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2007年年底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影响甚巨。中国经济在充满赞誉和备受指责的气氛中，第一次走到了世界聚光灯的中心。理性思考我国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是后危机时代值得认真考量的问题。

本次危机实质是全球失衡以破坏性方式进行的无序调整。促成危机爆发的成因十分复杂。但是，从宏观上分析，全球经济“被平衡”是本次危机发生发展的真实图景。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06-08年全球经济失衡总规模从上世纪末可以忽略不计，扩大到全球GDP的2.5%。失衡表现方式就是以美国为典型的发达经济体累积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发展中经济体则运行着巨额经常账户顺差；发达经济体疯狂消费，发展中经济体不断生产；发达经济体通过巨额资本流入进行投资，发展中经济体输出实物资本进行储蓄。这种失衡的实质是偿付能力危机，通俗地说，美国消费了大量商品和服务，却是卖方融资，即中国等既卖产品又借钱给美国消费者。

失衡不可持续，总要进行调整，失衡的规模越大、时间持续越长，调整就越痛苦。上世纪末泰国经常账户逆差扩大意外引发了泰铢崩盘，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当前处于欧债危机风暴中心的希腊等国，同时运行巨大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被迫进行财政紧缩和经济痛苦调整。为什么本世纪全球失衡的规模如此之大？答案是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根本缺陷，美元是主权信用货币，又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发行美元本身就是向国际市场发行债务，轻易融资。

当然，失衡的形式也应该受到特别关注。全球失衡累积的巨额资本，主要采取外汇储备的形式表现，导致对全球安全资产的巨大需求。狡猾的西方投行把一批批次级贷款伪装为投资级的安全资产，当次贷发生违约潮时，所谓的安全资产变成“有毒”资产，引发全球各类资产瞬间协同性崩溃。这就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代价，以充满破坏性的无序调整方式—国际金融危机，强制进行调整。

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再平衡不可避免。目前私人部门被迫进行储蓄，这是必须的，因为借债消费不可能永远持续。经合组织预测，整个经合组织今年私人部门储蓄的规模将占到其GDP的7.3%，其中6个成员国私人部门今年的收支盈余将超过GDP的10%，未来全球面临需求不足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后危机时期面临的全球需求基本面已经根本逆转，我们想出口导向也导不起来了，除非我们采取特别惨烈的竞争手段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但是这会导致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强烈怨恨，奥巴马都还要实行出口导向和再工业化，力争美国出口翻番。

危机救助是必要的，但救助是“双刃剑”。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协同联合进行了非凡的纾困努力。各国不仅出台了规模巨大的财政刺激计划和对陷入困境的机构进行补贴、注资、担保；且在货币政策方面，西方主要央行大都实行货币“喷射”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把短期利率降至零利率，大规模购买长期债务工具。这些危机救助措施是必须的，吸取了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教训，使危机初期处于“冻结”的金融市场稳定下来，主权信贷取代私人信贷，击退了通缩力量，阻止了经济滑坡，使全球经济剧烈收缩的最坏情况得以避免。

但是，救助计划也是极具复杂性。对经济的大规模刺激和救助，实质上是政府利用其资产负债表挽救负债过高的私营行业，它并没有解决危机本身，只是延缓了危机的进程，改变了“痛苦的方式”，可能会把主权债务推近名义借债上限，破坏自身偿付能力。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通胀率最终会大幅上升，世界经济将长期徘徊不前。与此同时，美联储一直维持近零利率，并预计将长期不作调整，美元已成为利差交易的主要融资货币，推动了全球高风险资产的价格上涨得过早、过快，涨幅也过大，为下一场危机搭建了舞台。

中国被危机拖累，核心是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走向无助，必须要转变发展方式。危机中，我国经济对西方有毒资产敞口不高，但是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使得全国产值过于集中在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部门，危机发生后的全球需求崩溃，我国经济深受其苦。世界银行根据海关数据估计，2009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率贡献为负4.8个百分点，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在危机中猛烈地撞上了南墙。

与传统智慧相比，我对出口导向模式赋予更多的失败属性。出口导向以外汇储备累积的巨额美元债务工具，不仅收益率极低，而且存在现实的、潜在的违约和贬值风险。虽然我国外汇储备投资组合的结构不透明，但可信的推测是，危机前美国债务主要是私人部门债务，从供给上限制了我国外汇储备投资组合的配置结构。即使我国外汇储备全部配置到美国国债等安全资产，但是未来10年美国包括医疗改革在内的承诺财政支出巨大，美联储不遗余力地推升通胀，外汇储备真的就很安全吗？美元从上世纪70年代退出与黄金挂钩机制，黄金的价格从35美元每盎司上涨到目前的1200美元左右的价格，这种结果想想都可怕。在国际货币体系脱离价值锚进入信用货币创造的时代，全球债务工具的名义及实际收益率下滑、实物资本回报率上升，将是全球经济的内在规律。这是我国被赤裸裸的国际货币体系盘剥的机制，不幸的是美国还在重复“美元是我们的，问题是你们的”。

出口导向导致的国内情况又如何？就是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引发经济过热，推动资产价格膨胀，造成财富非理性转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非理性亢奋导致非理性繁荣”。作为国内基础货币供应的主要渠道，超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动超发的基础货币涌入市场，尽管央行采取了对冲操作，但是直接导致了本世纪初一直处于高位的国内通胀率，推升了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一日千里地上涨。在2003年以来的短短几年里，直接湮灭了白领、精英等中产阶级群体，残酷挤压实业群体，把通胀敏感的城市弱势群体推向生存困境，更遑论农民工了。此外，出口导向和投资驱动也带来了不可持续资源过度消耗、环境达到承载极限等其他宏观问题。

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发展的呢？这是在经济短期增长和结构长期调整的主要矛盾中，我们过分强调保增长，忽视中长期结构调整，以至于在实际政策制定和操作中，形成了稳固的出口和投资利益集团及其发展路径依赖。这套组合政策迫使居民储蓄，形成出口和投资部门产能扩张的资金供应池。总而言之，传统发展方式下消费不足，储蓄率过高，是政策操作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各级政府部门一手垄断了土地资源，用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的比喻，地方政府其行政辖区成为其独立经营的巨大卖场，向前来的投资者收取一次性摊位租金――土地出让收入和分年度的增值税、所得税等税收收入。在各个地方政府卖场竞争压力下，竞相压低租金，给予各种优惠条件。接下来就是高人力成本的外国企业纷纷转向中国，把中国当作一个低成本、高效益的海外解决方案。这个典型的GDP增长故事推高了政府部门储蓄，但是公共财政缺失，政府通过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等社会政策的减负，强制家庭部门进行预防性储蓄。同时，出口企业全球劳动力套利的结果，使得2.3亿农民工工资收入低廉。

再看金融中介系统如何组织收入转移。政府很大程度上掌控着国内融资，不仅控制资金的价格，资金名义利率长期远远低于房地产和实物投资的预期回报率，也控制银行的贷款流向。根据央行数据，超过80%的银行贷款仍然流向了国有经济实体。这种金融中介系统，实质上是银行储户以超低名义利率向国有经济实体进行补贴，考虑到高位通胀因素，储户以实际负利率向国有经济输送利益，帮助银行系统清理巨额不良贷款。本质上是家庭部门向银行、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收入转移。在要求家庭部门向国有经济实体收入转移的同时，还期望消费激增，不是显得荒唐吗？去年“天量”信贷供给引发的投资潮，地方政府原本没有效益的一大批项目得以启动，过不了几年肯定会出现“没有出路的桥”、银行不良贷款等等。

转变发展方式要进行一系列结构性调整。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再平衡不可避免，出口导向的全球需求刺激已经进入逆周期，一个利益集团抢劫另一个利益集团的发展方式正在危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迫切需要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向消费友好型更为平衡的增长方式转变，坚决果断地推动一系列中长期结构调整，哪怕经济增长速度一度慢一点。敢于打破利益集团主导的封闭性，有些结构性改革不要再摸着石头过河，因为这些问题解决原本就有桥。以下的调整是基本的方面。

国际经济方面，核心是立足长远，勾画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路线图，发展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市场，使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占有一席之地，为未来中国国际收支逆差准备国际市场融资条件。同时要深刻认识到外汇储备投资债务工具的危险性，利用危机中全球避险情绪推动美元资产上涨的有利时机，更多配置资源、能源等没有债务方的实物资产。

国内经济方面，大步调整收入分配，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高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要害怕工资上涨丧失竞争力，中国制造的人工成本即使上涨一倍，也达不到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的10%。我国便利的基础设施和巨大市场，也会使转移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业制造显得没有效率。只有收入提高，形成一定规模中产群体，消费才能稳定增长。

考虑到全球再平衡进程，再加大东部沿海地区出口产能投资显得没有效率，相反西部人口密集、自然条件好、具有开发潜力的重点地区的内需投资，边际投资效率是递增的。因此，利用国内储蓄充足的条件，实施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压缩东部地区出口过剩产能投资，加大我国西部地区的投资，鼓励包括国资、民资在内的各种资本对西部重点地区的开发和投资，增强资本积累能力，启动西部消费市场，建设一个全面小康、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西部地区，将是作为大国的中国经济抵御国际经济波动、内向发展的一个法宝。

加快金融中介系统的改革，支持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如果一个金融系统只是吸收储户存款，然后向效率不高的国有经济实体放贷，这样的金融中介系统对社会又有何益？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适时扩容服务自主创新、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证券市场，利用政府工具倾斜资源支持，引导民间资本流向有利于国际竞争力提升领域。

历史证明，任何一次危机都可能孕育着一次新的产业革命或新的产业机会，进而形成和支撑一波超长周期的经济增长。因此，要推动自主创新进程，真正改变中国GDP以纺织、玩具、电子产品代工等低端附加值构成，形成高附加值的产业竞争力，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同时，加快社会领域的政府投入，对垄断性国有企业阶段性利润实施大规模分红，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让家庭部门放心消费，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