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前后

　　沈柬贝

　　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都可以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这一政策让一直以来都在寻找出口的巨额游资着实兴奋了起来

　　

　　作为当地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的周德文，最近天天声称，自己每天要忙不迭地应付前来咨询小额贷款公司事宜的人。

　　最近，浙江省金融办公布了一份《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

　　温州资金的话题一直是经济中令人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今年5月份银监会、央行联合出台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之后，浙江省被作为首个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省份。人们又开始在琢磨：此举是否意味着温州上千亿的民间游资将会进入正统的轨道，或者地下钱庄的运营从此迈上康庄大道？

　　千呼万唤始出来

　　在一个多月前，方培林将开办放贷公司的申请报告呈报到浙江省金融办、苍南县委、苍南县人民政府之后，各方都保持的沉默态度，曾经让方培林有着说不出的憋气。

　　按照5月4日发布的《指导意见》第五条的规定，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并愿意承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省（区、市）的县域范围内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问题在于，眼下国家对于贴近基层需求的贷款公司放开意识很强，认识到民间信用可以进行规范，百姓热情也挺高，但是基层政府却还抱着吃不准的态度。”方培林说。

　　“中央的精神都明确了，就不要再犹豫。这是有利无害的事情，根本不需要太多的管理。”方培林敲着桌面反问，个人借贷本身就是合理的行为，三个人的钱合起来借给别人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在他看来，所谓放贷公司就是以合作的方式把相互间的借贷组织起来，“不过就是多找几个人，只贷不存，将利率保证在允许范围内，怎么会对中小企业没好处？”

　　而且，有此兴趣的远不止方培林一人。《指导意见》发布后，温州当地的政协委员黄伟建，就提交了一份建言温州市政府支持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提案。“一方面是饥渴的企业资金需求，一方面是闲散在外的大量游资。”黄伟建觉得，小额贷款公司刚好可以疏导庞大民间资本并对其施以规范化。

　　“高利贷虽然‘名声’在外，但实际发生量占民间信贷的比重不算最大。不过即便是普通民间借贷，企业其实也有很多为难的时候，熟人之间经常会有很多碍于面子的不得已。”温州某区驻上海办公室的主任对小额贷款也是跃跃欲试。

　　尽管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温州地区的经济将会一蹶不振，但拐点似乎已若隐若现，国家高层领导轮番视察中小企业，或许正给试点推出的小额贷款公司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

　　“牵动高层主要是希望能对中小企业发展问题有所解决。其中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中小企业如何发展的问题，另一个就是解决金融机制的问题，比如商业银行、城市小额贷款公司以及穷人如何贷款的问题。”在温州市委某前任官员看来，融资难的根本问题就在金融机制的问题上，这次试点的意义非常大。

　　“从1985年提出适当发展民间信用，到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规范民间借贷，直到有了现在的《指导意见》。”参透中央精神的方培林一直认为，“我总觉得这是个事情，还是要坚持。”

　　好在这次等待的日子没有那么长。两个月后，浙江省的《实施意见》在众人的企盼中出场了。作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之一的温州，按规定分配到了“11＋5”个名额。

　　下一站，“民营银行”？

　　光从《实施意见》看，门槛似乎不算太高，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都可以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这一政策让一直以来都在寻找出口的巨额游资着实兴奋了起来。此前，温州游资经常被描绘为居心叵测的投机者，时刻在策划着颠覆新兴财富领域的阴谋。

　　但是，寻求出口的人都很清楚：文件的规定还是有着诸多不甚明朗的地方。

　　专门派人蹲点温州关注操作事项的林阿信，早年曾是温州平阳市昆阳城市信用社股东之一。他向记者指出，在监管人的问题上文件规定不太明确。

　　“比如主管部门只简单提到‘相关部门’，究竟是金融办还是发改委，或者其他部门，我们都还没能搞清楚。”林阿信嘀咕道。

　　抱怨归抱怨，林阿信觉得文件总会有一个从宏观到细化的过程。眼下，他倾向于在自己原有的“首华投资”（创业投资机构）基础上组建小额贷款公司以方便今后股份制改造。

　　浙江省的《实施意见》就明确指出，依法合规经营，没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在股东自愿的基础上，规范改造为村镇银行。

　　一位在“阳光政策”之前一直参与放贷的人士表示，现在很多热血沸腾的人参与申请都是看重了今后作为银行发展的潜在可能，对具有融资功效的村镇银行有着非常的耐心。“想做的人都梦想有一天能够通过这个平台融进资金。”

　　林阿信们的高度热情，在此份文件下，就不再难以解释。

　　的确，一年之前市场对于放贷的松动便有了诸多传闻。当时，银监会颁发了《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今年年初，银监会又要求把对小企业的信贷倾斜作为优化信贷资产结构的具体措施，在年度信贷规模中单列计划、单独管理、单项考评。

　　根据《指导意见》，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和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意即可以用于放贷的资金在资本金的150%左右。

　　作为银行，村镇银行的一个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是可以吸收公众存款，这将成倍放大股东的风险收益水平，此外吸收存款相对于拆借资金成本要低，有利于降低成本。而同样的资本金，只要是确保资本充足率在任何时候不低于8％，以及75％的存贷比上限，村镇银行未来可用于放贷的金额显然是数倍于小额贷款公司的。

　　只是令温州资本遗憾的是，几乎就在《指导文件》颁布的差不多时间，浙江两家村镇银行试点仅仅落成于玉环和长兴。

　　没能首选温州，在上述温州市委前任官员看来是一个挺大的遗憾。

　　不过，浙江省金融办一官员对此解释说，长兴或者玉环的工业基础非常好。“去年整个浙江省工业投资增长近14％，长兴的工业就增长了3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省达到15％左右，长兴高达40％，表明这个地区本身基础工业健康，所以能连续强大。”

　　该官员进一步指出，凡是有村镇银行的地方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有够大的客户群体，但是村镇银行又不需要做太大的业务，两三千万就足够。“一般属于工业总量大，新冒出的小企业多，服务制造业数量多的地方。”

　　除此之外，部分有资金压力的企业其实并不愿意跟民间发生融资关系，可是跟银行又挂不上号。“对他们来说，村镇银行对此就能进行弥补。他们能接受公开稍稍高于银行的利息，但不至于被人60％、70％地盘剥。”

　　资金阳光化

　　小额贷款公司的推出，有可能使得民间借贷或者地下资金阳光化，并引导市场利率往低走，这从香港的经验便可窥一斑。

　　按照香港的法定高利贷是可以做到60％。不过实际上，按照竞争机制，香港民间的借贷利率现在只达到10％。

　　只是，根据文件要求，人民银行要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资金流向进行跟踪监测，并将小额贷款公司纳入信贷征信系统。这一点令诸多市场人士退缩。

　　“拿到小额贷款牌照反而不一定是好，相反要受到很多监管制约，尤其还将面临高额的税收。”经营担保公司的曹姓人士跟记者解释，贷款公司靠的是利息收入，征了营业税之后还要加上所得税，跟私人能做的避税相差很远。

　　尽管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商业操作空间非常乐观，但即便兴趣再高，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能超过股本总额10%的上限。

　　根据《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

　　这也意味着，一旦村镇银行试点成功在浙江范围内全面铺开，不管民间的流动资金有多庞大，热情有多高涨，登台唱主角的仍然将是银行业金融机构。

　　但不管怎么说，一位学者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民间融资渠道确实非常有限，现在通过对放贷领域的逐步放开从规范的正面意义上看，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成长起来的融资渠道都会往合法化的趋势发展。

　　“从某种程度上说，浙江省现在的小额贷款试点推广就是一个试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