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入世时对金融业曾做出两项承诺：承诺遵守国际规则办事，承诺逐步开放市场。这预示着入世后的中国将不可逆转地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到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入世10年，中国银行业不仅成功跨越5年“过渡期”，更严格信守承诺于2006年年底向外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放。中国的商业银行以积极的姿态，持续推进改革转型，在全面融入国际金融市场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的风险管控能力，经受住了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并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为代表的国内领先银行已跻身全球大银行的前列，并正在积极制定和执行各自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努力向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银行”、“全球银行”迈进。

　　“脱胎换骨的变化，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便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对中国银行业入世10年成长路的评价。

　　大开放大发展的十年

　　记者：入世10年，中国银行业在治理模式、风险控制、盈利能力、坏账率等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这一过程的亲历者，您怎样定位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与成就？

　　杨凯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10年，是我国银行业大开放、大改革、大发展的10年。10年来，中国银行业在国际竞争中实现了长足发展，增强了自身的实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成绩斐然。主要表现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建立、综合服务能力的增强、资产规模的扩大、资产质量的提高、盈利能力的提升、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地位的上升等方面。

　　记者：可以更详细、更形象地介绍一下吗？

　　杨凯生：那我就用几个数字来说明问题吧。2005年，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为37.5万亿元，2011年6月末已增长到105.7万亿元，增长了1.82倍，年均增速20.74％。

　　截至2011年9月末，工农中建交五家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分别为3073亿元和1.09％，比2004年底减少1.39万亿元和10.88个百分点。在不良贷款率不断降低的同时，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从2003年底的－2.98％，到2004年转为正值，2005年为4.91％，2010年底提升为12.16％。

　　再来看看盈利水平。2004年至2010年末，工农中建交五家大型商业银行人均净利润从10.9万元提高到36.2万元，增加了2.32倍，年均增速22.13％；成本收入比从43.43％下降至33.19％，下降了10.2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7个百分点。

　　这样的成绩必然会使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截至2010年底，工农中建交五家大型商业银行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共设有89家一级境外营业性机构，英国《银行家》杂志2011年最新公布的全球前1000家银行排名显示，中国银行业已占据了前十大银行中的三席。

　　“狼”带来的压力和示范

　　记者：您认为中国银行业上述成绩的取得，除了银行业自身的努力外，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初的“引狼入室”？

　　杨凯生：应该指出，这是一种并不太准确的比喻。入世以后，国门进一步打开，“狼来了”几乎成了当时中国很多企业共同的忧患，而“来的是什么样的狼”、“狼来了怎么办”成了中国银行业不得不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在中国入世之初，中外资银行在创新能力上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入世刚一年时间，银行业就发生了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2002年3月，南京有一家外商投资公司提前归还掉了国内几家银行的贷款，将融资业务转到了花旗等外资银行的上海分行。据媒体报道，当时该事件的起因是中资银行难以提供“无追索权的应收账款转让”业务。现在看来，所谓“无追索权的应收账款转让”是保理业务的一种，属于贸易金融的范畴，如今中资银行早已对此类保理业务驾轻就熟，但在当时对此却显得很陌生。

　　外资银行金融产品的丰富性、高端客户服务经验以及经营管理理念等方面的独特之处，的确给中国的银行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但也正是在这样的竞争压力下，中资银行不断审视自己，并通过提升自己来化解这种压力，从而形成了对中国商业银行加快转型创新步伐的一种良性倒逼机制。

　　记者：除了冲击和压力，外资银行还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了什么？

　　杨凯生：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也带来了他们这些百年老店的经验，例如其高端化的贴身服务、个性化的理财产品、多样化的投资组合，给中资银行作了很好的示范。为此，中资银行普遍选择了学习借鉴、创新发展的路径。以外资银行为参照体系和竞争对象，中国银行业取长补短，扬长避短，促进了行业整体素质的提高，并对银行业市场结构的调整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部分大型商业银行积极引进境外机构投资者，并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以引资为纽带，以引制、引智、引技为目的，实现战略互补型合作的道路，不仅丰富了股权结构，还有效改善了银行的公司治理、经营理念、管理模式和风险控制。

　　必须坚持改革与开放并举

　　记者：入世之初，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开放曾经饱受争议。10年过去了，本来我们担心会产生的在与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中我国银行将处于不利地位等入世的消极效应，也大多没有成为现实。回过头看10年前银行业入世这一做法，您有什么评判与感受？

　　杨凯生：我还记得10年前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许多人对入世后银行业开放充满担忧与忐忑，甚至也有人说什么“引狼入室”，也有分析断言，外资银行将占有中国20％左右的银行业市场份额，中国金融版图安全告急等等。然而，10年后中资银行不仅没有萎缩，其市场份额、金融产品和服务水平均有大幅提高，在大多海外金融机构遭受金融危机重创时，中国银行业却一枝独秀，外资银行占中国银行业的市场份额也只有2％。

　　应该指出的是，入世10年，外资银行并非没有发展，相反其在中国的资产和利润的增长幅度还要远高于其他国家。截至2010年末，共45个国家和地区的185家银行在华设立了216家代表处；14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华设立了37家外商独资银行、2家合资银行，另有25个国家和地区的74家外国银行在华设立了90家分行。可以说，中外资银行共同分享了入世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历史性机遇。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银行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是中国入世后更大范围内的开放和竞争，大力推进了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步伐，是促使其不断完善经营机制、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结果。如果没有银行业体系内这一系列的深刻变革，中国银行业要想取得如今举世瞩目的成就，是难以实现的，而这一系列发生在中国银行业体系内的深刻变革，如果没有入世以后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的推动，也是很难实现的。

　　入世10年来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和开放并举，以深化改革作为促进开放的基础条件，以扩大开放作为推动改革的外部动力，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着眼未来比反思更重要

　　记者：10年回味，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反思问题和遗憾。如果回到10年前，给中国银行业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您认为，中国银行业应该怎样更好地走好入世这条路？

　　杨凯生：反思问题和遗憾是一种非常好的对待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态度。然而，历史不允许重来，也不允许做太美好的假设。我个人觉得入世10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首先可以证明当时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我国商业银行业改革的一系列决策是正确的，也是有效的。其次要进一步着眼于未来的发展。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银行业未来的入世之路应走向何方？

　　杨凯生：展望未来，我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推进对外开放，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在新的对外开放形势下，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国际金融格局大分化、大调整，将给中国银行业提供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和新空间。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金融风险的全球化特征日益突出、国际市场竞争更趋激烈、国际金融监管强化等趋势也给银行业扩大开放带来了新风险与新挑战。

　　面对新形势，站在新起点，我们应当以全球眼光和战略思维，继续提高银行可持续发展能力和金融创新能力，妥善处理好市场与风险、规模与效率的关系，以及优势和劣势、变化与挑战的关系，营造良好的金融创新生态环境，完善创新管理体制。同时，应继续提高风险防控能力，加快提高全球金融服务能力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能力，积极谋划和稳步推进银行的国际化、综合化发展布局，提高对全球金融资源的定价权、国际话语权以及规则制定权，深度参与国际金融新秩序建设，为我国银行业争取更加平等的国际竞争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