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资本项目开放不能“闯关”
“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是《“十二五”规划纲要》对资本项目开放的表述。夏斌: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今后20~30年内,国际货币体系仍将是以美元为主的多极货币体系,或许美元的地位会相对弱一些。
“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是《“十二五”规划纲要》对资本项目开放的表述。
另一个事实是,目前我国75%以上的资本项目都处于部分可兑换和部分可兑换以上的程度,但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仍落后于市场经济主体需求。
从2009年7月我国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两年间,实现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起步。人民币结算从无到有,再到爆发式增长。截至今年10月,人民币结算业务已经完成在144个国家和地区布局,“人民币结算”累计突破2万亿。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资本项下开放绝对不能有"闯关"思想。因为,这方面的教训远大于经验。我们经不起折腾。必须要稳步向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近日接受《中国经营报(博客,微博)》记者采访时表示:资本项下逐步开放、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金融战略的三大核心内容,这三者之间的进程要考虑好节奏与配合,循序渐进。这是对中国政府的挑战与考验。
但是,“稳步并不是不敢作为,稳步并不是不敢挑战,这是两个概念。”夏斌强调。
而来自央行高层的表态是: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要根据各项条件的变化逐步推进,具体哪一天完全实现可兑换,还是取决于条件。
换言之,资本项目开放的推进不存在一个时间表的概念。
开放速度还不够快
《中国经营报》:对于确定资本账户开放的范围与程度,你曾经提过一个前提性选择:认为要更多地考虑一国国内货币金融管理能力,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是否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构成货币政策与汇率制度选择的环境因素。当前上述前提条件具备了吗?
夏斌:前提条件是一个动态过程,会随着时间不断地发展。我只是抽象地概括,在不同的时期,改革的不同阶段,所形成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事实上,从2009年开始,人民币资本项下一直在开放,并没有停下来。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都在缩小杠杆比例,我们恰恰还在资本市场上放大杠杆比例,比如,我们推出了股指期货等,这说明我们的开放速度没有慢。
其次,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快速发展,也是资本项下开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也是在金融危机中进行的,尤其今年以来发展更快。
第三,尽管我们在大力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但还是不够,我们仍然要加快速度。
打开“通道”仍须冷静
《中国经营报》:有观点认为,设立人民币离岸市场与资本项下开放的次序颠倒了。中国为什么没有应用“华盛顿共识”的开放次序:汇率改革—资本项下开放—人民币国际化。我们面临的困境是什么?
夏斌:我们就是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次序发展,这是我们自主选择要走的路。
按照常识及有关国家金融开放的教训,一国货币的完全自由兑换,必须取消资本管制。要取消这一管制,意味着汇率改革要在先,先要自由浮动。这是常识,也是有些国家的教训,而这些常识背后的理论其实质就是“华盛顿共识”。但是目前,面对缺陷多多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中国自身结构调整的艰难性和长期性,中国的汇率马上选择完全地浮动,肯定行不通。
中国的汇率制度正在改革过程中,客观上还需实行一段时期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我们面临的实际情况是,既要克服美元的负面影响,汇率又不能完全自由浮动,怎么办呢?
在这样的困境下,我们提出了通过创设人民币离岸市场来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即通过离岸市场在向境外部分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同时,又相对隔离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际金融风险向国内市场的传递。同时,不失时机地推进汇率、资本管理改革,来逐步扩大“离岸”与“在岸”之间的“通道”。
《中国经营报》:继人民币海外直接投资试点之后,今年10月中旬,央行又发布了FDI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办法。这一举措增加了人民币回流“通道”,也是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的重要举措,很显然,我们在资本开放方面有意加快步伐。从中可管窥出央行的思路是什么?
夏斌:大的思路就是搞人民币离岸市场,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从2009年开始,我就一直呼吁,人民币国际化的三条核心思路:一是先让人民币走出去,二是让人民币在境外自己“玩起来”,三是要“有控制地”让人民币回流一部分。
FDI的推出就是让境外人民币回来,其实就是增加了人民币回流通道。之前我们已在香港发行主权与准主权债券,境外三类金融机构所持人民币可进入我国的货币市场。
现在的问题是,“通道”能否打得再快一些。譬如能否加快境外人民币基金投资境内?推出人民币QFII?人民币债券对外开放等等?当然这需要统一筹划。但是不管怎么说,同时又要冷静,现在还没有到完全自由打开“通道”的时候。
资本账户:渐进开放
《中国经营报》:美国前财长鲁宾曾经说过:迄今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过程,还没有出现不发生危机的现象。这对中国资本项下的开放有什么警示与借鉴?
夏斌:开放资本项目是把“双刃剑”,既可引入资金促进经济,也可以招引外来资金冲击和内部资金大量外流。与此同时,在国内改革包括经济改革、汇率改革还没到位的情况下,完全开放金融市场绝对会带来灾难性的风险。在这方面国际上是教训多于经验。
从过去几十年,南美、东南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发现,国际金融资本利用这些国家资本账户过快开放而冲击其金融市场所造成的恶果直至今日仍未彻底消除。
所以,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资本项下开放,必须有人民币汇率完全浮动作为前提,而且要相辅相成。但是,人民币汇率的浮动涉及到国内实体经济的竞争,不要说完全浮动,就升值一点点,有些企业就难以承受。所以,目前人民币汇率仍需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慢慢走向弹性汇率制度。在这个过渡期间,我们资本账户必须是渐进开放,大的原则是坚持“主动性、渐进性与可控性”。中国绝对不能重蹈其他发展中国家覆辙。
《中国经营报》:我国资本账户管理下,一方面,对外资产运用效益比较低,隐藏着较大的外部风险暴露;另一方面,资本监管的有效性,同样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尤其在对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的跨境资本流动监管上。这是不是监管的软肋,有何应对之策?
夏斌:我同意,这是我们监管的软肋。其实这几年,我们不停地在加强监管,回过头去看看,我一直都在说监管是有空间的。堵热钱,是很难,但这是必须坚持的方向。我们看到近几年,制度在不停地收紧,严格监督,这说明在调制度之前,我们还是有空间的,只是之前做得不够,这是我们监管的疏漏之处。
中国在资本账户开放的同时,尽快加强并完善金融监管,是极其必要的。对于涉及不同类型的资本跨境流动应采取不同的管制思路。
《中国经营报》: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达到3.2万亿美元,未来可能增加到5万~6万亿美元,如果任何国家愿意持有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我们可以随时兑换。对人民币国际化预期,你最乐观的估计是什么?
夏斌: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今后20~30年内,国际货币体系仍将是以美元为主的多极货币体系,或许美元的地位会相对弱一些。
目前受多种条件制约,人民币并不具备完全的国际化及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基本条件,到2020年前后的战略过渡期内,我们应追求的是“人民币区域化的目标”。
我乐观预测,到2020年,人民币占世界储备货币的比例也许仅仅为3%~5%。对此,我们要有长期努力的心理准备,既不要太悲观,也不要太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