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电影金融 正在步入蓬勃时代
资金方对中国电影业的关切,掺杂着对电影高额利润的追逐,已成为当下电影金融的主题。2009年10月15日,华谊兄弟登陆创业板,成为第一个上市的中国电影公司,标志电影工业通过上市融资获得成功,发行价格28.58元,募集资本超过12亿元。
资金方对中国电影业的关切,掺杂着对电影高额利润的追逐,已成为当下电影金融的主题。不管纵向与中国电影的过往比较,还是与国外比较,中国电影金融正处在蓬勃的时代。
鼎晖创投合伙人王功权在他的微博上说:“不懂得人生的苦难辛酸,不懂得真正母爱和人性本质,不懂得生命真谛和人类的善良,不懂得正直的坚守和心灵的呼唤,不懂得体谅、奉献和牺牲,不懂得很多东西比金钱和物质更重要,不懂得人物每一言行举动所表达的深刻含义,就不会被《唐山大地震》所感动,就不知道它好在哪里。遗憾,我没机会投资它。”
融资渠道拓宽
截至8月31日24时,《唐山大地震》大陆票房已达6.5亿,创下了国产片最高票房纪录,冯小刚导演对该片票房的预计没有落空。而制片人华谊兄弟(300027,股吧)总裁王中军对媒体表示:“7个亿才是目标,中国电影需要大片,没有大公司,拍不出大片。”大片大制作背后是大规模的融资,融资能力成为考验电影企业的重要一环。
上市融资
打破影视作品银行贷款坚冰的,是1992年的《北京人在纽约》剧组。银行先是说没有先例,后又要求抵押,最后又要求满足外汇贷款条件,但剧组最终从中国银行(601988,股吧)获得了150万美元贷款。相当长的时间里,银行向电影、电视等文化创意产业公司贷款,是作为特例或者“新闻”存在着,自1992年《北京人在纽约》剧组取得贷款后的10几年间,通过银行渠道筹资的影视作品依然不是主流。大量影视公司还是走在四处拉赞助的老路上。
2009年10月15日,华谊兄弟登陆创业板,成为第一个上市的中国电影公司,标志电影工业通过上市融资获得成功,发行价格28.58元,募集资本超过12亿元。华谊兄弟的创富效应在影视界显现,中影集团公司已成为中宣部在文化企业上市中推进的重点,中影集团姜涛也表示股份公司将在10月成立,争取明年上半年上市。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也曾向媒体表示,该集团已经做出上市计划的内部方案,准备A股上市,计划上市的资产不少于10亿元。浙江华策影视(300133,股吧)股份有限公司也已过会,长城影视已提报上市资料。
银行贷款
冯小刚执导的2008贺岁巨片《集结号》,获得招商银行(600036,股吧)5000万元的无担保授信贷款。2007年11月2日,首笔文化创业产业中小企业版权保证贷款在北京诞生。北京一家影视公司从交通银行(601328,股吧)北京分行成功获得了600万元的贷款。2009年6月,保利博纳公布股权融资完成时,也宣布获得工商银行(601398,股吧)北京分行5500万元项目贷款,用于三部影片《十月围城》、《大兵小将》、《一路有你》的制作发行费用。
随着国家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扶植,尤其是《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的出台,已有工行、招行、交行、北京银行(601169,股吧)等多家银行介入文化产业融资市场。北京又出台了一些支持政策,目前北京市对已经形成一定规模、获得商业银行文化创意产业项目贷款的企业,按照项目贷款利息总额的50%-100%给予贷款贴息支持,这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可以看到,银行贷款依然是青睐实力雄厚、剧集营销实力强、公司品牌和导演队伍强大的贷款人。北京银行以版权质押方式为华谊兄弟提供1亿元的电视剧打包贷款,共14部456集电视剧,包括张纪中的《兵圣》、胡玫的《望族》、康洪雷的《我的团长我的团》等。为控制风险,北京银行与华谊兄弟约定,银行贷款不能超过其投资总额50%。2008年,北京银行还为《画皮》提供了1000万元版权质押贷款。在这个项目上,北京银行不仅在贷前对借款人提出严格的用款计划、还款措施,采取了个人无限连带责任等有效的担保措施,贷中、贷后还采取了十分严格的监管措施。此外,《长江七号》、《赤壁》、《深海寻人》、《白银帝国》、《爱情呼叫转移》等影片都获得了北京银行的融资支持。
创投基金
中国电影票房以每年超30%的增长速度,吸引了众多创投基金争相下单。红杉资本、IDG、北极光、经纬创投、联想投资、达晨创投、启明创投都是关注文化类公司的创投。
保利博纳分别于2007年7月和今年4月完成了投资机构的两轮融资,金额分别为1000万美元和1亿元人民币,参与者包括红杉资本、SIG海纳和经纬中国等。从保利博纳的豪华机构投资者名单看,这些创投的利益必将驱动公司实现上市。保利博纳总裁于冬表示已经获得美国纽交所主板上市的资格,于冬认为目前的三五年时间,是中国电影民营企业决胜和战略发展的关键期,保利博纳亦趁此机会启动上市计划。
2009年12月,如山创投正式投资长城影视,占其5%的股份。IDG亚洲区总裁熊晓鸽首次“触电”投拍上影集团《高考1977》,此后,熊晓鸽还投资了张艺谋的印象系列、《胡同的阳光》,还有最近上映的《未来警察》,目前他已经有了四五部电影的投资计划。
如今的各大电影节也成了风投竞相追逐的目标,除了电影明星的熠熠星光,人们总能发现一些基金经理的身影,电影节本身甚至常常召开投资论坛,成为资金和项目对接的平台。香港国际影视展及HAF(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已经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影视展以及电影投资会。以外,亚洲电影节及韩国釜山PPP计划、东京影展、上海电影节、中国台北金马影展等也具有一定的融资功能。
民营资本
民营资本投资影视的成功范本很多。看看华谊兄弟的主要股东名单,阿里巴巴的马云、万向集团鲁伟鼎、分众传媒江南春、云锋基金虞锋都赫然在列。随着华谊兄弟的高市盈率上市,这些投资者的投资回报率非常可观。
民营资本中,浙江资本对影视投资的热情最为高涨,华谊兄弟成功上市的示范效应,使浙江民营影视公司近年激增数千家。“华策影视”、“长城影视”、“绿城文化”、“中南卡通”、“南广影视”、“今古时代”等民营影视机构纷纷扩大自己的份额,瞄准资本市场。除了投资影视制作公司,浙江资本还大量涌向电影院线。这是基于影院和院线在电影产业中的分成比例,一部电影全部的票房收入,政府会抽取8.3%作为基金和税,剩下的91.7%中,55%属于电影院和院线,45%属于制作、发行环节,其中15%为发行。粗略一算,制作一部电影,仅能得到电影票房的30%左右。
“据我所知,杭州正在建或是待建的电影院至少有13家,到2015年,杭城电影院的总数将超过30家,增长幅度达300%。”星光院线总经理富海芳称,原先杭州市场上浙江时代院线和星光院线两家独大的局面将被改变,以UME、大地、万达、金逸为代表的民营资本都在迅速投资兴建影院。
无论是横向比较美国等电影工业发达的国家,还是在国内纵向比较房地产产业,中国电影产业还是刚刚开垦的处女地。中国现在有34家院线,1500多家电影院,4000多块银幕,而美国人口仅为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则拥有40000块银幕。去年整个中国电影票房只有43亿人民币,加上各类衍生品和版权收益也就在六七十亿人民币的规模—这差不多也就是北京上海一栋CBD区域的写字楼的市值,与我泱泱大国的文化消费实在是不能匹配。
电影业投资“过热”?
与国内其他行业相比较,电影文化业投资业绩在近几年一路飙升。业内流传这样的传闻:温州炒房团改炒电影了。今年前5个月国内电影票房收入就多达42亿元,电影市场今年涌入了大量“热钱”。不少电影制作人常常接到企业老板打来想“投资”的电话,甚至有温州炒房团成员提议组团炒电影,他们认为投资电影的回报迅速,快的七到九个月就能收回成本,并且投资利润丰厚。以华谊兄弟的《集结号》为例,投资一个亿的项目,从银行拿到了五千万的贷款,实际创造了2.35亿的票房,这样的投资回报率,即使在电影行业不算最高的,但却远远高于社会平均的投资回报率。
能够在以亿为单位的投资量级睥睨如此高的投资回报率的,恐怕只有中国式房地产行业了。仔细想想,就可发现电影与房地产其实是表现为不同产品的同一个行业。电影行业是先融资、搭剧组,基本用三分之一总投资就可以拍成片子,然后营销发行,主要通过票房回收成本,靠卖图书、玩具、DVD等衍生品目前还没形成气候;而房地产商融资、拿地,拿地成本也大约占到总成本三分之一,盖房子、营销、预售回收投资。都是高杠杆运作,高投资回报率,快速的巨额资金回流,很难退货,高度依靠营销炒作,成本不透明,高度垄断或较高门槛。
按照浙江民营资本投资院线的速度,即杭州影院在三年内增长300%,那么理论上,杭州票房收入至少要在三年内增长300%,年化为100%。而近年全国票房的年化增长率在30%左右,理性的投资人应当考虑一个问题:杭州的院线增长是否远远大于当地票房增长?投资是否能获取预期收益?或许,杭州的电影院必须在三年内大量淘汰一部分过剩产能,才能是市场供求平衡,而淘汰的那部分,是老旧失修的老影院?还是费用2-3倍于老影院的时髦高档的“新影院”呢?
或许投资人、温州老板们认为,没有上座率、票房收入不佳没关系,我就当投资店铺、投资商业地产了,只要房地产市场依旧上涨,我购买的用来开电影院的房产依旧可以获得“房产红利”。对于这种赌房地产增值的思维,已经超出了电影产业投资的思维,说明许多民营老板们还沉浸在近年房地产市场的美梦中没有醒来。
如何控制电影投资风险
电影金融的关键环节是所谓的“票房号召力”,这不仅是能否让观众买票看电影的关键,更是电影前期去融资的关键。而“票房号召力”高度凝结在电影导演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投资人士评论华谊兄弟的时候常说“冯小刚依赖症”,冯小刚为华谊兄弟贡献了约半数的收入和票房,华谊兄弟的市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冯小刚导演的创作能力和质量。
但是,艺术家不是机器,艺术家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无法像机械生产那样均等和规律。再勤奋的艺术家,也有相对枯竭和低产的几年,再优秀的艺术家也有不那么令人满意的作品。从金融角度看来,投资的风险和收益过分集中于艺术家,本身就是一件高风险的事情。
因此,许多金融机构会建议融资人采取打包贷款的方式。即放进融资项目的不是一个导演的一部作品,而是多个导演、在多个时段推向市场的多个作品,甚至还要求是多种不同风格和形式的作品。这是金融机构分散投资风险的方式。
同样FOF(Fund of Fund)形式也可以帮助分散风险。作为北京市股权投资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将采取“FOF”的运作方式,直接投资创投基金而非企业和项目。“相较于直接投资项目而言,这种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将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成功的可能性也更大。”深创投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刘纲表示。笔者认为FOF形式使投资避免了单个公司、作品和项目的风险,使投资一开始就是“一对多”。
即便这样,金融机构还是不放心,要求贷款人“个人无限连带责任”。在多笔银行贷款中,王中军都签上了“个人无限连带责任”,家中的住宅资产、艺术品收藏等,均已被银行估值作为担保物。若电影投资无法收回,这些都将被银行收回。
除了银行,信托公司也可以参与到电影金融。信托公司募集资金、受托管理、投资于一个或多个电影项目,信托到期后分配投资收益。由于信托公司可以采取股权或债权形式,比银行投资灵活性高,而且信托是私募,有独特优势。
笔者认为,电影金融产业还将细分出许多服务性的新行当。比如,银行和信托人士经常为前来融资的电影项目的估值所苦恼,如果有既懂电影制作发行,又有财务背景的人来担当评估公司或评估顾问,出具令人信服的报告,就会使投资决策更为科学。还有,在房地产行业,有专业的设计规划公司、施工建设公司、监理公司、营销公司,那么同样动辄数亿数十亿投资的电影行业,却基本处于作坊式状态,无论是风险投资、银行资金还是信托资金,一旦投入,必然需要专业的对电影制作发行进行过程监控的“电影监理公司”,对资金的使用进行审计,对电影的质量进行监督。
中国式电影金融正走在自己的早春,华谊兄弟、保利博纳这些公司无疑获得了先机,正大踏步的发展,但行业的细分将持续走向纵深,还有大量机会等待资金和人才投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