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央行一篇关于资本账户改革的文章受到关注。该文参照了国际经验模式与中国现实，提出了一个合理审慎的政策路线图。笔者尤其赞同其对于“过分强调前提条件，容易使渐进模式异化为消极、静止的模式，从而延误改革的时机”之见解，并在多个场合和著述中曾强调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有其必要性与紧迫性。

　　但是，至今在学术界和政策界，这仍然是一个敏感话题，简直谈虎色变。主流意见认为资本管制必须慎之又慎，最好等到无限期的未来某个时点，当一切风险都奇迹般消失殆尽之后。

　　正是对于资本账户开放潜在风险的过分夸大，加重了决策层的迟疑不决，已经并可能进一步延误改革的时机，反而提高了中国经济与金融未来不稳定性的风险。

　　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经验表明，对外开放往往能有效促进国内改革，而成功的体制改革又能确保中国从开放中获得最大的惠益。试想，如果没有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所创造的巨大就业机会，国企改革的大规模下岗失业问题几乎无解，由此引发的潜在社会与政治风险将变得不可承受。再如当年高瞻远瞩的中国领导人力排阻力，果断地把中国带进了世贸组织。至于入世以后原先那些耸人听闻的警告预言是否兑现，已众所周知。

　　有人会反驳，资本账户开放与贸易开放性质不同，贸易改革可为实体经济带来效率改善，而资本流动的好处似并无实证支持，坏处则通过金融危机一再暴露。然而，没有实证支持的正是这一观点本身。不能因现行的经济计量模型与手段难以测量高频波动的资本流动，对于投资、消费、就业与生产率的影响，就可以武断地认为自由资本流动没有益处。

　　有人说，中国是一党专制国家，政府控制的金融体系腐败、不透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重复、低效且过度，房地产泡沫巨大，银行隐形坏账惊人，依据经典的经济学分析，中国非爆发金融危机不可。但很奇怪，过去二十年中从墨西哥、阿根廷到日本、韩国、东南亚，再到俄罗斯，甚至连美、欧都发生了危机，惟独中国平安无事。究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实行了资本管制，修筑了一条金融长城。

　　然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堪称世界上最封闭的经济体，实现了最严厉的外汇与资本管制，绝大多数中国人未曾见过美元绿钞。但是，计划经济模式与政策失误，“文革”的浩劫，使得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中国遭遇了真正的经济危机，老百姓为之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了市场经济国家历史上所经历的任何一次金融危机。

　　显然，今日中国之所以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表现出较强的抵御能力，主要还是累进市场化改革所打下的稳固基础，特别是银行业重组改革所带来更加稳健的金融局面，而非资本管制。

　　资本管制在高度封闭的经济体，如今日朝鲜，1978年前的中国，甚至2001年入世前的中国，能做到固若金汤。但作为今天中国这样一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第二大贸易国，资本管制的难度则与日俱增。经验表明，当经常账户开放后，对于资本账户项目的限制容易通过经常账户项目而泄露。资本管制时期越长，效果越差。如果再考虑维持严格资本管制的行政成本，给生产企业、金融机构和普通老百姓带来的交易成本，资本无法优化配置的效率成本，国民储蓄不能实现全球资产组合的预期回报成本，资本管制那层盔甲的保护作用已所剩无几。

　　实证研究表明，脆弱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与政策失误往往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因，开放的资本账户只是外因，顶多放大了经济与金融市场固有的波动性，而非导致波动或危机的根本原因。

　　作者为资深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