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全球经济发展形势仍不明朗，金融危机余波犹存，并有深入发展趋势的一年。国际银行业喜忧参半，更多的银行摆脱危机，开始盈利，但多数银行仍未恢复到危机前的盈利水平；美国房地产市场仍处于低谷，次贷危机影响还未消除；欧洲债务危机的深入发展，再次将银行业推到风口浪尖；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名单的确立明晰了从严的国际监管趋势，却不知富于创新的市场又会如何绕道而行；中国银行业快速发展，稳健经营和“走出去”的挑战清晰可见。

本文以2011年7月英国《银行家》公布的商业银行数据为基础，采用评价大型商业银行国际竞争力的“钻石模型”框架（图1），选取2006～2011年每年全球一级资本前120家的银行进行分析，从11个财务指标中提取互不重叠的4个主成分信息，分别定义为：利润竞争力、规模竞争力、稳健竞争力和增长竞争力，以此四方面的平均水平作为综合竞争力的体现。重点分析前30余家国际大银行的竞争力态势和特点，并对2006年以来的竞争力演变进行比较，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观察中国大银行的国际竞争态势。

综合竞争力及其变迁

国际大银行综合竞争力的跨年度平均变化呈明显的“V”型特征（图2），在金融危机最为严峻的2008～2009年出现下探，随后快速回复。2011年，前120家大银行的综合竞争已超过危机前最好水平，前30家大银行的回复更为强劲。从竞争力角度来看，金融危机延缓了国际大银行竞争力的线性提升，但2011年已经回复并超过危机前的水平。与综合竞争力相关性最强的是利润因子，在规模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的情况下，利润的消长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综合竞争力的走势。

从银行间的竞争水平来看，2011年，美国和中国的大银行占据了最具竞争力银行的多半位置，日本的大银行也有不错表现（图3）。中国工商银行综合竞争力排名第1位，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分别列第3位、第5位和第7位，交通银行列第20位。美国的摩根大通、富国银行和花旗银行进入前10位排名。一级资本最高的美国银行综合竞争力排名第11位；资本总额超过2.5万亿美元的两家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和德意志银行——分别排在第9位和第21位。

从2006年至2011年6年间跨越一个危机低谷的竞争力纵向变迁来看，除少数银行的竞争力明显提升外，多数银行的竞争力并没有太大变化，可以说这是国际银行业失去的6年。

首先，2006～2011年，在跨越危机低谷后，只有中国的4家大银行，以及美国的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的综合竞争水平有明显提升，其位置在远离基准线的左上部。而大部分银行在基准线左上方较近的位置，竞争水平虽有所改善，但变化不明显。另外，还有4家银行的竞争水平还未恢复到危机前2006年的水平，它们处于基准线的右下方，分别是美国银行、花旗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其中，后两家银行相较危机前差距较大（图4）。

其次，从2010～2011的最近变化来看（图5），约有多半数的样本银行竞争力得到了提高。其中，中国农业银行、日本瑞穗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集团、瑞银集团和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竞争力提升较为明显。中国农业银行通过重组上市获得了明显的竞争力改善。2011年，仍有10多家银行出现了竞争力衰退，但多数衰退不明显，只有巴克莱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高盛集团的衰退较为明显，主要原因在于其或在一级资本，或在税前利润上有较为明显的负增长。整体来看，尽管更多的银行加入到危机后的复苏过程，但国际大银行并未完全走出危机，仍有相当比例的大银行在增长和发展的边缘徘徊。

要素竞争力比较

利润竞争力显示在全球经济金融波动的影响下，大银行的盈利“版图”发生了深刻变化（图6）。中国的大银行利润竞争力水平最高，竞争优势明显，且在全球危机中一直保持高利润，四大行都进入前5位，规模相对较小的交通银行也有不错的表现，体现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金融改革推进中，银行的强劲盈利能力。美国大银行利润竞争喜忧参半，既有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的较强竞争优势，也有美国银行明显的竞争劣势。欧洲大银行在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中也出现了分化，汇丰银行和巴黎银行等一直保有正利润，且利润摆脱下降，重新回归优势盈利能力；德意志银行和荷兰国际集团等虽然摆脱负利润，但利润仍处于低位，增长不明显。日本的金融集团仍难体现出利润的竞争优势，均排在较为靠后的位置。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摆脱了危机中的负利润影响，利润竞争力恢复到了危机前的竞争优势水平。

规模竞争力与一级资本和资产规模有较强的一致性，与一级资本排名的相关性高达95%以上。规模竞争优势可分为三个阶梯，第一阶梯是前7家银行，第二阶梯是随后的11家银行，它们均具有比较明显的规模优势。从区域分布上看，中国的四大银行均已跻身前两个阶梯，但资产规模与全球最大银行还有一定差距，仅工商银行总资产超过2万亿美元，列全球第10位。美国和欧洲在最大规模银行竞争上基本平分秋色，竞争优势明显。日本银行业虽已辉煌不再，仅有三菱日联集团坚守在前10位；瑞穗和三井虽已风光不再，但仍比其后的银行在规模竞争上有明显优势。

稳健竞争力和利润、规模的相关性较弱，揭示了危机时期银行业的不稳定生存态势。中国的大银行稳健竞争排名均在15位及之后，与国际一流大银行还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资本资产比处于中等水平，资本充足率相对较低。美国的银行和金融集团在稳健竞争力上有明显优于欧洲同业的表现，重点分析的6家大银行集中排在前8位。欧洲银行中，瑞士和英国银行的稳健性较高，法国和意大利银行的稳健性较差，这与其本国的银行经营特色和监管密切相关。日本三家金融集团则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关于稳健性有两点说明。一是资本充足率有区域特征：美国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银行业的风险加权资产，相对提高了资本充足率，增强了稳健性；欧洲银行则面临资本金不足问题，但其资本充足率仍明显高于我国大型银行。二是稳健性说明面对同等风险，银行所表现出的稳健经营能力，我国大型银行近年来盈利很高，得益于国内宏观环境向好，但其稳健竞争力方面仍需提高。

增长竞争力显示危机余波中，国际大银行在扩张中较为保守，增长性不足，多数大银行因子得分在零以下。分区域来看，中国的大银行增长势头最为迅猛，与宏观经济增长和银行业的利润高增长表现一致，其中，中国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最为突出。美国的大银行增长竞争力不足，都排在中等及以下水平，危机延缓的影响效果明显。欧洲的大银行与美国同业处于同样的命运，除德意志银行增长竞争力较好外，其他银行都表现一般。日本的大银行处于追赶态势，三家金融集团的增长竞争水平较强，仿佛有返回逝去光彩年代的势头。

我国大银行的竞争优势与挑战

我国的大型银行拥有较高的利润水平，支持了其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地位，规模不断扩张，快速追赶国际同业先进银行，但稳健性相对不足。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国大型银行既要正视已经取得的成绩，保持优势，又要看到劣势，防范风险。

首先，应当肯定我国大银行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国际竞争中已占有一席之地。在完成股改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我国国有大银行均已跻身全球最具竞争力银行序列，在盈利性和成长性上表现尤为突出。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揭去了发达国家大型金融机构的神秘面纱，我国客户在境内外银行的选择上更加理性，我国的银行在迎战全球竞争中更加自信。“走出去”战略的制定实施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为我国大银行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机遇。

其次，欣喜于高利润但要考虑能否持久，即是否有强劲的实体经济支持利润持续增长。商业银行的发展和利润水平是实体经济发展和盈利能力的体现，最赚钱的银行需要最赚钱的产业和企业为支撑。我国经济仍在高速发展，但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率还不高。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外需不足的背景下，我国经济面临减速风险，高利润企业和产业过于集中，支持实体经济的制造业企业普遍面临压力和困难。企业能否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竞争水平和盈利能力，是商业银行能否保持目前发展态势的关键，而商业银行对企业的支持和“让利”是融洽当前银企关系的重要一步。

再次，大银行的规模扩张是实现规模经济和布局全球竞争的重要步骤，但关键还看能否有效利用资产。我国大型银行的国内扩张一方面会加剧市场竞争，为金融服务的使用者带来实惠，但另一方面也会产生高度集中的金融资源和强化大型银行的服务模式，对中小企业扶持减弱，弱化了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全球扩张则是我国大银行在金融危机中“走出去”的良好选择，有兼并购买和自开分支两种主要方式，都将扩充资产和延伸管理半径，需要谨慎评估投入和产出。扩张中对资产和分支机构经营管理的控制力将挑战我国大银行的经营管理能力，特别是跨国经营管理能力。

最后，我国大银行的稳健性有待提高，如何在信贷快速扩张中提升资本量成为挑战。从监管政策看，我国监管机构以风险防范为首要目标，对银行业持从严监管的态度，积极配合巴塞尔协议实施，并执行比其更为严格的监管标准，对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和稳健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实践看，我国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普遍低于国际同业，不仅在稳健性上有所差距，也限制了自身资产业务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在危机中低价购入金融资产和跨国发展的能力。如何提升资本量，以市场模式实现国家注资，还是不断进行市场融资，都将是对我国金融体系稳健性和信心的考验。

从“系统重要性”看大银行竞争

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于2011年11月4日首次公布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12个国家的29家金融机构入选。这些金融机构由于跨境业务比例高、规模大、可替代性低、关联性和复杂性高的特点，将受到从严的信息披露、资本约束和监管要求。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高度集中在一级资本最高和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银行名单中，2011年一级资本前24大银行中，除中国的3家大行外，全部入选系统重要金融机构；本文列名的最具竞争力银行包含了29家中的23家（未参与分析的有2家数据连续性不足，2家一级资本在40～50位，另外2家一级资本在80～90位）。这一改革举措推动了人们对金融业的再思考，国际金融何处去成为一个问题，大银行全球竞争版图或将改变。

附加资本和新监管要求的实现，将促使撬动金融市场的杠杆支点向操纵者方向移动，大型金融机构操控金融市场的能力减弱。如果说金融市场是亚里士多德要“翘起”的“地球”，则现在的问题是杠杆的支点太靠近地球，撬动起来太轻松。附加资本的做法抓住了最为核心的问题，改变了杠杆的支点，进而改变了市场和银行的力量对比，而且这种改变是动态的。新的监管要求则传达了稳定市场的强烈信号。

加强监管，将推动大银行与经济政治联系更加紧密，政治影响将浓厚起来。经济方面，新的措施强调金融机构应当与实体经济，而非金融市场，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金融机构的首要任务，繁荣金融市场只是派生任务。政治方面，通过首脑会议和金融稳定理事会行事，将大银行竞争与国家金融稳定绑定，商业机构将不得不考虑对经济稳定的影响，政府也将加强对大型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监管与调控。

系统重要性，将推动商业银行经营回归传统，传统业务竞争或将激烈。危机的深入发展促使人们再次思考金融的产生和作用。银行业务的发展已经远超其优化资源配置的设立初衷，空中楼阁无法生存，许多银行开始重新定位其业务范围，回归本土和回归传统的呼声出现。苏格兰皇家银行拟裁撤其投行部门，是此趋势中有力的回声。当然，中国的大银行则由于国际化不足而无法充分支持企业发展和“走出去”战略，未来还将面临一个国际化和市场学习的过程。

本文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00480239）资助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