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温州，一位制鞋工人下班后走回宿舍。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当地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生存危机。

　　倪云是有着“中国电器之都”美誉的乐清市柳市镇的一位小企业主。和他众多的亲族一样，他都有着不大不小的一家厂子，为他的同乡“标杆”企业正泰、德力西、天正等做着各类配套产品。厂子不大，只有十几个工人，但却凝聚着已近知天命之年的倪云十几年来的心血。

　　然而今年以来，他却有了要不要关停这家厂的想法。

　　以前，他生产“磁光片”的原料是6000元/吨，生产出的成品可以卖6500元/吨。但现在，原料涨到了8000元/吨，他却只能卖到8300元/吨，毛利整整减少了200元。不仅如此，为了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他还从信用社贷了20多万元，千分之八的月息算下来，自己已几无利润空间。

　　“不用想提价，不然你根本卖不出去。”倪云叹息着说，“原料涨价了，大家都共同分担一点，不能指望下游企业就能承担一切。”压力之下，他的一些亲戚已经主动关掉了厂子，但他依然在坚持，“不做这个，我还能做什么？只要不亏本就行。”

　　浙江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企业成本增加12%

　　在温州乃至浙江，这样的故事正在四处上演。

　　除了原料上涨、出口受阻等市场因素外，银根紧缩、节能减排、新劳动合同法出台等宏观政策，正在进一步把长期处于“粗放式生产”的民企发展模式推向危险的边缘。按照温州民营企业促进会秘书长蒋洁的估算，今年以来各项不利因素的累积，企业的总成本将增加8%～12%左右。

　　“不但原料涨了，现在供应商还要求先付款再拿货，代理商又必须赊货给他们，而在以前供应商也是可以赊欠的。”温州富康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光荣觉得自己还算幸运，“至少我们还没有停产”。

　　富康鞋业去年的产值已超过1亿元，尽管由于产品全部内销，没有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但原材料的上涨、工人工资的逐年上升也已让王光荣不堪重负，“我现在最希望就是能拿到银行贷款。”在王光荣身边，已有不少同行出于同样的原因倒下。

　　更可怕的是,这种“倒下”之势已露出蔓延苗头。

　　“温州20%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一再强调，“但不是倒闭！一般来说，企业只有走投无路才会倒闭，一些选择停工或半停工的企业正处于煎熬状态。”

　　支撑周德文判断的，是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一份调研报告——《关于温州中小企业目前存在的状况的初步报告》。这份报告的结论是，目前温州3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有20%左右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的状况，这意味着有6万来家企业正面临生存危机。

　　“这种情况还可能加剧。”周德文忧心忡忡。

　　坚守中等待转机

　　尽管上述数据并不为当地政府所认同，但形势严峻已是不争的事实。

　　早报记者得到的温州市经贸委随后进行的“2008年一季度行业发展情况调研”结果显示，在温州全市26个重点工业强镇的23470家企业中，有1486家处于停工或半停工，停工半停工比例达到了6.3%，其中乐清和平阳的部分工业强镇这一比例在10%左右。

　　“但你要看到，这还是强镇，如果不是强镇呢？”对于两份报告的数据出入，周德文反问。

　　温州服装商会、鞋革行业协会都确认参与了温州市经贸委的此次调研，但对具体破产数据和调查方式，各方均三缄其口。

　　但对主要由各乡镇、行业协会、企业协会自行上报的数据，疑问从未间断。

　　为了更进一步摸底企业状况，温州市总商会目前专门组织了4个工作组下到各乡镇、各企业进行调研，具体数据将撰写成报告提交。

　　“从目前来看，真正宣布破产倒闭的并不多，大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一位参与调研的人士透露，“大家都还在等，有转机或许就会马上开工，从温州人的性格来说，也并不会轻易选择破产这条路。”

　　等待的结果无从得知，但民营企业进入“困难时期”则已成共识。不仅是温州，台州飞跃、杭州南望集团、嘉兴旭莱，一个个地方龙头企业均相继传出资金断链的消息。

　　温州模式何去何从

　　事实上，温州中小企业生存危机的征兆，或多或少早已显现。

　　来自有关方面的数据显示，2007年温州有超过20%的打火机企业没有销售记录。

　　温州市烟具协会会长周大虎对此忧心忡忡：“温州的打火机企业在一年的时间里倒闭了八九成，年初以来，还在生产的大概有三五十家，还有三五十家在硬撑着。”

　　上述一幕，在五金、服装、制鞋等行业也同样在上演。

　　温州市工商部门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仅2007年，温州市注销的企业就有3579户，其中，除了服装、鞋、电器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关停以外，温州的一些特色轻工产业也开始出现危机。温州市工商部门为此特地发布了第一份中小企业“生命周期”的报告，报告显示，近半数当地的中小企业“存活”时间不到4年。

　　周德文撰写的一份关于中小企业的分析报告也指出，中小企业目前普遍出现经营上的困难：开工不足、产品滞销积压、三角债盛行、资金周转困难，甚至出现不少中小企业倒闭、企业家外逃的严重局面。分析表明，温州七成左右的中小企业成长潜能非常之弱。

　　这也被外界视作“温州模式”自身的发展瓶颈。

　　众所周知，温州经济是典型的区域性“块状经济”，在一定区域内，相对集中生产同类产品或系列产品，但由于行业自律的薄弱，市场竞争手段偏重于价格竞争；不少中小企业靠模仿别人的产品来竞争；大量中小企业大都从家族作坊发展起来的，实行的是家族式管理，企业的主要职务由家庭成员担任，经营决策权集中于企业主，由于历史的原因，温州的中小企业主大都文化程度较低，更没有经过系统的现代管理知识培训，由于家族企业的“排异”性，使得中小企业对外来人才“天生”产生排斥，而这样一来，现代企业最强调的“创新”已然很难实现。

　　最重要的则是资金短缺。由于大量中小企业的天然缺陷，相对不规范，造成了他们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长期通过民间资金来进行运转，一旦碰到外部环境变化，生存危机旋即“光顾”。

　　严峻！温州市经贸委在最新一期工业经济运行状况分析中也用上述字眼，形容当下企业面临的景况：1-4月，该市累计完成工业产值1001.47亿元，同比增长14.3%，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 7.2个百分点；企业效益方面，1-3月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27.69亿元，同比增长8.6%，但增幅同比回落20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3.14亿元，同比增长28.9%，增幅同比提高22.1个百分点；亏损面达10.5%，同比提高2个百分点。

　　何去何从？

　　观察

　　为何今年日子最难过?

　　早报特派记者 黄武锋 发自温州

　　“我们开厂10余年从来没有用过银行的贷款，但现在想用了却发现用不了。”苍南县金乡镇一印务公司老板吕大为的话语中透着一丝无奈。银行方面，正是因为其没有贷款信用记录，在信贷紧缩的今天，根本就很难贷款给他，除非吕大为选择全额抵押贷款。

　　“一个年产值已经达到3000万元，40%货物出口的企业，却没有用过一分银行贷款。”这就是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的真实写照。

　　“最低的时候我们民间借贷月利率只有5厘(0.5%)，比银行贷款还便宜。”吕大为需要用钱时，一般都很“急”，但银行光审核流程可能就要半个月，根本等不了。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民营企业传统上会通过亲朋好友拆借或者利用民间资金。

　　通过自有资金流动，供应商一般允许赊欠、接到订单后生产、发货后大概一两个月收回货款，长期以来大量民营中小企业就是通过这种模式，过着自己“滋润”的日子。但信贷紧缩风暴骤然刮起，他们猛然发现，这招不“灵”了。

　　不灵的原因很多。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将其归结为五大因素：宏观调控、银根收紧、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

　　原材料涨价

　　首先在原材料上，以打火机行业为例，其原材料镱、白金、钢等价格大涨，铜从两万元/吨涨到7万多元，锌也从原来的8000多元涨到了近4万元/吨。这样一来，要维持同样的生产规模，所需要的流动资金就遽然加大；而人民币升值和次贷危机更让企业资金链雪上加霜，“早就签好的订单，做肯定亏，不做就丢掉客户”，艰难的抉择下，部分企业选择了继续出口，利润空间继续被压薄。

　　海外“老赖”日益增多，也让出口导向型企业居多的温州民企颇感头疼。商务部研究院根据实际调研、上市公司公告及海关等相关数据，综合得出一个估算值：中国企业被拖欠的海外欠款大概有1000亿美元,并且每年以150亿美元左右的速度增加。

　　新劳动法之痛

　　不利因素远远不止这些。在新劳动合同法和节能减排等各项政策的要求下，企业的利润空间也在一步步缩小。

　　“我们服装行业原来的净利大概在5%左右，现在可能只有3%。”温州服装商会秘书长张琼瑶告诉早报记者，新劳动合同法把部分不合规企业原来通过挤占“员工”贡献的利润吐了出来。

　　“我们现在每年都必须涨工资100-200元，不然员工就会跳槽。”温州富康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光荣对这点有深切体会。

　　瑞安市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黄德奇提供的一份数据则更能说明问题。

　　调研结果显示，年平均劳资成本每位职工同比增加支出在4000元至7000元之间，最高的一家成长型企业达9642元。“也就是说，企业每年要多付4000-7000元左右给员工，如该企业员工为1000人，每年用工成本就需要多支出400万元。”黄德奇说。

　　银行基本停止放贷

　　银根紧缩的效应也正在显现。据知情人士透露，到5月底温州银行业第二季度贷款额度就已用光，现在各银行已基本停止放贷。

　　另一方面，温州的民间利率也在逐步走高。“据我了解，有的利率已经达到了1毛(月利10%)。”温州民营企业促进会秘书长蒋洁表示，银行贷款和民间利率之间存在“杠杠效应”，银行放贷紧，民间利率自然就上升。

　　“但现在还不是民间利息高的问题，是企业根本不可能用。”吕大为分析了他想找银行贷款的原因，“以前借款主要是订单来了，借钱购买原材料，应完急有可能半个月就把钱还了。”而现在是原材料整体涨价，是维护正常生产要钱，不是应急生产，“也就是意味着借款期限必然很长，这样一来谁负担得起啊！”

　　而即使能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大企业也有着苦处。

　　“每年银行贷款那么多，也算大客户了，往年月利率只要6厘(0.6%)，今年却要8厘( 0.8%)，也许还要涨。”柳市一家大型电器企业的负责人向记者诉苦。

　　上述负责人还进一步指出，“我们配套企业一般都有数百家，配套企业和我们是‘鱼和水’的关系，他们贷不到款，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他倒下，必须加快付款周期，让他们能保持生产。”

　　出路

　　企业自救 改行、外迁、引资

　　早报特派记者 黄武锋 发自温州

　　“要么在沉默中倒闭，要么自己闯出一条路。”温州富康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荣发说这话时，语气中透着一股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豪气，“现在是困难时期，但也是发展壮大的好时机，只有做大做强才能不怕风险。”

　　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还很多，首先是希望和银行协商能多增加一些贷款；希望供货商能在合作良好的情况下，恢复以前延期付款的模式；希望能够把自有品牌‘富康’做得更响。

　　困难依旧，但部分白手起家的民营企业家们已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我们新开发了一种笔记本，图案做工上都有了些改进，现在销量很好。”小企业主吕大为告诉记者，“单温州就有30万家企业，你不可能指望政府一家家来照顾。”

　　吕大为还调整了销售策略，出口不赚钱就不出口了，转为主攻内销。在采访他的次日，他还打来电话说，通过阿里巴巴使用网络联保，他已经贷到了70万元，有望稍微缓解资金压力。

　　在温州，广为流传的故事，则是米哥食品的死里逃生。去年底，米哥已经因为资不抵债濒临破产，但在今年4月成功引进本土企业通泰投资，在5月份就实现了重新开业。其原来的老板白创仁转任执行副总，主要负责新产品的生产和开发。

　　“但这并不具有标本意义，从温州人来说很难把自己的企业转手他人。”温州民营企业促进会秘书长蒋洁比较推崇的是“自然股东”模式，即在资金紧张时，也不必借高额利息的贷款，直接选择外来资金入股，但是经营权仍归自己所有。

　　更激进的方法就是整体外迁，这可以有效避免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因素，同时也可以保证配套。据温州眼镜协会统计，仅在江西上饶的余江眼镜工业园，就有搬迁过去的温州企业40多家，已初步形成规模。

　　但外迁也并不是万用灵药。温州服装商会秘书长张琼瑶“就知道有几十家外迁失败的例子”，失败的原因很多就是出于配套、采购的不齐全，“你可能为了一粒扣子还是要回到温州来买。”

　　在张琼瑶看来，眼下最紧要的还是要加强创新，不能把创新放在口头上，“我们现在同样的西服企业，好的一套能赚几千元，差的才能赚几十元。”

　　政府“药方” 国税总局浙江经委紧急调研

　　早报特派记者 黄武锋 发自温州

　　让一些中小企业欣慰的是，他们的困难已经得到了政府的重视。近期，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经贸委已经先后在浙江绍兴、温州、台州等地开展了调研，详细了解中小企业的不同困难及成因。

　　“国税总局来调研时，我已经提交了关于对中小企业各项税费适当优惠的建议，希望能够有所回应。”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这也是我们协会3000多会员的一致愿望。

　　针对个案的拯救也在进行中，据新华社报道，浙江、台州、椒江三级政府在4月份就已经展开了对飞跃集团的援手。通过浙江省政府协调，飞跃集团的各家贷款银行已经达成支持企业发展、不压缩贷款的协议。台州市、椒江区已采取资产重组，临时借用资金，收购资产等方式，积极帮助企业维持正常生产。

　　更大规模的帮扶行动正在温州展开。6月5日，温州市政府召开了名为“政企联动、攻坚克难”企业服务年活动千人动员大会，要求实实在在地帮助企业解决面临的主要困难和突出问题。此外，温州市经贸委还于5月20日牵头举办了银企对接会，19家银行当场签出28个项目总计16.18亿元的贷款授信协议。

　　“虽然现在企业集体呈现出来的是资金问题，但其根源却来自多方面，即使能给他们大量提供资金也不能解决问题，更何况现在银行都商业化了。”对于众多中小企业希望政府能解决融资问题的期待，温州市经贸委办公室副主任林海表示，“我们目前也正在抓紧出台有关扶持政策，前期十五条服务措施已经推出。”

　　据介绍，目前推出的服务措施主要包括鼓励企业创新、标准厂房建设、企业融资服务等内容。

　　“要使中小企业走出危机，必须加快推进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必要时还需要‘壮士断腕’。”温州服装商会秘书长张琼瑶说，他们正准备发出倡议，希望政府能够引导那些无法生存的企业关停并转，化被动为主动，避免由于信心缺失带来对行业的震动。

　　“嵊州领带提价”样本 0.1美元的大价值

　　早报特派记者 吴正懿 发自嵊州

　　在低附加值的纺织品中尚处“利润高端”的领带业，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资金危机。日前，全球最大的领带制造基地——绍兴嵊州市以行业协会牵头发起“集体提价”，成为其谋求全球定价权、破除资金链危机的尝试。

　　这种提振信心式的集体博弈，或能成为长三角“产业集群”突围的样板之一。据了解，浙江省副省长钟山对此曾批示：做得很好，值得总结。

　　利润！利润！

　　6月14日，嵊州“中国领带城”门庭冷落，摊主三三两两围在一起聊天；距其2公里的嵊州领带工业园区，织机声也显得有些低沉。

　　很难想象，这两个地方支起了全球领带业最大的产销线。自1984年产出第一条领带，较早承接国际领带业转移的嵊州逐步成为全球制造基地。数据显示，73万人口的嵊州现有领带企业1100多家，去年领带产量3.5亿条，产值超100亿元，约占全国80%、全球40%；出口80多个国家和地区。

　　但最好的时光似乎已经过去。该市领带协会今年3月调研发现，行业背负着4座“大山”：人民币同比升值近5%；出口退税下调2%，土地税上调0.3%；《劳动合同法》实施，销售成本提高1.5%；真丝原材料价格比年初上涨12.5%。

　　嵊州泰绅领带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告诉早报记者，今年前5个月，由于外贸订单剧减，当地领带企业大概只开了6成生产线。很多依赖采购商订单的中小企业处于微利守业状态甚至亏损。

　　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嵊州领带出口额5515万美元，仅比上年同期增长12%，增幅同比下降大半。

　　0.1美元的博弈

　　转折出现在4月。当月2日，嵊州领带行业协会换届，该市最大的领带服饰企业——浙江巴贝集团董事长金耀被推选为会长。当时，金耀的一席话让在座老总群情激昂：“如果每条领带提价5美分，嵊州领带每年至少多得利2000万元人民币。”

　　几天后，协会决定，年出口额在200万美元以上的25家企业集体提价，每条色织真丝领带提价0.2美元。

　　4月12日，经协商，6家日本市场的采购商同意了0.2美元的提价要求，但全球最大的男士饰品采购商——美国RANDA公司表示“难以接受”。RANDA公司是嵊州领带最大的采购商，去年在嵊州的领带采购额2000多万美元，占该市领带总出口额一成以上。

　　嵊州领带协会副秘书长周庆余对早报记者说，若RANDA同意，就昭示着集体提价“取得了胜利”。

　　不过，事情远没有想象的简单。4月14日，RANDA公司负责人原定与金耀的饭局突然取消。此时，会员企业内部也出现不同声音，部分企业担心一旦谈崩，采购商会将订单转移。

　　“节骨眼上，抱团作战尤为重要。”周庆余关键时刻很坚持。

　　随即，协会4名工作人员全体出动，做老总们的“思想工作”。“游说”之下，7家企业统一口径，与RANDA公司开始了艰苦的谈判。4月30日，包括“巴贝”在内的7家领带企业接到RANDA公司通知：同意从5月起，每条色织真丝领带提价0.1美元。

　　“虽然只提了0.1美元”，周庆余笑道，但嵊州每年出口色织真丝领带约1亿条——这意味着，提价后将增收约1000万美元。

　　副省长的批示

　　跃跃欲试的嵊州，已试图掌控全球领带的定价权和话语权。

　　长期以来，嵊州将意大利小城科墨作为比肩对象。后者有200多年的领带生产史，引领着全球领带业潮流。 “客观地说，嵊州还不足以匹敌科墨。”一位不愿具名的领带企业负责人对早报记者说，嵊州出口领带在国外零售店售价不超过50美元/条，而科墨生产的多在100美元以上，“核心问题是，科墨有全球知名的设计中心，嵊州领带基本是仿冒或照搬其设计，没有创新能力。”

　　嵊州领带无法摆脱采购商的利润“蚕食”，原因便在于此。RANDA公司高级经理钟鹏直言不讳：“现在说嵊州领带掌握全球定价权、话语权还为时过早，如果嵊州供应商只知道提价、不注重提升品质，不排除RANDA重新培育生产商的可能。”

　　另一大瓶颈是领带的原材料“白厂丝”要从浙江嘉兴、广西等地大量外购，价格无法掌控。2005年来，国内“白厂丝”价格波动像是“过山车”，在10多万元/吨至30多万元/吨间摇摆，领带成本难以控制。泰绅领带总经理张帆说，成本难以控制，销售又必须依靠采购商，难免受制于人。

　　“提价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答案，但它提振了信心，也使我们意识到领带业的深层矛盾与危机。”周庆余说，几家大型领带企业正酝酿下几步“棋”：到广西、云南筹建桑蚕基地，减轻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合并、重组现有印染厂，发挥规模效益；收购国外品牌并建立国际设计研发中心等。

　　嵊州领带“集体提价”的另一层意义是，它为浙江“产业集群”在面临外部环境压力时如何走出困境提供了样本。5月9日，嵊州市上报的《发挥协会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嵊州领带协会企业集体提价应对出口困境的做法和启示》被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专报信息》采用，副省长钟山批示：做得很好，值得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