民增收，也有助于帮助抑制国际市场粮价“超调”，可收一举多得之利。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本版文章，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何勇采写

中国经营报记者：何勇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