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与经济低迷，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被看作全球经济的希望所在。2011年11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六次峰会，寄希望于新兴市场国家救助陷入困境的欧洲债务国，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继续拉动全球经济复苏。从制度层面来看，摆脱和避免债务危机迫切需要加强金融监管，推动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这当然离不开新兴市场国家的参与。因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对潜在的风险决不可掉以轻心。

　　一、发达国家摆脱主权债务危机既要立足自身又要着眼长远

　　主权债务危机正在成为发达国家经济难以自拔的陷阱，这种危机本质上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延续。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和南欧国家经济都是依靠负债消费拉动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这种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在国际金融危机阶段，政府的大规模干预减轻了私人债务的负担，但却加重了公共债务的负担。主权债务危机表明，把私人债务转化为公共债务同样不可持续。目前，美国的债务危机似乎得到了缓解，然而这只是美国政府依靠其世界货币发行者的特权，以进一步的举债掩盖了债务危机。相比之下，南欧国家既丧失了独立的货币发行权，也丧失了对本币汇率的调整权。这就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被推到前台的原因所在。

　　对美国而言，2011年8月2日国会与白宫就国债上限达成一致，避免了债务违约。尽管评级机构下调了美国国债的级别，但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并没有因此而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持有者没有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的缘故，近年来在美国新发行的国债中有近一半是由外国人购买的，其中新兴市场国家又是最大的买家，占一半左右。假如没有新兴市场国家的支持，美国会陷入与南欧国家类似的主权债务危机。但是，未来美国债务的根本解决之道，必须立足自身，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消费方式以及不适当的贸易限制政策。

　　反观欧洲，过去两年主权债务危机不断加深，波及范围不断扩大，后果之严重在欧洲一体化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自南欧国家发生债务危机以来，欧盟先后举行了十多次峰会，不仅引入欧盟大国，而且引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发达国家参与对南欧国家的纾困。但时至今日，欧洲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案还停留在纸面上。在2011年10月的峰会上，欧盟领导人提出了解决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一揽子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扩大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规模。这一方案最大的问题是谁来为其提供资金。欧盟领导人把目光投向以金砖国家为主体的新兴市场国家，并期望在二十国峰会戛纳会议上得到所要的承诺。但最终峰会公报没有对此做出承诺。在2011年12月的峰会上，欧盟26个成员终于就签署新的“财政条约”与提前启动欧元区永久性救助机制达成共识。

　　至于这些举措短期内能否稳定金融市场的信心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仅2012年欧元区到期的主权债务就高达1.4万亿美元。鉴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都程度不同地陷入主权债务危机，没有新兴市场国家的参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很难走出目前的困境。需要指出的是，欧洲摆脱债务危机离不开新兴市场国家的参与，但这并不等于说新兴市场国家单独能够救助欧洲，解决欧债危机主要还是依靠欧洲国家自身的智慧和努力。

　　二、全球经济复苏仍然需要依靠新兴市场国家的拉动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与新兴市场国家强劲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以至于前者面临衰退风险，后者面临经济过热风险。进入2011年之后，受主权债务危机的困扰，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放慢。为此，发达国家寄希望于新兴市场国家改变目前的经济紧缩政策，推动全球经济的持续复苏。

　　发达国家的经济低速增长与主权债务危机形成了恶性循环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长乏力从根本上限制了解决债务危机的出路。没有经济增长，降低债务水平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主权债务危机又制约了经济增长。金融机构因持有的主权债务质量降低，资金平衡表恶化，导致缺乏提供贷款的意愿；投资者因对债务危机的担忧而缺乏投资的动力。在这种意义上，新兴市场国家是发达国家经济摆脱目前恶性循环不可或缺的外部动力。因此，发达国家目前都把扩大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作为走出困境的主要出路。

　　除了经济增长之外，发达国家摆脱主权债务危机的另一个选择就是削减财政赤字。在美国国会与白宫达成的提高债务上限协议中，削减财政赤字就是一个前提条件。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南欧国家的金融救助，也是以被救助国削减财政赤字为条件的，即便是欧盟的大国也都在做出类似的承诺，例如，2011年11月，法国政府宣布未来5年削减650亿欧元的赤字。尽管把财政赤字削减到可持续水平在中长期内有助于经济增长，但短期内却会导致需求不足，进而影响全球经济的复苏。削减债务与推动经济增长正在使发达国家的政策选择陷入两难困境。

　　假如未来发达国家不得已而实施削减财政赤字政策，全球总需求增速放慢将必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克服这一障碍的唯一出路将是新兴市场国家消费需求的增长，以弥补发达国家所留下的消费需求缺口。考虑到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中产阶级规模迅速扩大，弥补全球消费需求缺口的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按照2010年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到2030年，亚洲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将会占到总人口的59％；这些国家总消费规模（以购买力平价为标准）占全球的份额将会从2008年的20％提升到2030年的42％；绝对消费总额预计达到32万亿美元。相比之下，整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消费总额只有30万亿美元。如果再加上其他地区新兴市场国家的消费增长，未来全球消费的格局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三、国际金融体制的全面改革需要新兴市场国家推动

　　国际金融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暴露了金融监管缺位与国际金融体制的弊端，因而加强金融监管与推进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为此，美国2010年制定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全球银行业监管机构巴塞尔委员会也制定了《巴塞尔协议3》。尽管如此，对国际金融危机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华尔街金融机构既没有真正从危机中吸取教训，也没有真正感受到新规则的约束。相反，他们的贪婪仍在继续，高层管理人员仍然可以获得巨额的报酬和年终奖金，甚至可以拿着政府的救助资金周游世界、避暑休假。“大而不能倒”多年来是大型金融机构败德行为的根源，也是铸成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然而，不论是美国通过的金融改革法案还是《巴塞尔协议3》，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及这一问题。

　　如果说加强金融监管是为了防止金融机构的败德行为，那么对于如何防止政府的败德行为，在制度上还没有真正触及。主权债务危机实际上就是政府败德行为的体现。与金融机构的败德行为相比，政府的败德行为更严重，危害程度也更大。例如，美国利用其世界货币发行者的地位实行负债消费政策，主权债务的风险不断积累。然而，它却可以通过扩大债务规模来应对危机。从欧盟对希腊的救助过程可以看出，希腊的“大而不能倒”问题要比任何金融机构都严重，因为欧元区和欧盟难以接受希腊退出的政治经济代价。

　　戛纳会议已经触及“大而不能倒”问题，开始制定对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的强化监管规则。但如何防止政府的败德行为，尤其是拥有世界货币发行权的政府的败德行为，短期内仍是一个很难触及的领域。原因是这需要对现行的国际金融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作为现行体制的受益者，发达国家不可能自愿推动损害自身利益的改革。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重新分配中，足以看出改革的难度，而这一改革还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发达国家的金融主导地位。因而，没有新兴国家的参与，未来的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将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四、新兴市场国家应对主权债务危机面临的风险

　　面对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系列后遗症，新兴市场国家发挥的作用愈来愈大，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新兴市场国家在发挥作用的同时要对可能存在的风险有清醒的认识，因为目前的国际经济体系总体上还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

　　第一，参与主权债务危机的救助存在较大的投资风险。以欧洲债务危机为例，以法国德国为主的救助方与以南欧国家为主的被救助方之间一直存在巨大的分歧。对债务国的救助不仅遭到救助国民众的反对，而且也遭到被救助国民众的抗议。在最新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扩容版方案”中，欧盟大国并非拿不出足够的资金，而是因为政治家无法说服本国民众。更重要的是，欧盟及欧元区成员对于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政治意愿还有待观察。欧洲的民众既不愿单独承担救助债务国的义务，又担心外部救助者介入会冲击其原有的一体化进程。由此可见，新兴市场国家参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救助，有可能面临多重投资风险。

　　第二，放松经济政策引发再度经济过热风险。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并率先走出衰退，步入复苏。但2010年这些国家大都陷入程度不同的经济过热困境，于是它们又不得不采取经济紧缩政策。伴随美欧主权债务危机的恶化，经济增速放慢，新兴市场国家即便国内经济过热尚未消除，也不得不再次放松经济政策。一旦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得到缓解，经济步入复苏轨道，新兴市场国家将有可能重新陷入经济过热的困境。此外，以往的经验表明，国际资本流动还会加剧这种经济波动的程度。

　　第三，警惕发达国家转嫁债务的风险。作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延续，目前的主权债务危机绝非简单的流动性危机。为摆脱危机，发达国家想求助于经济增长，但这在短期内难以取得成效；而求助于削减支出、增加税负面临着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席卷发达国家的“占领”运动就是证明。权衡利弊，发达国家更有可能选择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的政策，从而转嫁债务。美国在短期利率无法降低的情况下，美联储推出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洲中央银行也开始放弃谨慎的货币政策，走向降息之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欧美建议提高央行的通货膨胀率容忍水平，从目前的2%提高到4%—6%。一旦成为现实，作为全球外汇储备的主要持有者，新兴市场国家将不得不承受债务转嫁的压力。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