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是中国经济政策放松之年
货币政策从去年严厉的紧缩转变为放松,数量型工具下调的空间比较大,财政政策有条件更加积极。
去年以来中国GDP涨幅的逐季回落,已引发各类担忧及建议,政策调整已为各界期待。春节前,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屈宏斌对财新记者明确表示,2012年是中国经济政策放松之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有必要放松。
2002年加入汇丰的屈宏斌,现兼任汇丰经济研究亚太区常务总监兼联席主管,他还代表汇丰在中国银行业协会担任研究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加入汇丰之前,他曾在国内主要银行及其他大型金融机构任职。
在宏观政策之外,他在采访中还提出,现在并非中国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理想时机,而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则有了更有利的市场条件。
财新记者:与2011年抗通胀为首要任务不同,温家宝总理近期表示,当前经济核心问题是增速放缓。如何看待2012年宏观经济形势?经济加速下行风险有多大?
屈宏斌:最近几个星期,我们看到经济加速下行的苗头,这个是值得关注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听到决策层说经济的核心问题从抗通胀变为刺激经济增长。如果我们说2011年是通胀年,政策上是紧缩年,2012年则会是宽松年。我们认为为防范经济下行风险,有必要对政策及时调整。
财新记者:基于您对形势的判断,接下来政策应该如何调整?货币政策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之间如何配合?与财政政策又应如何协调?
屈宏斌:2011年实行的是收缩政策,以数量型工具为主,价格型工具为辅。现在由于经济下行风险加剧,政策应该转向宽松。我们认为,数量型工具下调的空间比较大,因为过去上调了很多。价格型工具下调的空间比较小。我们预计未来6个月至少下调3次存准率,利率的下调可能会比较晚,要等到通胀降到3%以下,大概在年中的时候下调25个基点。
不仅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有必要也有条件更加积极。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了24.8%,是超收的。这为今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奠定了基础。如何积极?我认为我们要吸取教训,不要像上次那样只是一味增加投资,而应该要结合减税。在减税方面,步子可以更大一些。不仅是给中小企业减税,还有工薪税。在支出方面,应该更专注特定领域,比如增加财政投入到保障房的建设。
如果这些政策做好了,即使经济出现加速放缓的苗头、外围经济困难、房地产出现拐点,我相信今年经济能够稳定在8.5 %的增速。这个增速在全球范围来看,相当不错。
财新记者:去年以来,温州民间借贷风波发生后,利率市场化的呼声一直很高,但金融工作会议上并没有什么突破。您怎么看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改革的时机和其中的风险?
屈宏斌:中国的利率要市场化,这是一个共识,问题的关键在于实施的时机。我个人认为目前的大环境不是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理想的时机,因为全球范围内利率都在一个非常规的水平。美国几乎零利率,欧洲央行也在实行量化宽松,所以全球来看利率水平不正常。如果在这个时候,中国过快推行利率市场化,必然会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比如说,如果全球利率被人为压低,而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后进一步上升,导致利差扩大,引发套利活动,这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
所以从时机、环境来看,我认为利率市场化是有必要的事,但不是最紧迫的事。我认为现在应该抓紧时间进行金融机构微观层面的改革,比如加强金融机构风险控制能力,加强信贷分析的能力。这也是利率市场化的前提条件,我们要把基础先做好,然后时机成熟时再进行利率市场化。
财新记者:关于人民币汇率,近期有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已经接近均衡水平,您怎么看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
屈宏斌:我们觉得人民币从2005年以来单边升值的故事已经讲完,从今年开始人民币真正进入双向波动时代,因为关于人民币的基本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比如说关于人民币的贸易顺差问题,现在有足够的证据显示中国的贸易失衡已经纠正。贸易顺差在2007 年时占GDP的 8%,那时所有人都认为贸易失衡,而且不可持续,所以有了汇改和其他增加消费的结构性调整政策。
关于汇改,我认为大家有误区。大家总觉得人民币每年升值幅度有限,但累积起来是可观的。从2005年到现在,人民币兑美元升值20%,但更重要的是,人民币相对一揽子货币的实际汇率累积升值30%,这是相当可观的。再加上中国扩大内需的政策,这几年进口增速高于出口增速,所以中国的贸易顺差在过去几年连年下降。到2011年,贸易顺差占GDP降至2% 左右。大多数经济学家会认为,这是基本均衡且可持续的贸易格局。既然如此,未来人民币不会持续单边升值,也不会持续贬值,会维持一个基本稳定的情况。
现在市场出现了对人民币的双边预期,这为增加汇率弹性创造了更有利的市场条件。我希望决策层顺势扩大人民币的弹性。这将导致人民币在维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出现更多的双边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