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中国企业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一直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任务。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按照市场导向和企业自主决策原则，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有序到境外投资合作，发展我国大型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且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通的“热现象”。中央企业也一直是“走出去”战略的探索者和引领者。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565.3亿美元，名列全球第五位，其中中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382亿美元，占当年全国流量的67.6%。108家中央企业已“走出去”，设立境外单位5901户，境外资产总额超过6000亿美元。中央企业的境外经营总体上效益是好的，以2009年为例，中央企业境外资产总额占其总资产的19%，当年实现的利润占其利润总额的37%。实践充分证明，中央企业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做优做强做大的有效途径。

　　2011年，美元将继续增发，欧洲金融危机还可能扩散；粮价上涨，中东、北非的一系列动乱促使石油价格猛涨，打乱了世界经济秩序，世界进入了更加不稳定的时期。在这种背景下，中央企业走出国门，海外创业，要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率先制定明确的战略目标。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中央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尤应率先综合考虑各方面优劣，明确发展目标，确定战略重点，正确应对实施“走出去”战略中的各项挑战。抓紧制定落实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总体规划，重点在资源、能源、基建等方面进行海外投资，努力打造产业集群体系。增强跨国经营理念，充分认清未来国际经济发展格局，努力克服企业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时的盲目性与偶然性，大力增强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增强国际市场营销观念，敏锐地捕捉国际市场的变化，制定相对应的跨国经营策略。充分掌握企业生存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国际需求结构的变化。围绕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参与全球竞争，组织足够的资本、人才、技术、品牌等资源并购具有核心能力的目标。

　　第二，以实现产权多元化为基础，率先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不仅是融资方式和融资工具的问题，而且是为“走出去”打造体制机制基础。要知道完善企业自身的体制机制，练好内功是搞好跨国经营的基础。要完善和扩大董事会制度试点，健全独立董事、职工董事的行为规范，建立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运行机制。中央企业之间要加强产权转让和战略合作，突出主业，集中资金资源，提高配置效率，增强企业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

　　第三，以创建企业文化为核心，率先打造国际化人才队伍。中央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要始终保持理性的拓展思路，要有全球的企业文化意识。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改变相对落后的企业管理体制，增强在跨国投资经营方面相关的国际贸易、投资、财务和法律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育具有全球眼光的高级经营管理专业人才。企业体制、专业技能、管理人才等这些方面的欠缺，影响到了一些企业做出科学的决策，“走出去”的战略很难得以实施，削弱了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竞争力。当前企业发展进入了靠技术、靠文化、靠信息进行国际竞争的时代，低成本人力资源不是企业核心竞争力。要促进“引资”与“引智”相结合。拥有较多国际教育背景和经历的高管人员将会提高企业的整合收购效率，提升“走出去”的核心竞争力。

　　第四，以建立风险量化防范机制为重点，率先建立全面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健全和完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促进投资决策科学化，中央企业要按照投资主业的原则，不投资主业以外的境外项目，从投资源头上抵御潜在的各种风险。在实施市场开发、项目投资前，要对海外市场的经济、政治状况、市场环境等进行综合评估，改变企业走出去单打独斗的态势。加强政府对企业“走出去”的监管，商会和行业协会要切实发挥其行业自律、规范和协调企业跨国经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防范风险重要的是防范内外两种风险：一方面，中国企业常面临东道国配额、许可证、技术要求、环保标准、市场准入等方面的限制；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往往在目标市场的投资与出口中仍然存在着低价促销、竞相压价和恶性竞争等现象，既缩小了企业生存空间，也容易引起与国外政府与企业的经贸争端，不利于中国企业形成合力实施“走出去”战略。

　　实施“走出去”战略，实际上是国内国际资源、技术、劳动力、经营、管理和资本等要素相互融合，双向交流，协调发展的过程。应当强调的是，中国企业要携手“走出去”，中央企业要发挥带动力、影响力和控制力。国企和民企、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内地企业与港澳台企业，要发挥各自优势，整合内部资源，通过参与全球市场的经营来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际上，中央企业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才刚刚开始，走向国际化改革开放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中央企业应该重新审视“走出去”之路，冷静思考，把战略重点放在已被探索实践和理论研究证明切实可行的“四控”上。

　　一是冷静地控股份。跨国收购兼并成为“走出去”对外投资的重要方式。通过投资、收购、兼并等多种方式，充分进入资源、资本两头市场，重点进行资源、能源、基建等方面的海外投资。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数量并不多，并购的类型也不是很丰富，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在市场经济国家，大公司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一系列的企业并购和重组的过程。所以，对于国外的大公司，能够做并购重组，并且能够把并购重组做好，是其发展的一项基本功。同样，做好海外并购重组也是中央企业做优做强做大应具备的一项基本功。尤其中国要培育一批行业排头兵企业，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海外并购重组更是必不可少的途径。在企业并购过程中要实现双赢局面，对优质投资项目，中央企业可以先从少数股份开始，充分利用海内外资本市场进行全球融资，促进股权收购的顺利实施。要针对具体并购项目，对收购股价的份额进行大量的专业调研和分析，从风险和产业价值链以及资源整合等方面进行立体的量力而行的抉择。当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一些并购重组项目不具备控股条件时，我们也可以参股经营，暂时不谋求控股权，这样既享受了经营成果，又避免了政治风险，同时降低国外民众对中国投资的抵触情绪。此外，如果投资主体具有品牌、技术、管理优势，也可以采取特许经营的形式，做到既节约资金、避免直接投资风险，又占领了市场。在境外企业经营中采用本地化战略，一方面多雇用当地员工，另一方面尽量实现采购本地化。通过保险手段减少系统风险产生的损失。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加入保险等方法减少境外投资的风险，如世界银行于1988年成立了多边投资保险机构，和国家之间的多边条约一起为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国有化等系统风险提供了条约保证。当跨国公司成为该公约或机构的成员之后，境外投资中的部分系统风险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控制。当损失发生时，也可以申请国际赔偿，为企业的境外投资提供国际保证。

　　二是清醒地控技术。成熟技术和管理经验是中央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中之重，通过并购、兼并等方式获得先进技术专利，尤其是核心技术，实现产业的积聚效应，补充缺少的关键技术、关键环节的企业，推动中国企业上下游链条不断健全和完善，获取先进技术专利和技术研发平台。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在大多数竞争性行业中，价值链的高端还是牢牢掌握在外企手中，尤其是那些拥有全球生产网络、研发能力超强的跨国公司。中央企业要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特点，重点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节能环保等领域。目前看来，像华为这种能从输出产品到输出品牌，抢占欧美国家通信设备市场份额的民营企业在中国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相比之下，外资企业在中国却是遍地开花，几乎每个行业都有外资的影子，而且通常都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因此，中央企业要不断提高在海外并购中对技术和商业知识技能的控制力，牵引和推动投资多样化。结合增加买方信贷规模，通过减免关税等多种途径，促进多边经济技术合作，增加建设项目的技术和智力援助比重，加强人文交流，加大培训、设计、规划、勘探、咨询和技术标准等软援助投入，更多地进入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当地的企业进行强强联合，以提升中央企业的国际核心竞争力。在境外建立技术研发中心，是企业获得技术信息、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吸收研发人才，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中国企业可以通过独资新建或境外并购方式设立一些实验室和研发中心。在建立研发中心的方式上，新建和并购各有利弊。新建独资研发中心，独立管理，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明确，但对当地研发资源的利用不够充分。并购或新建合资的研发中心，则存在合资双方和管理和文化等摩擦。因此，吸引当地优秀研发人才加盟独资研发中心，是比较可行的方法。

　　三是主动地控品牌。中央企业肩负着创建世界级中国品牌的重任和期盼，应该义不容辞成为打造世界级中国品牌的排头兵。通过打造知名品牌，带动更多品牌产品和产业链，要认真总结和推广央企和一些地方的经验，重点并购拥有好的专利、技术、品牌、核心团队、市场的海外企业，特别是在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在品牌时代，不断提升品牌价值，才能牢牢把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同时，对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已经投资过高的品牌公司，通过及时兼并、收购，解决这类企业对新一轮融资的需求。实际上，在国际市场上这类企业的公司名称和商誉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牌。2010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全球最具价值50个品牌排行榜，其中苹果公司以574亿美元的品牌价值名列前茅，成为世界品牌新贵。这一排行榜的突出特点是，科技品牌占据了主导地位，在50个品牌中占30%，排在前5名的有4个是科技类企业。入选这一排行榜的非科技类品牌也大多得益于不断创新而使自身增值，中央企业对这类企业要给予更多的关注。要充分利用专业化的咨询机构、值得信赖的智囊机构和法律顾问。在实际操作中，要讲究战术策略和商业技巧，以实现世界范围内的价值链建设。

　　四是积极地控标准。技术标准、计量标准，标准规范等方面的话语权是衡量一个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分工能力和对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如汽车的排放标准，召回制度的制定等等。近年来，以中央企业为主的中国的机电产品，特别是发电设备、轻工设备、化工设备、冶金设备、轻工和船舶等产品，不仅产品质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成本也比发达国家低很多，而且在产品品种、出口市场、贸易方式、出口企业、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等方面，都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和明显的比较优势。但是，要在国际市场上有更大的话语权，重要的是要在技术和质量标准上加大力度。同时，还要努力提高国际公认的衡量企业竞争力的标准。比如，公司治理效率，投资收益率，持续增长能力等多种形式，大力发展民族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培育和发挥知识产权优势，加快实现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2011年2月开始的利比亚危机，凸显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正如英国《金融时报》转引美国海军军事学院中国问题专家安德鲁·埃里克森的话：“拥有全球利益的中国不能永远搭便车。它需要在关键地区和形势中展示自己的存在，以便彰显自己的话语权”，而制定控制标准就是最好的话语权。

　　总之，中央企业在率先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时，要明确“一个目标”：做强做优做大。要体现“四大率先”：率先明确战略目标，率先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率先打造人才队伍，率先建立风险防范机制。要把重点放在“四大控制”上：控股份，控技术，控品牌，控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