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内米价被哄抬到70000盾/公斤的那天，武荣南猛然想起自己在永安(Vinh Yen)乡下的婶婶。他当即辗转打去电话，被告知“乡下还有些存米，如果不够吃可以来拿”，武荣南这才放心了些。

　　“说起来很惭愧，我好久没和婶婶联系了。”大学毕业3年，在河内外资公司拿美元工资的武荣南告诉早报记者。他自我安慰般地解释说，小时候觉得乡下很有新鲜感，但如今再回到越北的农村，只觉得落后无聊，与闭塞的村民也格格不入。

　　然而抢米之风越行越盛。在妻子的催促下，武荣南5月底还是坐了趟大巴回农村“探亲”。来回6小时的车程收获颇丰——他从乡下运来10袋香米，当时，这在河内的集市每袋被哄抬到2.5万盾(约合人民币10.3元)。

　　和武荣南一样，河内和胡志明市许多埋头赚钱的中产阶层加入了下乡运粮的队伍。对习惯于商务楼、冰咖啡的越南年轻人而言，国际米价的疯长似乎让他们幡然醒悟——在这个世界排名第三的大米出口国，农民依然是国家支柱。

　　如果不是“米荒”的谣言，占越南人口80%的农民现在仍可能被遗忘着。虽然1986年的“多摩”(doi moi，越南的经济革新)始于农村，但22年后的今天，“多摩”时代的关键词却是工商业和外商投资，和城市里“先富起来”的中产阶层相比，农民并不是经济革新的直接受益人。

　　6月6日，粮食出口禁令生效近3个月后，越南总理阮晋勇宣布，对国内至少390万公顷农田提供保护，以确保越南国内长期的粮食安全。

　　10天后，河内以北50公里的北江省安勇县新民镇，农民们对政府保护措施一无所知。北江省农业与农村发展厅厅长阮文廉(Nguyen Van Liem)向早报记者表示，政策“还没落实到地方”，“我也只是在报纸上看到。”。

　　米贵的代价

　　66岁的何庭事一年前才从镇里的氮肥厂退休，过起了“纯农”生活。记者来到他家时，何老伯的妻子正在小院子里脱谷，老式脱谷机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女主人的脸上布满风霜，手脚被晒成黑褐色，划痕道道。她也戴着竹制斗笠，让人想起河内街头贩卖的那些越南传统绣画，斗笠下的女子却总是水润婀娜。

　　年初的严冬令越南北部红河地带的春收时间延迟了一个多月。原本每年农历4月收获的第一季稻，今年直到6月下旬才能收割。家住新民镇龙池村的何庭事一家也不例外。他们正在准备用于下一季播种的稻谷，身穿深蓝色广告衫的何庭事抓起一把黄澄澄的稻谷说，他家种的是从泰国引进的香米，口感好，售价也较高，在河内超市通常要卖到2万盾/公斤(约合人民币8.3元)以上.

　　何庭事家的院子几乎是个迷你农场，靠近厅堂的柚子树上搭着木鸽棚，院子正前方用篱笆圈起一小片地，种着豆角和各色蔬菜。右手边是个水泥砌起的猪圈，再向前竖着几株果树。眼前这片丰富物产可以让老两口自给自足，在物价飞涨的今天，似乎给人以特别的安全感。

　　不过何庭事说，院子里大部分的产物都是拿去镇上卖钱的，平时只给自己留些蔬菜和稻谷。圈养的几头猪是何家最主要收入来源，一年卖两次，喂猪的净收入有700万盾(约合人民币2912元)。相比之下，何家720平方的稻田，每年产谷500公斤，只能卖300万盾(约合人民币1248元)。这还是今年大米涨价(每斤谷6000盾，约合人民币2.5元)后的收入，去年每斤谷的价格仅4000盾(约合人民币1.66元)。

　　“化肥和饲料今年都成倍涨价，为什么只有谷子涨价有限制范围？”何庭事叹口气。今年农业厅规定普通谷子价格不得高于6000盾/斤，这30%-40%的涨幅和其他开支相比，确实有些不济。

　　但农业厅认为，去年底到现在谷子涨价30%已经是极限，“如果再往上抬价，城里的人都得吃不起大米了。”农业厅长阮文廉说，“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提高谷价，只要不超过政府给出的范围就行。如果太高，粮食公司也不会接受。”

　　和阮文廉的采访约在周六下午。休息在家的阮厅长穿着蓝白色addidasT恤和中裤，赤脚坐在一楼客厅里的红木沙发上。SONY电视里正播着胡志明市电视台的节目。阮家三层小楼的门口贴着一张硕大的牌子，上面写着“出售”的字样。同行的村民告诉记者，厅长一家正准备搬家，新房就在镇上的工业区附近，新造的洋房。

　　44岁的阮文廉大学毕业，仪表堂堂，是越南政府年轻化的代表。唯一与河内精英阶层不同的是，他的英语不太好。

　　这是阮文廉第一次和外国记者打交道，翻译在一旁解释说。阮厅长在半小时的对话中不时露出尴尬笑容，对记者询问的农业政策则一概回答“根据国家政策”或“可以上农业部网站查看详细规章制度”。

　　1986年越南的经济革新从农村开始。2001年最终修改的《土地法》规定，土地归全民所有，国家是土地的所有者，交纳土地使用税和水利建设税后，农民有权对土地进行交换、转让、抵押、出租及再出租，也享有继承权。越南党内人士认为，这是“比中国土改更彻底的私有化”。

　　阮文廉强调说，每个村都有粮食公司(农业合作社)统一向农民收购谷子，这些公司都是私人经营。越南5年前取消了农业税，水利税也于今年取消，阮晋勇政府希望借此减轻严冬受灾农民的负担。

　　负担减轻了，生活质量却不见好转。令何庭事等农民想不通的是，既然电视里说“外国人花很多钱抢着买米”，为什么谷价的涨幅还不如化肥、汽油和生活日用品？

　　“食物或者家里的日用品是属于工业方面的，粮食是农业的。农业涨价肯定比不过工业，生活会受一定影响。”阮文廉对此表示。

　　CPI：农业跑不过工业

　　事实上，无论在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还是在“多摩”，农业赛跑的脚步都远远落后于工商业。

　　今年5月召开的越南国会第十二届第三次会议上，农业与农村发展厅政策战略研究所主管邓金山把“枪口”直接对准只顾横冲直撞的越南工业。他指出，越南70%的化肥和农药都被用于出口，在高价工业原料的压力下，农民还必须把50%农产品供给城市或出口，“农村的压力太大了。”邓说，“越南工业必须对本国需求负起责任。”

　　“经济发展的重点是工业和外商投资，而不是农业。”邓金山说。他委婉指出，为国家出口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却尝不到改革的甜头。

　　光靠卖谷并不能养活自己，这是许多村民的共识。拿何庭事一家来说，他的一子一女都已成家，儿子当兵，女儿在镇上的工厂做工，老夫妻每月的开支仅需40万盾。尽管如此，农产品每年带来的1000万盾(约合人民币4160元)收入仍然让夫妻俩捉襟见肘，特别是遇到红白喜事和其他额外的大笔开支。好在老何原先工作的氮肥厂每月给100万盾(约合人民币416元)退休金，二老还稍感宽裕。

　　在龙池村的400户农民中，何庭事一家算“中等生活水平”，他用手拨着断柄的小茶杯，眼底略带满足。客厅里放着一张挂帘的四方木床，两头分别是旧沙发和木柜。家里没有电话，仅有的两件电器是SONY电视和LG冰箱，虽说看上去像是五六年前的型号，品牌却一如城里人般讲究。

　　龙池村平均每个家庭都有2个(或以上)成员在工厂上班，只有退休后的老人才会专心在家务农。“但是没有弃田不种的。”阮文廉说，“有些农民在外打工，就把土地转让给别人。”外资工厂给的底薪是60万-70万盾/月(约合人民币250-290元)，加上奖金每月收入不超过120万盾(约合人民币500元)。这里的人并不愁找工作，靠近河内的地理优势近年来吸引不少外商投建工业开发区。随着副业渐渐发达，一些农村妇女也习惯在家打零工，每月有30万-40万盾(约合人民币125-166元)补贴。

　　但在越南中部或北部山区，仅靠务农生活的村民就没有那么幸运。当地报纸说，随着今年物价飞涨，有些农民卖粮的钱还不够生活费。“尽管政府正努力改善农民生活，农村的生活水平仍然很低。”负责农业政策战略的邓金山坦言。

　　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正给这个急于经济冲刺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困扰。越南国会第十二届第三次会议的召开正值米价波动之后，于是代表们对农村问题的意见也比往常更为尖锐。来自中部清化省的代表黎文强说，去年的暴雨洪灾已让数千家农户挣扎在贫困线上，各种税费令他们不堪重负。

　　“现在每年只要交4万盾(约合人民币16.6元)居住费，其他税都差不多免了。”何庭事对政府的减税政策相当满意。不过建设农村的其他费用接踵而来，要想把孩子送进村里崭新的幼儿园和小学，一大笔“建设费”不可避免；修路和社区医院也要收费。

　　何庭事说，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是让儿子好好结个婚。在农村，一场体面的婚礼花费大约在3500万盾(约合人民币1.5万元)左右，此外，男方若有条件还要买地盖房，“那就是儿子的事了，我没能力帮他。”

　　何家的两层平房没有刷涂料，木制门窗也极为粗糙，四方的结构更像中国农村的房舍，而河内典型的民居却是窄门深屋的三层，有钱人家则有全套法式装饰。

　　为了省钱，何庭事和老伴已经把食品开销降低到零，只吃些自家院子里种的蔬菜瓜果，“平时不太吃肉，每年过春节才会杀头猪。”家里的储蓄除了给儿子结婚，还要留一部分养老，对农民来说，医疗费“实在太贵了”。

　　“小病不去医院，大病尽量不住院。”何庭事的老伴说。除了军人家属外，这里的农民一般不享受公共医保，而村里最近开始推广的医保每年要交20万盾(约合人民币83元)，大家都嫌贵。于是“只有祈祷自己不生病，否则哪来钱给儿子结婚。”老何苦笑。

　　“多摩”时代：革新之虞

　　在阮文廉看来，他所负责的北江省地区“土地肥沃，农民条件也比较好，靠近河内的地区总体来说比较繁华”。至于CPI的上涨给农民带来的生活压力，阮文廉不以为然地说：“基本上没有农民抱怨，因为这几年他们的生活已经有很大改善了。”

　　在改革的大潮下，如今越南很多农村青年都涌向大城市或者国外打工，特别在北部山区，出现不少缺乏壮劳力的“老年村”。

　　也有些农民因为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厅政策战略研究所今年公布的调查显示，投资发展项目正以每年占用7万亩的速度吞噬着越南全国的410万亩稻田。除了政府工程和大量兴建的外商投资工业园区外，高尔夫球场等奢侈休闲设施也使成千上万户米农被迫迁走。据统计，越南进入运营或纳入建设计划的高尔夫球场共计123个，这些富庶生活的标志耗费了大量农业用水和农药，引起农民不满。

　　在安勇县附近，记者看到正在规划中的“万中高尔夫球场”。阮文廉厅长介绍说，这是中国台湾红海科技集团在北江省投资的一部分，根据去年签订的投资协议，红海集团将在北江建设工业区和服务都市区。“这是农村发展的好事，可以给农民提供工作岗位。”阮文廉对此解释说，“再说高尔夫球场也许是他们为满足内部员工需求而建的，我们不好干涉。”

　　近两年来，农民因征地赔偿不足向地方政府抗议的事件屡见不鲜。今年5月，中部义安省(Nghe An)就曾爆发一次抗议活动，上千名愤怒的农民设置路障，阻止当地修建一个工业区，并称开发商给予的补偿费用过低。

　　在越南，征地的赔偿费由征地者来定，政府提供的赔偿并不高，通常只有3亿盾(约合人民币12.48万元)，但也有财力雄厚的外商给每户一次性发放近十亿盾(约合人民币41.6万元)补贴。在靠近胡志明市的平阳省，由于近年来外商投资猛增，不少农民转眼变成了“富翁”，但好景不常，“这些农民有了钱就到胡志明市、下龙湾去挥霍享受，两手空空地回来，可是土地没有了，日子过得比以前更惨。”武荣南说。

　　对于这个问题，阮文廉显然不愿多谈，他强调，各省的财源环境厅专门负责征地事务，“政府有征地的权利，但是农民可以要求赔偿。”赔偿费用则依据具体情况来定。在北江，近几年的征地约达1.5万亩，主要用于开发工业园区。原先这一地区只有几家中国公司，规模最大的是中国援建的氮肥厂，如今，工业开发区里唱主角的多为中国台湾的制鞋厂和日本的电子设备厂。

　　工业开发区确实为当地带来许多工作岗位，但农民们渐渐发现，开发区里的工作并不适合他们。“每天作息时间很严格，一周只休一天，伙食又差，还不给加班工资。”安勇村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农民说。在南部和中部的外资工厂，最近几个月因为物价飞涨而罢工的事件时有耳闻。对于生活闲散的农村居民来说，开发区的工业几乎让他们“褪层皮”。

　　在北宁省(Bac Ninh)，仅6%的农民在工业开发区顺利上岗，而更多职位“只对有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开放”。武荣南说，这主要是农民教育程度不高所致。武荣南所代表的城市中产阶层对农民有着普遍偏见：“没见过大世面，目光短浅。要让农民接受改革真是很难的事，否则越南的步子还能迈得更快。”

　　在回河内的路上，车载CD机里正在放着一首充满越南风情的民谣。司机说，那是赞美农村的抒情歌，说的是城里的女孩“怀念农村，怀念那里安静祥和、与世无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