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胡雄

　　5月初的深圳，气温已经达到30余度，但是，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老板丝毫感觉不到初夏的热意，冬天的寒意迟迟没法散去——虽然春节已经过去3个多月，但他们昔日繁忙的工厂车间，依然显得有些冷清，而且他们已经意识到，今年的大环境完全变了，不会像前两年，只要熬上一段时间，工人肯定能回来的。

　　面对此情此景，广东省政府官员及各企业正在思考：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如何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在世界工厂生产线上的打工仔有没有获得满意工薪的可能？面对产业升级的严峻挑与扩大就业的二难选择，究竟该如何取舍？短时间内二者能够兼得吗？

　　企业衰落阴影下的涨薪愿景

　　(旁白：那些曾经创造了一波中国民营经济神话的企业主们，正面临何去何从的痛苦煎熬，为员工加工资显然暂时完全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

　　今年年初，来势异常凶猛的民工荒让很多广东民企老板大呼“这个冬天有点冷”。可在接下来的这个黯淡的春天里，《劳动合同法》、原材料上涨、退税减免等接连来袭，让大量中小民企的老板们终于彻底深陷“寒战”。工资，成了最容易触动他们神经的字眼。

　　5月8日，深圳市重点工业卫星镇布吉镇某民营制衣厂。

　　若不是厂里的年轻工人请假去市区看奥运圣火传递，老板王英哲已经完全忘了这件举国而动的大喜事，充斥在他不安的神经里的，似乎只剩下了那堆凌乱的帐单以及已接近停产的制衣车间。

　　进入工厂大门，绕过空荡荡的仓库，就是如今已不再嘈杂的主生产车间。偌大的车间里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工位坐着工人。2007年底以前，该厂工人数量一直维持在300人上下，过完春节，有半数工人都没有回厂上班，近两个月陆续又走了一些，现在这32人，是王英哲千恩万谢强留下来的熟练工。这些忠诚的员工仍然在紧张地缝纫，但是仅几十台机器发出的声音明显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气势。

　　留下的工人还不知道，就在当天上午，又有两个坏消息传来：被老板王英哲视作转机的一个订单落了空，另一家香港的经销商更是刚刚宣布破商，这意味着对方欠厂里的80余万资金化作了泡沫。工人们更不知道，老板王英哲如今连当月的水电费都要出去借，已经无力支付他们的工资了。

　　今年上半年，上世纪80年代香港产业转移的浪潮开始在珠三角重演，珠三角这个热闹、辉煌的世界工厂，“灭门之痛”似乎在所难免：万余台资、港资工厂关门，上千家小厂破产，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正计划迁离。同时，由此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致使集群链条上的20万家小厂受到影响。

　　最近一两年以来，广东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已遭到一连串打击：人民币升值、次贷危机下的美国经济衰退、形形色色的贸易壁垒、宏调下越来越难的贷款、出口退税率下调……新劳动法更是被劳动密集型企业称为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致命”稻草。“我们其实比的不过是谁死得快。”不止一个老板这样说。

　　全球无可匹敌的中国制造似乎正急速衰落。据东莞海关公布的今年1至2月出口数据显示，传统大宗商品合计出口17.2亿美元，同比下降0.8%，其中家具及其零件下降7.1%，服装及衣着附件下降4.7%， 塑料制品下降9.5%，广东作为全国家电出口的第一大省，今年2月对美出口家电销售额已出现8.2%的降幅。

　　事实上，这是一场潜伏已久的“寒流”，一些长期积弊积弱的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劳工荒等不利因素夹击下的一次危机总爆发。那些曾经创造了一波中国民营经济神话的企业主们，正面临何去何从的痛苦煎熬，为员工加工资显然暂时完全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

　　4月1日，广东最低工资再一次上涨，平均又提高了12.9%，这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人力成本或再提高一成。对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珠三角制造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工人加班曾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获取利润的源泉，但是根据今年1月1日生效的《劳动合同法》，工人加班工资应为平常工资的支付1.5-3倍，加上带薪年假、婚假、探亲假，使得企业用工成本提高了一成，企业越大越危险。“工人不闹事还能扛，一闹事肯定得按法律赔偿，到时只能关门大吉。”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与暨南大学曾经组成“广东省最低工资研究”课题组，对该省12个地区的最低工资制度执行情况等问题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广泛调查，共访问企业600多家。他们的调查表明，如果企业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话，对企业生产经营影响不大。“企业负责人认为，最低工资标准不是企业家投资时考虑的重要因素，最低工资标准对投资者总的来说影响较小。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会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如自身优势、投资环境、行业发展前景等等，而不是仅仅考虑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否较低。”调查报告如是说。

　　而据本刊的调查，拥有如此淡然态度的企业并不是全部，叫苦不迭的中小企业不在少数，一些民企更是换着花样采用损害员工利益的办法来规避制度。虽然在新劳动法的约束下，各大小企业的员工工资都达到了政府规定最低标准之上，但是相当多的企业，在执行上都动了“歪脑筋”，采取了之前的低工资不变，把加班费和补助充进基本工资凑数的策略，这其中包括了一些知名企业。

　　本刊采访到的数位广东省官员和学者对此深表担忧。他们认为，在广东省产业结构艰难调整的大环境下，省内劳动密集型企业实现工人收入倍增难点重重。虽然依靠工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但在市场的强力左右下暂未发挥太大作用，因此目前并无真正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用工资倍增倒逼产业升级“恐有难度”

　　从广东省相关部门官员和学者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已成政府筛选产业的重要手段。“这是一种信号。”广东省社科院学者丁力说。他感觉政府如此决策，不仅是希望企业更关注社会责任，更重要的是欲迫使落后产业加速外迁，为产业升级留出空间。

　　在广东省劳动力市场上，工人与企业在“谈价”问题上，长期处于一种不自觉的胶着状态：在各种生产成本上升的大背景下，为了企业利润，除非逼得开不了工，企业不会主动在人工价格上再轻易让步；而务工者现在似乎也不急，他们也懂得了用脚投票的威力。

　　深圳一家电子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厂对一线生产工人有巨大的需求量，但是一时又难以提供足够吸引人的工资和优厚福利，愿意打这份工的，技能却达不到要求。

　　另一位企业负责人认为，农民工不能为企业创造更高的效益，当然不能大幅提高工资。这位负责人表示，从经济理论上说，高工资能缓解民工短缺，但高工资必然要求高素质。然而，眼下国内农民工素质亟待提高，没有高素质的劳动力，就没有高劳动生产率，产业升级也就无从谈起。　　

　　曾有媒体载文说，靠硬性法规提高工人工资造成的负面效果，在国际上已屡见不鲜。典型如日本，由于采取终身制和立法限制，上个世纪中后期形成的弊端已制约到企业发展，乃至时下成为日本政府很大的社会性“包袱”；德国工会涨工资也超过企业承受程度，使得德国工人没有竞争力量，大量企业移走导致了经济衰退。劳工成本提高，对我国的冲击也许比德日还要大。

　丁力的判断是，通过提高广东省工资收入，用倒逼的方法来促进广东省产业结构调整、逼迫企业产业升级，恐有难度。

　　他认为，提高广东省工资收入会把企业往死路上逼，劳动生产率不是随意就能够提升上去的，制约因素很多。通过收入增加来倒逼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样的好事是不可能有的。

　　丁力说：“目前广东台资、港资劳动密集型企业众多，产业水平落后，属于产业链最低端，劳动生产率不高。收入的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不了，收入就很难提高。而要提高外来农民工收入更难。外来农民工本来就是廉价的劳动力，如果劳动力不廉价，别人就不会雇用他。外来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较低、能干的活比较粗，市场不可能给他们很高的薪水，这是市场定价，不是政府指定的。”

　　在丁力看来，如果通过政策使农民工工资五年内提高一倍，对于广东的发展将是弊大于利。“广东的经济主要靠低成本、低价格、技术含量不高的企业支撑着。如果把工资涨得太高，企业扛不住，就走了。广东省的企业扛不住，国有企业也扛不住，除了垄断性企业。倒闭的后果肯定会由社会来承担，尤其造成缺乏技术的劳动者的失业。这些劳动法规的初衷本是保护下层劳动者，最终也许会反而伤害了他们。”

　　“谁不想造飞机造原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