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表示，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结算货币，主要源于市场需求。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账户开放，并不一定遵循特定的先后顺序，而更可能呈现“交叉”演进的态势。

　　11月1日，“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及人民币的角色”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议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共同发起。

　　吴晓灵在研讨会讨论环节说，人民币国际化具有诸多特点。首先，从中央的角度推动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结算货币，主要是遵从市场需求，给市场多一种选择。人民币贸易结算其实并非始自2009年，而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小贸”中就已经出现。

　　危机以来，由于美元波动频繁，马拉西亚、菲律宾等国希望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还有一些国家与中国央行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

　　“总之，市场需要什么，中央不要阻挡什么，这是第一步。”吴晓灵说。

　　其次，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有人民币回流、投资的渠道，这一渠道可以在海外，如香港离岸市场，也可以在境内，比如最近中国放开了银行间债券市场，外资可以进入。

　　第三，香港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练兵场”。如果人民币在香港交易正常有序，香港形成离岸中心。吴晓灵说，“这会使我们看到存在哪些问题，这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但最终，人民币不仅会在香港放开，也将加大境内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开放程度。

　　吴晓灵不同意一些学者提出的，人民币国际化应以资本账户开放为前提条件。她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账户可兑换可以“交叉”进行。二者以实体经济需求为导向，比如人民币债券、熊猫债券、QFII等方式的应用。

　　谈到利率市场化问题，吴晓灵指出，实际上中国利率市场化只差最后一步，即目前仍存在贷款利率下限与存款利率上限。

　　存款利率上限或可能由此造成的负利率，会使资金充裕的储户转向其他市场。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金融“脱媒”，这可以促使中国减少间接融资、增加直接融资。当然，负利率会损害普通居民、低收入人群的利益。吴晓灵建议，推行定额保值储蓄。

　　而在汇率领域，改革的方向是央行真正参照一篮子货币。但也应看到，中国利率在全球处于相当高的水平，与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相对应的中国银行间市场利率达到5%。这种情况下，很难判断升值压力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真实的贸易投资需求，多大程度上来自投机。

　　前段时间人民币在海外无本金交割远期市场(NDF)出现贬值。“个人认为，人民币汇率距离均衡汇率的边界不远了。”吴晓灵说。